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以“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为论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首先，从学理上系统地梳理和挖掘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并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标尺，较全面地评价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成就与局限，以深化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它真正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浓厚的研究兴趣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学界对此理论的研究虽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也大量的存在着对此理论的误读甚至歪曲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本书立足于“文本学”解读，几乎通览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的所有已出版或发表的文献，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挖掘和清理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以期较全面系统地显现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文化作用日益彰显的时代，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从文化角度解读殖民，深刻地批判了东方学对东方的“东方化”，阐明了东方学“东方化东方”的目的，揭露了西方对东方社会的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从而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霸权”思想更“丰满”、更具解释力，把马克思主

简介： 本书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西方归因理论只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分析、批判了西方归因理论在解释其他文化背景中人们的归因现象时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从理论上阐明对西方归因理论的吸收和应用必须采取文化批判的态度。在分析中外文化大师们关于中西文化差异观点的基础上，提炼、设计了四对考察中西文化差异的因素：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宿命主义与理性主义，合作主义与竞争主义，自编问卷：《归因文化取向问卷》和《自我和他人成就归因问卷》，以高中生及其家长为被试，用实证研究方法，具体考察了不同文化取向的被试关于学业成败归因的差异性，总结、归纳出中国文化取向被试的独特归因模式，并结合中国文化特点对此进行了解释。

简介： 人人都想拥有真理，更期盼真理能够给予人力量，引领人不断奋进与提升。那么，究竟什么是真理？怎样才能拥有真理?人们探索真理之迷的历程如何？真理涉及哪些问题和关系?人们对它的认识很确定很一致吗？如何确认自己掌握了真理？真理又究竟蕴含着一些什么力量，引导人们乐此不疲、不懈奋斗甚至为之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本书对真理之谜的渊源进行了回溯考察，对真理所涉及的几个重要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究，对真理问题上出现的几个重大争论进行了辨析，最后，从历史与实践的角度，费颂了古往今来在追求与探索真理、捍卫与献身真理历程中所涌现的一个个志士仁人，一步步彰显了真理带给人们的巨大力量。真理就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征程上对未来和理想目标的不断探究、永恒追求与执着信念。它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永恒的内在动力。

简介： 长期以来，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秉持着上述关于“哲学基础理论”的理念，坚持不懈地进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努力通过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来促进哲学的理论创新，并把理论创新的成果转化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力”，形成了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特色的思想传统。本书从不同视角出发，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历史性批判，破除具体历史条件下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其宗旨就是要充分吸取哲学思想史的成就，批判性地反思当代中国人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矛盾，推进中国人和当代人类现实生活的自我理解。

简介： 《实践规范论》是一篇具有探索性和开拓性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初步形成了一个实践规范论的基本理论框架，为理论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开了一个好头。论文选题为学科前沿，研究的起点较高，研究对象与研究对目标明确，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有较多的了解，对实践规范的界定具有原创性，对实践规范论内容的论述较为全面、深入、系统，资料翔实，论据可靠，论证有深度，全文逻辑结构合理。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推动科建设有积极意义。

简介： 中国素有“宗经”、“释经”的文化传统，并因此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经典进行与时俱进阐释之人文传统。这种传统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一定程度上在实践层面已经具有了西方意义上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意味——即“阐释经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性质与存在方式并延续至今。而西方自狄尔泰将阐释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来，经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存在论强化，以及哈贝马斯、德里达、利科等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追问，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西方现代哲学和文艺学的主导性思潮并对中国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不仅基于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对经典阐释的文化特性之需要、而且也是出于西方对中国现代人文研究一种影响最大的理论流派之重视，特别是加上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建设有一个“如何批判性地阐释西方经典”和“如何创造性阐释传统经典”的现实需要，对西方阐释学理论进行认真的研究、梳理和批判，就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张震在答辩时被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理解的真理及其限度》，所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研究工作。这本著作围绕“西方现代阐释学考察”和“西方现代阐释学批判”两个纬度展开，通过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理解与创造”相结合的阐释学观念，具体体现出将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与批判性地审视其可能存在的问题相结合的可贵努力。我之所以赞赏作者的这种“结合”，是因为仅有对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梳理性研究，哪怕这种梳理很下工夫，从“理论”的角度去看也是存在缺陷的。这种缺陷突出体现为研究者不能在充分意识到“理论的主体性”前提下对研究对象保持一种“可审视”的研究立场，因此也就很有可能用学界共认的且自己也不自觉的理论立场为坐标展开梳理，最终就不能使自己的西方理论研究显示独立的品格——这一缺陷，正是国内西方理论研究在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和具体结论上大同小异之根源。张震在这本专著中努力避免这样的研究状况，不管这种避免是否真正成功，也先不论作者对西方现代阐释理论的“问题发现”是否深刻与独到，但以“批判性审视西方理论”为终极目的的意识是渗透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并且建立其论著的基本架构的，我认为是作者在理论必不可少的主体性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同类研究著作中显示出鲜明而独立的特色。这并不是说对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进行细致的研究不太重要，而是说只有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为学术研究的最高目的，一个学者才能对前人和他者的理论进行有真正价值的阐释——即阐释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做准备，阐释的性质是必须弄清思想史上不同的理论家思想上的相异点和相通点，如此才能以有距离的而不是沉湎其中的态度将思想史上各种理论的特征与得失予以清晰的揭示，从而尽量避免以一种既有理论为不自觉的思想依托去对其它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的状况。在本书中，作者从西方古代对荷马和其他诗人进行解释和考证的理智游戏和中世纪的《圣经》阐释入手，以鲍姆加登、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这些西方近代阐释学的奠基人为基础，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的存在论转向为重心，以利科、哈贝马斯、德里达对存在论阐释学的反思和批判为延伸，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西方阐释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及在这条线索上每个理论家与前人思想的相联系处与相区别处。在对他们的分析和甄别中，你首先看不出作者对哪个理论家的理论更欣赏、更情有独钟，也没有因为某个西方理论家更符合自己的理论口味而占据更多的篇幅，这说明作者在阐释学问题上最后更欣赏的其实是自己将要建立起来的理论和观念，也说明作者对西方各个时期的阐释学思想是一种尽量不带主观好恶的客观分析和评价——这里的客观不是指可以准确地描绘出各种阐释学理论的本真面目和本真含义，而是指对研究对象的长处和短处能有一种出于自己理论建构预期的恰当分析定位，从而多少可以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对研究对象因为时代变化而出现的新的阐释之“阐释之不稳定”的情况。如此一来，作者不仅避免了因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在西方阐释学上划时代的贡献而将他们的阐释学分析占据主导性篇幅，给予赫施、阿佩尔、哈贝马斯、德里达同样重要地位的阐释学介绍和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介绍和评价在作者这里是作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批判和审视而出场的。这里隐含的作者意图是：中国学者如果要建立自己的阐释学观念，不仅应该了解西方现代阐释学家是如何相互批判的，而且应该从他们的相互批判中获得尽管不能代替我们的批判但必须予以重视的批判方法之启发，所以梳理西方现代阐释学的发展，某种意义上就是分析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家如何展开“尊重前人但又必须批判前人”的理论实践的。同时，作者对西方理论家论争关键点的细致而简略的分析还隐含着这样的意图：中国学者如果要展开对西方阐释学的批判性思考，就必须绕开和突破西方理论家之间的批判内容，而不能依附于其中哪怕一个理论家的理论作为自己批判的坐标和武器，即：西人说过的中国学者不能再说一遍，介绍西方理论家之间的批判性对话，正是为了警醒中国学者不能以西人的对话为对话。尤其是，作者还帮助我们分析出伽达默尔之后的理论家不仅是如此这般地批判伽达默尔的，也帮助我们分析出这些理论家为什么要批评伽达默尔的原因，“意义”与“含义”、“经验”与“先验”、“理解”与“批判”、“对话”与“解构”……这些有特定内涵因而不能被混淆的概念，正好揭示出后来理论家们要批判伽达默尔并且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概念的原因。所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试图在存在论意义上将这些概念均纳入“传统”或“前理解”之中，并不能就此解决每个理论家所认为的阐释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认识论问题和文本问题。诚如作者所说：“赫施、阿佩尔与哈贝马斯对哲学诠释学的批判的立场主要是认识论的。伽达默尔尽管没有否定诠释学的认识论维度，但他对于诠释学的存在论的层面的强调，使得其哲学诠释学并未在认识论层面上真正的展开。而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这里，伽达默尔遭遇到的多方位挑战，则可以归结到文本问题：文本的意义生成和语言运作方式究竟是无限的延异与撒播，还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辩证统一？伽达默尔对此的回答主要着眼于理解经验的整体把握，但却缺少对作为被理解物的文本自身的运作方式的详细考察”。如果中国阐释学建设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赫施、阿佩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等，他们的理论是否应该成为中国学者既尊重更批判的对象呢？在这样的批判性期待中，上述各理论家的理论局限会以怎样的面目向中国读者敞开呢？事实上，从《理解的真理及其限度》中，作者提出的“理解与创造”的阐释学观念，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西方理论家的局限是如何在中国学者眼里开始出现的，或者准确地说，作者是努力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由中国学者进行批判后的西方理论局限之敞开的。作者认为：西方“现代诠释学极为重视创造的问题。但是，诠释学视野中的创造，实际上是包含在理解的活动之中的创造或’再创造’，因而是诠释学的固有的意义内在性的限度之内的创造。在我看来，这种创造的观念因为并未面对作品的世界构形、意义生成与真理发生的问题，因而缺乏存在论上的彻底性。存在论意义上的创造不能被限制在理解的概念的视野之中。就作品存在而言，创造是与理解相并列的基本的艺术经验。因此，诠释学把创造纳入理解概念的内涵之中，与其说是彰显了创造，不如说是遮蔽了创造”。在我看来，张震这种对于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局限的见解十分重要，因为“创造”是作为西方宗教精神二元世界的紧张关系而存在的一种文化无意识和元意识而存在的，所以没有一个西方理论家是直接以“创造”来作为他们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本体论命题的。像“上帝”是一种无可把握的存在一样，“创造”也是一种无可把握的灵感性存在或天才性存在。也因此，“创造”这个概念在西方并未形成专门的理论，也未有过理性意义上的方法论之探讨，但这似乎并未影响西方理论家和艺术家的创造性实践。但这种并未影响，却不能成为“创造遮蔽于理解”中是正常的理由。张震认为：“理解的存在结构乃是一种先行意义设定的封闭性的循环结构。尽管这种封闭性的循环结构具有其内在的无限性、开放性与未完成性，但是，这种无限是有意义的限度内的无限，开放乃是自循环的界域内的开放，而未完成性则是动态增殖的未完成”，这种增殖并不能回答作者所说的“作品如何从意义之‘无’向意义之‘有’的突破与生成的问题”；“与此不同，创造的存在结构则是冒险。它具有偶在与异乎寻常的特性。它是连续性的中断与悖论式的聚集。因此，创造就其存在结构而言，恰恰是理解的封闭性与循环性的中断。创造正是理解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张震如此理解“理解”与“创造”的区别，意味着在西方内含“创造”的“理解”，因为“理解”本身受制于伽达默尔意义上的“传统”和“循环”的制约，所以“创造”即便出场也不会发生“理解的断裂”现象，这样就可以把尼采和海德格尔出现，理解为他们分别衔接上古希腊的艺术精神和文化精神——这种原始酒神和筹划精神只不过是被西方理性文化传统遗忘或遮蔽了而已。但如果这样理解海德格尔的“诗性存在”与尼采的“酒神精神”，似乎又低估了两人对西方理性文化的“断裂意义”。所以，如果强调“断裂”对“理解”的突破，就应该引进“创造”，将“创造”与“理解”并列，由此才能弥补伽达默尔过于强调受传统规定的“理解”之不足。我认为注意到西方现代阐释学的如此问题，是张震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中国现代阐释学何以可能”之问题。因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本身就是在“受制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受制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徘徊的，因而很大程度上没有走出中西方文化思想传统所规定的视域，这样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突破两者视域的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阐释现象，自然就缺乏理论的原创性。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无论是后现代的西方阐释学，还是今天正在建设的中国阐释学与艺术解释学，在尊重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划时代贡献时，在把理解问题上升到存在论和本体论高度时，更需要将“什么样的解释”之问题纳入存在论和本体论的思考之中。如果“什么样的解释”使张震分化出“理解”与“创造”并列的结构，如果“理解”在伽达默尔那里是“理解与前理解的循环结构”，那么“创造”的内在结构是什么，就成为作者需要初步回答的问题。作者认为：“创造的存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具有和理解相反的特征。如果理解的存在是一种循环的结构，那么，创造则是非循环、非连续的。这也就是说，与理解的意义先设相反，创造本身并不事先设定什么，因而也就不存在自我循环的可能”。某种意义上我赞同张震这样的对创造结构的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有助于中国学者深入思考“积累”与“创造”的关系。很多学者的看法是：没有积累怎么可能凭空创造？但都混淆了“积累”有思想性质的依附和观念材料的依附的不同性质。如果是前者，我们就会依附于儒家的“仁”为世界观，而很容易只是对“仁”做与时俱进的阐释，在我看来这就不是创造，传统的理解也没有发生中断；但如果你把儒家的“仁爱”和西方的“公正”都作为观念材料来对待，用自己的思维方式统摄它们产生一个新的独特的概念来完成这种统摄，使“仁爱”和“公正”都不具有对观念性质的决定性，这才涉及“创造”，也才能完成传统理解的“中断”。但问题在于：非循环的创造、理解中断的创造与作品的“意义的生成”是怎样的关系？“意义的生成”该怎样规定？是能够解释所有的作品？还是只能解释一部分经典作品？意义生成的“无”和“有”该怎样进行理解才能具有“理解的中断”之性质？艺术是否具有“理解非中断”的但是仍然有“意义的生成”的现象？这些问题，我认为是在本书中展开还不够因而有待于作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如果不能深入这些追问，“创造”与“理解”并列的愿望最后未必不会落空。我曾经对我的研究生说：我从不要求你们接受我的看法，我更感兴趣你们能提出与学界不一样、与我也不一样、并且有充分论证和推论的观点和思想，那样我认为我才尽到培养你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学者的责任，但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你们要懂得一些基本的路径与方法，这些路径与方法包括：独特的问题、批判的意识、自己的观念生产。从本书中我已经初步看到了这样的路径与方法，所以具体的观念结论，则是可以容学界进一步讨论的。为此，我为张震这本书终于可以公开接受学界检验而欣慰。吴炫2010年8月14日于上海

简介： 本书致力于对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做出哲学性的思考。全书包含三个部分：第一篇“教育漫谈”，包含十三篇教育文章，论及中一美基础教育的差异、高等教育如何教书育人，以及为人父母者如伺做好孩子的“老师”等问题；第二篇“万象杂说”，是对当下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问题、二胎问题、追星问题、饮食文化等话题的漫话随笔；第三篇“哲思片简”，包含一些图书评论和元哲学问题的形上思考。全书力求摆脱学院化的文风，又不拘泥于具体事件的琐碎分析，而是试图从个体安身立命的思想经验出发，借助儒家学问义理和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面相加以阐释发微。

简介： 基于当代西方英美政治哲学平等主义的理论背景，本书以当代西方五位代表性学者的平等物理论（罗尔斯的基本益品平等、德沃金的资源平等、阿内逊的幸福机会平等、森的可行能力平等以及科恩的优势获取平等）为逻辑主线，通过梳理和辨析这五位代表性学者对平等物问题的不同理解，阐释了平等物问题的出现、演变过程以及各平等物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主要区别，再现了平等物问题研究的基本脉络。本书认为，当代西方平等物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是平等物范围的逐步扩大和个人应负责任范围的逐渐缩小，西方学者的这些理论研究使人们对平等的解读从形式平等走向了实质平等，也使平等主义逐步延伸为运气平等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学术界对平等主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