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苦粒齋漢學論叢》是鍾如雄教授從事漢學研究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全書收集文字學、詞義學、語法學、訓詁學和律體詩學等方面的論文40篇，約40萬字，其中有關古文字、異體字的考正結論己被修訂版《漢語大字典》（2010年）採用，是從事漢學教學和研究者重要的參考文獻。

简介： 《金瓶梅》研究已经成为显学，“金学”在学界已经和“红学”一样已经被大家接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瓶梅》研究在文学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可谓生气勃勃，百花竞放。《金瓶梅》的语言研究，指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语言学方言学方面的研究，情况就比较特殊。中国方言学的开创，从20世纪20年代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算起，至今还不到一百年。所以，八九十年代编写的各种有关《金瓶梅》的字书、词典、百科辞典，虽然都涉及《金瓶梅》的语言文字，但从语言学专业角度编写的，特别是从方言学研究角度来编写的，真是很少，少得可怜。随着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方言》杂志1979年的创刊，全国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时期，方言研究这个学科得以建立并繁荣。回想1985年《中国语文》第4期我写的《〈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发表时，还常引用五六十年代为推广普通话而普查方言后保存的油印本资料，而21世纪的《金瓶梅》语言研究文章，就可引用大量的方言调查论著。可见，时代的前进，方言学科的兴起和发达，为“金学”的语言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尽管如此，由于方言学科毕竟是个新兴学科，综合大学文科开设方言学专修课的院系还寥寥可数，所以人才的培养还需时日。很自然，涉足《金瓶梅》语言和方言研究的专业人士也就很少，因此，语言或方言学科的学术杂志上登载的有关《金瓶梅》语言的文章也还不多。有鉴于此，我和年轻学者宗守云先生商量，把相关文章集结起来，展示《金瓶梅》语言、方言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为“金学”的多方面研究添一块砖、加一片瓦。作为方言研究的专业要求，我们把本论文集作者的出生地介绍如下：张惠英，上海崇明岛人；沈慧云，北京人；李申，江苏徐州人；周一民，北京人；宗守云，河北涿鹿人；谷向伟，河南林州人；于银如，山西浑源县人；张惠叶，山西临猗人；吴继章，河北魏县人；黑维强，陕西绥德人；陈超，江苏连云港人。读者既可看到他们的方言背景，也可看到这些大多是北方话背景的方言学者如何分析、如何对待文学作品中的方言现象的。这不仅是对《金瓶梅》语言现象的揭示和挖掘，也是为研究汉语历史的发展提供资料和线索。张惠英2015年10月30日

简介： 本文以《世说新语》语料为中心，选取了11组表手部动作概念的手部动作常用词为研究对象，对它们各自的同义聚合系统进行古今南北全面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事实反映了汉语基笨词汇中的核心词是有历史更替的，它们经常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同义连文，组合成词。更为常见的是新旧词义域的变化、组合关系的变动及在方言中的传承与变异。而这些变化总是不断地论证着从上古汉语到中古以及近代汉语的几次剧变，也不断论证着官话方言与东南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诸方言之间的不同历史层次的差别。

简介： 敦煌文獻中保存有數量不少的蒙書寫卷，其中既有流傳至今的《千字文》、《蒙求》，也有《開蒙要訓》、《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太公家教》等後世不傳的古逸書。前一類人們關注較多，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後一類，《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等，因具有字書之功用，人們也投入了相對多的精力；而對於《開蒙要訓》，大家的關注則相對較少。實則《開蒙要訓》作爲民間雜字書的“先祖”，所代表的是與《千字文》等相輔而行的另一類識字教材，值得我們重視。本書以敦煌文獻中的《開蒙要訓》爲研究對象，對其進行全面的研究。具體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第一，從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的教育狀況入手，探討敦煌本《開蒙要訓》大量産生的時代背景。第二，考察《開蒙要訓》的作者與時代、形式與内容及研究狀況，闡明敦煌本《開蒙要訓》的研究價值。第三，通過對敦煌文獻的全面調查，認定敦煌文獻中《開蒙要訓》寫卷達79件（包括前人未曾定名或未曾著録的殘片30件），並把34件殘片綴合爲8卷。同時對這些寫卷，逐一加以敘録。在此基礎上，對敦煌本《開蒙要訓》的抄寫體系進行梳理，認爲敦煌本《開蒙要訓》包含五個傳抄系統。第四，對敦煌本《開蒙要訓》的大量異文進行了系統的分類整理，對這些異文的類型、産生原因及價值進行了初步探討。第五，從收字用韻、内容層次及對後世的影響等角度切入，把《開蒙要訓》與《千字文》加以比較，試圖探討這兩種童蒙讀物之間的聯繫和區别。本書下編則對敦煌本《開蒙要訓》進行了詳細校注，希望爲學界提供一個可資利用的《開蒙要訓》定本。關鍵詞：敦煌文獻 開蒙要訓 通論 校注

简介： 中国古代奏议文源远流长，作品丰硕，不仅是经国之枢机，亦为文章之大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书从政治文化的宏观视角，结合具体作品，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奏议文的既定形态与生成过程，考察奏议文的文体概念、文体特征与文风变迁。本书认为，秦代， 中国古代奏议文正式生成，然而未及发展。汉代奏议文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气盛言宜。魏晋时代皇权衰微，奏议文进入转型期，文理迭兴。南朝奏议铺采摛文，北朝奏议则尚朴务实。北周时期，奏议文获得历史的整合。秦汉魏晋南北朝奏议文发展史与中国古代帝国官僚政治制度发展史同步，在其历史进程中又受到文学思潮之冲击与沾溉，在政治功能与审美功能双方面不断调适，努力追求辞兼文质的理想境界。从奏议制度之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奏议文的生成、发展与变迁，是本书的理论创新点，为奏议文体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与新方法。

简介： 马一浮先生为现代新儒家之开山，亦晚清以来宋诗运动之殿军，其思想核心在六艺论与诗学，《六艺与诗：马一浮思想论衡》上下二篇分别加以探讨，辨析基本概念与命题，考察其意义于近现代学术脉络之中，多有新见，且不乏了解之同情，而先生之掌乃得以清晰呈现。

简介： 作为小说三要素之一的人物，是小说的核心。《红楼梦》旨义为“闺阁昭传”。“一念之仁而众美各若其性，一念之义而来美各畅其情，一念之礼而来美各忘其形，一念之智信而众美各尽其才。”曹雪芹怀着深挚的情感和同情，用他的诗情画意，用饱蘸着他全部美好理想的笔墨，塑造了一群集“山川日月之精秀”的红楼女儿。翻开《红楼梦》，各种各样的艺术形象就会向我们走来：灵秀的黛玉、贤淑的宝钗、泼辣的凤姐、憨直的湘云、妩媚的可卿、华贵的元春、懦弱的迎春、敏断的探春、才情的惜春、贞静的李纨、孤芳的妙玉、善良的平儿、柔顺的袭人、率真的晴雯，等等。其笔下“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迥然有别又栩栩如生。《美国百科全书》在“中国”这个条目下这样描述了《红楼梦》：“这是一本未完成的八十回本作品。……它的作者被确定为曹霑（曹雪芹）。这是一个中国大家庭盛衰的故事，它的性格描写，令人激动的情节，对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全面描述以及小说显示的日常生活情况，使它进入了世界最伟大的小说之林。”文学翻译最重要的任务乃人物形象的传递。据说诗人歌德在阅读了清代小说《好逮传》之后，说过：“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文学作品主要是审美价值”。中国典籍的独特人物文化形象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既抽象整体又现实生动的生命形态和诗性化人文哲学形态。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弘扬民族文化人物形象，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确保人物形象在输出的同时不变形、不失真，使中国典籍中的人物以原有的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内涵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已成为译者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所谓《红楼梦》翻译研究几近“饱和”之说甚嚣尘上，然作为《红楼梦》小说三要素之一的人物形象翻译研究并未受到应有之重视。在语料库研究方法兴起之前，情况已然如此；在语料库研究方法兴起之后，也很少有人问津这一领域，不能不说是红学界的一大憾事。张爱玲说：人生三大憾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笔者想补上第四憾：四恨红楼人物西游未辨面目！泰特勒（A.F.Tyler）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1）译作应能体现原作的全部内容（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2）译作应能体现原作的风格和笔调（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3）译作应能体现原作的流畅美（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之所以选择霍克斯的译本为研究对象，乃源于他的翻译原则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何其吻合，他认为凡是书里有的，都有它的作用，所以总要设法表达出来。他在《石头记》卷一导言中明确提到翻译过程中恪守的一条原则为“译出一切，甚至双关”（My one abiding principle has been to translate everything-even puns），也就是说霍克斯要求自己译出原作的全部优点，让读者领悟原作的全部美。与其同时，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上也颇具匠心，也是着力再现原著的内容和艺术价值。对于风格迥异的霍克斯译本，杨宪益说过：“霍克斯译《红楼梦》译得像英国小说，我则较忠实于原作”。故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译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对比范例。鲁迅曾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近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梳理前人经验，总结成功范例，对施行和推行当下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学“走出去”首先要“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流通进入更宽广的世界之中，成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同时在世界上被当作‘文学’来阅读”，让西方读者也能看到中国文学中的人性真善美，看到中西方人有着相通的喜怒哀乐，有着人类共同的正直与善良，听到生命美妙绝伦的音符……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本研究借助语料库进行人物形象翻译范式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有望为21世纪我国典籍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对外英译传播提供一定参考借鉴。姚琴2019年6月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简介： 文学翻译对我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外国文学的传入肇始于宗教活动。基督教来华开创了西籍中译的事业，其经籍与布道读本带来了颇具文学性的寓言故事和劝善隽语。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小说汉译，则始于《昕夕闲谈》一书。它是我国第一部译自西方，具体说是译自英语的翻译小说。原作名为《夜与晨》，作者是英国作家利顿；译者署名“蠡勺居士”，其译作自1873年起连载于《申报》的文艺副刊《瀛寰琐纪》，历时两年。鉴于目前学界尚缺乏有关研究，本文利用京、沪两地所藏资料，对作者及原作、译者及译作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这部小说的创作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19世纪欧洲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封建等级制度开始动摇，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利顿身为贵族却敢于揭露贵族的丑恶嘴脸，便利用长篇小说这种通俗的艺术形式在社会上制造舆论，试图影响社会制度的变革。他的《夜与晨》以犯罪问题为切入点，揭示平民犯罪和贵族犯罪的种种社会根源，呼吁学习法国革命，废除特权制度，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本文在阐明这些思想内容的同时，也对这部小说的文学性作了分析，如小说创作的文学背景、人物形象的刻画、作品的艺术特色、文学成就，等等。利顿的政治呼声在中国产生了回响。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内外交困，风雨飘摇，蠡勺居士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通过改革才有出路。他根据原作的特点，并借鉴中国小说艺术的优良传统，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创造性的迻译。译作呈现出了中西合璧的面貌，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有关这样一位译者的真实情况，迄今所见可资利用的原始资料几乎无存。本文就译者身份问题既梳理成说，又发表己见，并对译者与《申报》的关系、译者翻译工作的真实情况等问题作了考证。任何实践活动的背后，无不有着某种思想或理论作为明确的或潜在的指导原则，因此就译作而考察译者的翻译观、文学观乃至文化观，也就成了本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从译笔的取向与创新，推断译者对于“信、达、雅”翻译观的态度、对于小说之社会功能的认识以及对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文化借鉴的向往。与同时代的小说作家和翻译者相比，他明显具有超前意识，理应在近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之列。正因为如此，本文译者翻译实践本身及其所蕴涵的思想和理论，影响到了我国早期的改良派的创作与主张。总之，通过上述种种考察和研究，本文试图说明西方文学汉译之初生态的表现与规律，并为我国翻译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关键词：蠡勺居士 动态对等 文化翻译观 小说功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