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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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游牧社会的转型与现代性.蒙古卷》

出版日期：2013-05

字数： 1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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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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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业经济的去集体化（1991—1992）：经济和社会后果

1991—1992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业经济的自由化主要是以牧业合作社的解体和畜群私有化为标志的。牧民间新的合作方式出现，一些是由政府推动的，另一些则具有更多草根的特点。本文回顾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业经济自由化过程及其经济和社会后果。

引言

自1990年以来，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入了快速的政治和经济转型时期，这是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起的。其目标是建立多党派议会民主和发展市场经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中，畜牧业占据着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后期，畜牧业生产总值占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畜牧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0%。结果导致改革者直接将注意力集中在畜牧业上。对于畜牧业这个经济部门，自由化导致了牧业集体（合作社）的解散和畜群的私有化。牧民间新的经济合作形式出现了，但仍有些牧民不愿加入任何新形式的组织。本文回顾这些变化过程，集中探讨牧业生产组织、牲畜所有权和管理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本文基于1992年9—10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荒漠草原的东戈壁省和中部森林—山地草原的后杭爱省所作的实地调研完成^[1]。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从历史角度概述去集体化过程。第二部分详细阐述私有化过程，它的地方动力机制和区域间的差异，之后讨论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20世纪的蒙古国畜牧业

革命之前（1921年前）

20世纪早期，蒙古地区宣布独立，继续维持着封建—神权国家。旧的封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被保留下来，甚至被进一步加强，同时喇嘛庙拥有非常强大的地位。社会的等级划分很严格，封建领主和喇嘛拥有最高的地位，下面是隶属于他们的牧民，还有隶属于国家的牧民。牲畜数量决定的财富分层具有重要意义，那些最贫困的牧民阶层只能为富裕牧民、喇嘛和贵族劳动。整个国家被分为100个旗（khoshuus，当地封建领主统治的一种封地名称），其大片的领土都在喇嘛庙的统治之下。有关放牧地在旗内的地方首领、寺庙和不同地方社区间的分配，是由旗的统治者决定的。利用几个世纪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来管理协调每个地方社区的放牧移动，仍然是有效的。这些制度规制着除旗统治者以外所有的人，旗的统治者有权跨界和挪用更加便利的草场。他们也掌握着控制和制定政策的职责。但是隶属寺庙的牧民经常违反规定跨界放牧，因为他们有其主人保护。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动革命消灭了贵族和寺庙阶层。到1931年政府废除了所有封建和寺庙等级的特权，没收他们的财产，将他们的牲畜分配给贫困牧民。这样高等阶层就被武力消灭。宗教和宗教仪式被禁止。但这些都没有使畜牧业经济的组织发生改变。贫富差距大大缩小，但仍然存在。1939年，在重新分配封建贵族和寺庙的畜群后，无畜户占所有牧户的1.2%（1924年统计时占5.3%），而中等和小规模牧户（拥有100个大畜单位bod^[2]）达到94.5%，富裕牧户只占4.3%（Szykiewicz，1981：26）。1954年富裕户增长到13%。假定100个大畜单位就是可生存的生产单位在经济和生态上的最低水平^[3]，那么多数牧户在经济上都是脆弱的生产力低的小农。封建贵族和寺庙的畜群没有了，但是基于当地社区的传统土地产权制度仍旧发挥作用。基本的土地单位——部落——被分成了更小的单位和更多的苏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出现了牧区集体化的尝试，但被牧民压制住了。后来，小规模的牧业集体总是被不断鼓励，但除了对富裕牧户施以重税以外，并没有政策给这种集体形式以不同于其他财产形式的区别化待遇。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还是没有针对畜牧业的重要政策转变，牧户继续担当生产的基本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