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川

密教也称为坦多罗教，是大乘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它是相对于显教而言的。密教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主要特征，宣传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印契（身密，即运用手势和身体的姿态）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与诸佛之身、口、意相印，即可成佛。印度佛教采用咒术密法起源很早，大概在佛祖释迦牟尼时就已存在，但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派别，大概要在7世纪中叶。密教在印度西南地区产生后经种种重要的变化，出现了不少派别。嗣后密教由印度传入南亚和东南亚各地，并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藏汉地区，以及蒙古、中亚西伯利亚等诸地。佛教传入中国后，我国学术界一直把3世纪前就开始传入的种种经咒、仪轨等等称为杂密；在8世纪印度《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等传译后出现的体系化了的密教称为纯密；把8世纪后期由印度直接传入西藏并与藏族民间信仰相结合的密教称为藏密；另外，把7世纪初由印度传入缅甸，复由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大理一带的密教称为滇密或阿阇梨教。

密教不单是一种独特的宗教信仰，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样式和文化形态。密教在大乘佛教中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的思想体系，它和宗教行事和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密教肯定现实世界是存在的（“有”），以此区别于佛教其它派别所主张的非存在（“无”），它在肯定万物的基础上，认为宇宙的真实本体是和森罗万象合二而为一的，所谓“当相而道，即事而真”或者“自它不二”、“内外不二”等等，从而把精神与物质、大我（“宇宙”）与小我（“身体我”）、实在与现实、本质与现象、自然与人生、真理与虚妄、直观和推理等等都融合在一起。密教认为，宇宙本体和现象，都是由六种元素（“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所构成的，这六种元素还有相应的属性，例如地坚性，起着保护万物的作用；水湿性，起着摄受万物的作用等等。另外，还认为宇宙及其派生出的各种现象都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即男女或日月、阴阳所构成的，两性的和合是宇宙万物产生的原因，也是宗教的最后解脱。由于密教重视现实的物质生活和人们的感觉经验，因而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科学，特别是医学、天文学和化学的发展，这些集中体现在密教的教学体系之中。例如在西藏—蒙古密教的教学体制中一般设有四学部：显教学部（传授一般佛教学理）、密教学部（传授密教的宗教实践）、时轮学部（也称天文学部，主要传授、研究宇宙与人间的关系，熟悉历法的变化）、药学部—医学部（传授、研习如何保持和促进人类的健康）。密教医药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是一门流行的知识学科，称为“医方明”，从而产生和发展了炼丹制药、服饵养生、吐纳调息、性科学（房中术）、体育锻练（瑜伽术）等等，此外，根据密教的教义和实践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密教文学与艺术，这包括绘画、图像雕刻、音乐、诗歌、说唱文学、音韵学、书法艺术等等，这些文学艺术在密教流行的地区广为传播，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成为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精华，并对世界文化有着相当的影响。

1995年我们看到了吕建福同志所写的《中国密教史》，最近又看到索南才让同志撰写的《西藏密教史》。这说明我国的密教研究正在走向欣欣向荣，人才辈出的时代。《西藏密教史》与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的同类书籍相比，明显地有如下的一些特点：首先，作者把西藏密教看作是一种受到高原地区影响的民族文化，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阐述西藏密教的起源、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西藏密教与周围印度密教和汉地密教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作者在处理这个十分敏感的宗教问题中抱着十分谨慎、科学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发掘弘扬密教文化中的积极内容，使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和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此，该书不单是从宗教学、民族学，而且也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阐述密教的；其次，此书搜集、援引的资料极为丰富和全面，作者不仅从浩如烟海的《西藏大藏经》及藏外的佛教经、律、论中作了拔萃，并且从藏地的历史、传记、民间传说、文学故事等中汲取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作者在论及重要的佛学思想家的学说和修持方法时尽量从他们本人的著作出发，很少引用第二手资料，因此本书的很多重要的结论都是以确凿的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值得我们重视；第三，此书对当前藏密在国内外的传播，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蒙藏地区的复苏，藏密瑜伽与人体科学受到科学界和体育界的重视，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研究机构和代表人物等等都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这对于我们了解密教在世纪更替时期的转型、发展趋向，密教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俾有益处的。

《西藏密教史》的作者索南才让同志，汉名许得存，出生于藏族家庭。1982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青海和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他在当研究生时我就与他认识了，当时他已经取得了成绩，翻译了一些藏文古籍。在研究生院时，他非常刻苦，勤奋学习，努力思考，特别是在藏汉佛经的对译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成为现在我国学术界能够将藏文的佛教理论经典直接译为汉文的少数人之一。由于他懂佛教理论，所以他毕业后，一直在从事藏传佛教的理论研究，发表过一些有关教义研究的文章，这为他日后研究西藏密教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世纪20年代以后，大勇法师开始从事西藏密教的研习，到后来的法尊法师以及陈健民等人的对藏密的弘扬，对藏密在汉地的传播起过巨大的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和出版界也出版了不少的藏密的书籍，这些工作对促进藏密的研究功不可没。但是，除了老一辈的学者外，现代藏密的研究或多或少的都是建立在已经翻译成汉文资料基础上的工作，从藏文中挖掘原始资料的人还不是很多，而藏文的资料仍然是一个等待开发的巨大宝库，我们仍然需要见到的是各种成体系的，建立在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有见解、有新意、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本书即是索南才让同志多年来对密教的确切的认识，是他对西藏密教的理论、历史、派别、修持、仪礼以及与密教有关的种种文化现象所作的深入研究和与社会实践印证的结果，也是目前我国所见到的论述西藏密教部头最厚、最系统、最新的著述。我十分高兴看到此书的出版，并希望作者在此书之后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更有份量的西藏佛教研究著作，故乐之为序。

1999年春节于北京车公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