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战略决策。学者一致认为,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十五五”期间的核心战略,是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关键之举,旨在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的历史性转变,塑造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新格局。
加快探索有效实践模式
回望“十四五”,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数据显示,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自然指数排名位居全球榜首;PCT专利申请量超过7万件,连续6年世界第一;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攀升至46.3万家,独角兽和瞪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稳居世界第一,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跃居全球首位……这一系列亮眼的成绩,标志着我国科技实力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的能力提升。
“这些成就,不仅体现在原始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不断夯实、技术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上,也体现在区域创新日趋活跃、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突破、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激发上。”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强分析认为。
迈向“十五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际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唯有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引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陈强提出,“十五五”期间,要勇于推动科学研究范式、科研组织形式及技术突破模式的深刻变革,积极探索高等级创新要素向科技和产业关键领域高效汇集的模式和机制。同时,必须下大力气提升“教育—科技—人才”和“科技—产业—金融”两个循环的运行质量及互动效率,打通堵点,连接断点,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频共振。
“十五五”时期,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任务依然艰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表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是重塑经济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引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规模速度优先转向质量效益优先,有助于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夯实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的根基,有力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升级,增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共生,提升体系的适配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非简单地抛弃传统产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建康阐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相互促进、动态融合、协同演进,共同引领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构建起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机制。
“两个创新”深度融合
《建议》着重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二者深度融合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然而,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在源头端和转化端仍存在薄弱环节和多重障碍,制约了转化效能。尤其是如何使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市场,依然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核心难题。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金大卫建议,应着力构建覆盖“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放大—产业化”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可在创新资源富集的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中试基地,大力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共享概念验证平台,实现成果早期验证与工艺放大的无缝衔接,有效降低转化风险,提升转化效率。
数字技术正成为推动“两个创新”深度融合的加速器。邱海平提出,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发展,一方面能够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能够直接孕育孵化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全新的产业赛道,并通过促进跨界融合,形成多元化的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
原始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源头活水,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所在。《建议》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如何突破“从0到1”的原始创新瓶颈?
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姚毓春提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部署,优化国家实验室体系布局与交叉学科群建设,完善以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与激励机制,构建高效转化通道,以原始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壮大。
陈强建议,应从队伍建设、经费投入、平台打造、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改善原始创新的基础条件,提升原始创新活动的质量和效率。同时,要深化评价制度改革,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推动形成宽容失败、潜心研究、追求卓越、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在攻坚克难、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方面,新型举国体制展现出独特优势。姚毓春认为,要健全完善重大科技项目的“揭榜挂帅”与“赛马制”机制,优化科研选题、组织管理与成果转化全流程。要加强国家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协同平台建设,推动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分工互补的创新联合体。为此,还需构建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教育、科技、人才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评价机制、系统管理、资源共享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性壁垒,制约了整体效能的发挥。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文宏提出,未来可建立多维度、差异化的评价体系,引入长周期考核机制,成立高层级的跨部门协调机制进行牵头统筹,建立起高效的沟通与合作渠道。
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与智慧教育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詹泽慧表示,面向“十五五”,有必要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框架下,进一步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构建贯通理论—技术—场景—制度的人工智能赋能体系,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全面提升贡献力量。
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深化变革。为此,文宏建议,要推动高校治理模式向更加科学、民主的方向转变,推动知识体系向“AI+跨学科”融合转型,建立问题导向、弹性灵活的新型管理架构,搭建模块化的跨学科课程体系,构建全周期、重实效的实践教学体系,打造能够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统筹发展和安全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是多元的,既包括“从无到有”培育新兴产业的增量拓展,也涵盖“从有到优”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存量升级。二者共同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对此,王建康认为,传统产业通过引入数字技术、智能装备、绿色工艺等新质生产力要素,能够有效突破原有的效率瓶颈与结构局限,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这种由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驱动的发展形态,正是新质生产力在传统产业领域最生动、最具体的体现。
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更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在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政看来,要着力构建激励相容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包括科研人员、市场主体、企业家、科学家以及经营管理者等创新主体的动力与活力。特别是要协同推进经济体制与科技体制改革,使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让二者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应有作用。要突出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科技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为产业创新实效。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全国一盘棋”,但也切忌“一刀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杨颖提出,各地区应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创新条件,因地制宜、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低水平竞争,努力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要遵循新质生产力要素分布与流动规律,深化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跨行政区的创新链、产业链协同治理机制,着力推动“双链”深度融合,完善跨区域成本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李政表示,要强化顶层设计与安全布局,将安全理念融入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以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筑牢国家安全的根基,推动发展与安全深度融合。同时,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技术、人才、数据等创新资源的多元化配置,以更高质量的发展夯实国家安全的物质技术基础,以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发展行稳致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李永杰、陆航、明海英、查建国、陈炼参与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赵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