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文集记录了我多年来从个人储蓄入手对于金融问题的探索。虽然收入的论文都是1993年后发表的，但这些成果实际上源自两个方面的心得，一是源自我于1982年初至1986年在银行储蓄管理部门的工作，一是源自我于1986年9月后在经济所的理论研究。在银行储蓄管理部门工作期间，正值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连续大幅度增长，长期习惯于把居民储蓄存款作为资金运用的一个补充的银行部门，开始面对着许多重大的新问题，如何解释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居民储蓄存款是不是“笼中虎”、随时可能冲击市场上消费品的供应？等等。当时银行部门组织了一系列的调研与理论讨论，全国第一次储蓄理论讨论会就是在1982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100户职工储蓄存款目的调查也是在1982年进行的。在参与、组织这些调研与理论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为什么发生储蓄始终感到困惑。虽然储蓄存款目的调查可以明明白白地向你罗列人的储蓄动机，但人们从中不难体会到，这些动机实际上是因为投资的发生从而经济的变化才形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储蓄从而投资的发生，这些储蓄动机原本是不会形成的，可现在却要以这些储蓄动机来解释储蓄的存在。

带着问题，我来到社科院经济所进入一个纯理论层次的研究。我的理论研究使我认识到，对于储蓄、投资行为的传统解释其主要问题在于，把个人储蓄与投资形成分割开来，把个人的选择局限在要不要储蓄、储蓄多少这些问题内，在个人储蓄形成过程中及储蓄形成后，个人选择的作用则被排除在储蓄理论的讨论之外。基于这样的批判性认识，我试图把个人储蓄行为与个人对于投资形成的作用联系起来，以投资者对投资决策的参与、投资者的权利要求来描述储蓄和投资。提出投资者（而不是仅仅作为被动的储蓄者）的投资是一种对于投资形成的参与，一种希望控制投资的要求。

我在“个人储蓄中的集体决策与金融市场”一文中，首先把整个社会的投资形成看成是全体投资者作出的集体决策。当整个社会投资形成被看作是一项集体决策时，储蓄就成为投资者参与投资形成决策的一种凭证、一种投票权。如果在投资形成的决策中，坚持决策的达成要得到全体投资者的一致同意，就不可能有投资者在投资形成中受到损害。投资活动中的风险实际上是要求投资决策贯彻一致同意规则的一种约束。一项投资决策如果取得了全体投资者的同意，就找不出风险存在的根据。由此就提出了在投资决策中如何体现、加总投资者意见及各类投资者在投资形成中如何相互协调的问题。既然风险意味着达不到一致，那么，投资者对于风险的规避，就表现为他们追求自己的权重在投资决策中的增加，或者说，追求自己的投资意见与其他投资者的一致。对于整个社会的投资形成来说，作为个体的投资者显然无法通过提高自己的投资额而使自己的权重达到对投资决策的完全控制。追求对于投资决策的参与最终必定要走向对于投资秩序的选择。

金融产品是投资者体现其权利、表达其对于投资决策的意见的工具；金融机构组织是投资者为了满足其权利要求而建立的投资者组合形式。因此，金融产品创新其实是金融活动约束规则的一种调整，体现了投资者、金融机构之间利益关系的冲突与协调。同时，正是这种冲突与协调，塑造着金融制度的演化，人们实际上无法依据一个客观标准来规定金融创新所要达到的目标。对于金融产品、金融制度的评判衡量，依赖于行为主体的意见，依赖于每一个投资者及每一个金融机构在制度规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我把投资者及金融机构在选择、设计金融产品上的作用地位及所依据的规则，视为一个社会的投资决策框架体系并称其为投资秩序。这样，我从个人储蓄入手展开的研究，就形成了一个投资秩序的理论框架。

提出这一解释投资活动的不同理论框架，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这一方面要对已有的经济理论作出某种拓展；另一方面则是要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

一致同意概念虽然不是布坎南首先提出来的，但却是在布坎南的理论中得到了深刻的阐述。我之所以能够把一致同意概念引入到储蓄、投资理论的讨论中，也是由于批判性地借鉴了布坎南的理论。我是在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1986年开始接触公共选择理论进而知道立宪经济学的。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一理论是一个我一直在寻求的理论切入点。我认为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代表着对于原有经济理论的一个扩展方向，我的拓展就是立足在立宪范式基础上的。在对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我开始运用其理论并以一致同意概念对经济理论作某种程度的综合。在这之后我继续研读布坎南的著作，并进一步与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我一直想着找到一个适合于中国的经济理论。不过，我同时也认为，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并不能作为建立一个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体系的理由，而应该是对原有的理论加以拓展，建设一个能够涵括不同经济制度的更为一般性的框架。一致同意概念具有广阔的内含、具有普遍的容纳性，也就是具有一般性的特征，因而，重要的在于结合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对一致同意概念作某种扩展，从而使不同制度规则下的投资活动可以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获得解释。

这些思考使我得以形成对于布坎南经济理论的批判，并从这一批判中建立自己的概念，即形成了“执行性一致同意”、“市场的立宪功能”两个概念。“均衡的实现与制度规则的贯彻”、“布坎南立宪经济学述评”、“执行性一致同意”、“对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扩展性理解”、“制度经济学的演化”这几篇论文集中反映了我的理论探索过程。没有这样一个对于基础经济理论的思考与批判，投资秩序的理论框架就不可能形成。因此，我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构成了我提出投资秩序理论框架整个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上面提到，我在“个人储蓄中的集体决策与金融市场”一文中把投资形成看作是集体决策并作了一定的讨论，但是，在1993年写作此文时，我仍然是在新古典的成本-收益范式下进行讨论。随着我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发现运用新古典的成本-收益范式无法展开以集体决策、一致同意作为框架的讨论，我感觉到这一框架与上述范式之间存在着冲突，或者说是两种范式之间的冲突。我突然明白布坎南为什么在建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后在其理论的后期一直强调立宪性并发展出立宪经济学。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用了5年的时间重新研究布坎南的立宪理论。这一研究的结果是，使我在“个人储蓄中的集体决策与金融市场”一文中提出的集体决策框架不再立基在新古典的范式上，而是立基在经过扩展的立宪范式上。这就是所谓的从制度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