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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

ISBN:978-7-5161-8188-1

出版日期:2016-08

页数:377

字数:325.0千字

点击量:480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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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新的历史境遇要求新的话语,即便不是新的话语,那么也是对既有话语重新从概念上进行界定,而这一点在三好将夫的著述及其流布当中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出来。在他的著作当中,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两种范式(而且这两种范式也互相牴牾),一者是知识分子及其专业化的范式,另一者是民族及其去国者(exiles)的范式。

现在仍然存在着流亡者和流落者的苦难,它甚至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既深且广,而且我们姑且称之为现代去国者的人(从浪漫主义时期到西班牙内战),今天他们的悲楚即便没有被新的世界主义所淡化,也变得更加沉重。在新的世界主义之下,全球化的知识分子用多种语言给普通公众写作,而且他们在互联网无形的国界间自由穿越。

在学术界,一位专治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学者转而成为一位日本学者、一位有关全球化的理论家,他记录了美国大学体系的结构性衰败,而他同时还是艺术评论家和杰出的摄影家——对于这样一位人物,同样也需要重新从概念上进行界定。其激进程度比之曾经发端于被习称为“后结构主义”时代,而至今仍被奉为“理论”的那一套东西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三好将夫是谁?或者用一句耳熟能详的套话说:他是何方神圣?他本人坦陈自己在不断地跨越边界。然而奇怪的是,不独在美国,在日本他也在不断跨界。或者,你不妨将大学想象为他的故园,但是可以看到他现在也还是在不遗余力地不断跨越着界限。同样,在他作为视觉艺术家的另一种生活当中,他可以搁置其他工作,在那个领域里纵横穿梭。总之,他足之所至,无物能安。这是气质、性格抑或仅仅只是陋习使然?

关于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本雅明曾经写过一篇晦涩的文章,题为《毁灭性人格》(The Destructive Character)。这篇文章给我们目前有关否定性和批判理论的整体探讨以新的启迪:“毁灭性人格只有一个口号:腾出地盘;只做一件事情:清理一切。他需要新鲜的空气和宽敞的空间,其欲望之强烈无以复加。毁灭性人格是年轻的、快乐的。因为通过清理我们时代留下的踪迹,破坏行为重新焕发了活力。”本雅明又补充道:“没有什么景象可以给毁灭性人格以灵感。他基本一无所需,他们根本不想知道,用什么来替代被毁坏之物。”

这话与“法兰克福学派”官方代表们的哀叹相比何其悬殊、又何其振奋——毫无否定性的凝滞,而实证主义的世界的消逝、它的慢性窒息、它的不断强化的压力都让他们哀叹不已。霍克海默说“我知道我该反对什么,但不知道我该赞成什么”。此言虽然不无道理,但对否定性和批判思维的末世论式的抹杀也容易——特别在阿多诺那里——出现,就像在新的,美国化的,应用科学和消费主义泛滥的美丽新世界中守旧的政党领袖和学院知识分子的牢骚和抱怨那样(从吉尔·德勒兹对这种不无道理的抱怨——(la plainte)所给予的赞扬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对这种观点的有益修正)。这种对批判的特殊批判、对否定性的否定,往往会演变为普遍的反智主义。

尽管那特定的几位知识分子,几乎无人能够逃脱他的审判,但三好向来就不是一位反智主义者。他的审判所指乃是知识分子向其俯首称臣的制度腐败;首先就是大学本身的腐败。所以这并非是对学界知识分子的怨愤,也非对自由职业“公共”知识分子往昔美好时光的追忆,更非批评性文章大行其道的时代激进的表达。它是对历史境遇本身毫不伪善的批判。如果生态上的战斗精神给予今日知识分子以富有价值的暂时性任务,那么我们也必须在自得之余面对三好关于人类灭绝的思考(无论如何,其根据就在于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等待着我们人类的是什么)。

事实上,应对三好工作当中这一否定的、批判的和破坏性的焦点进行强调,唯其如此才能正确对待那些看似异质性的主题和论题,而这一焦点就像一束让人目炫的光束持续地发挥着作用。激进艺术、大学的商业化、民族—国家、日本和西方、文化研究、主观性和代词、生态、从朝鲜到墨西哥边界的状况,或者从红衣主教纽曼到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这些看似异质性的材料在三好的努力下结合在一起,而三好为之努力的就是让美学与政治、对艺术以及全球化的关注在冲突中达成统一。这也是三好以毕生之力呈献给我们的理想。

在其具体关注的过程中,三好的态度不偏不倚:在日美之间,他并没有偏向任何一方,他毫不迟疑地抨击西方对于日本的误解(所谓“感兴趣”用意何在?为什么要将《源氏物语》变为美国小说?想通过这个文学上的意外之财,来说明日本的第一人称小说怎样别出心裁地发挥作用);但是当这批评的焦点转向日本本身之后,对其成功、骄纵以及褊狭,更不必提对其沙文主义,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三好有本篇幅不长的精心之作描写在美国海军舰队司令佩里访问日本之后,日本第一批造访美国的人,这本书标题《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As We Saw Them)中的人称代词的内涵和“转换装置”都很不稳定。它可以指代我们中的任何一方,反之亦然。两个批评观点本身都被纳入民族—国家这一失败的范畴,并未念及开明和宽容的多元文化世界的利益、他超越所有的民族立场,对人文主义进行了否定。

尼采认为,悲观主义应当是生机蓬勃、富有活力的。三好的写作亦是如此,使我们免受那些被迫为之、“建设性的”、持平公允的陈词滥调之苦,同时它以布莱希特式的愉悦冷眼审视着,今天这个世界何以变得如此不堪。在这一点上,无人可与三好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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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三好将夫,(美)埃里克·卡斯汀,苏仲乐.越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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