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的认知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尤其是教育部在2012年设立首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后，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区域国别研究已成为一种“显学”。近几年，除了深入研究世界各地区和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历史和文化以外，许多学者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为什么要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以及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等问题的论文。毫无疑问，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认知的加深，有助于提升这一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有助于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有助于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

一 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由来及其重要地位

区域国别研究被视作“舶来品”。任晓认为，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快速扩展，全球范围内各个原本孤立存在的区域日益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今日称之为“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各区域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加深，使推进对外部区域的认知成为人们基本的知识需求，“区域国别研究”由此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钱乘旦将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追溯到18世纪。他认为，当时西方的殖民扩张已遍及世界，出于统治殖民地的需要以及对异域文化的好奇，西方学者开始了解和研究殖民地的文化、社会等，从而产生出“东方学”“埃及学”这一类新的学术领域，这就是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韩东育也认为，作为学科，区域国别学发轫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之后传到东亚。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可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例如，刘鸿武从学术史的视角出发，认为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大致可以看成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区域研究”著作。该书所体现出的认识世界的理性觉悟与思想智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学术对于区域、地域、文明等“时空概念”的独特理解。李安山认为，中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有着厚重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正史均记载了边塞及中外交往的信息和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当今国人对周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认识，都是建立在早期所收集的资料上的。这些历史资料包括《史记》《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唐世平等认为，作为最早发明文字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国是最早拥有“地区研究”雏形的文明和国度之一。在《山海经》的“海内经”篇中就已经可以见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人”这样的语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更是有了对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的相对详细的记载。张元也认为，中国在先秦时就有《山海经》，历朝历代也一直有记录周边史地的传统，如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朝贡珍的《西洋番国志》等。早期的异域知识大都是经验性的，对域外知识的记录也多是游记式的异域体验，如唐朝僧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就是对今南亚和中亚一带的翔实记录，在北非有记录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国家见闻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在西亚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在欧洲则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任晓将19世纪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端视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融入全球体系的历史进程的产物。他认为，自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后，中国社会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应对空前严峻的外部挑战，有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积极探索外部世界的先贤包括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化、法律制度、军事技术等，并主持翻译西方文献资料，先后编纂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具有启蒙意义的重要著作，建立起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初步认识。

黄达远等认为，目前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这一判断是值得商榷的。早在1956年，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就在厦门大学成立了南洋研究所。这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设立的致力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机构。196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出访前，他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如何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会议。会后，中央外事小组起草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批示“这个报告很好”。1964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指示，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均设立了国际政治系，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国别研究。

近几年，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似乎成为一门“显学”。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如雨后春笋，探讨区域国别研究的会议、讲座和论文层出不穷。为什么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几乎所有学者都将其必要性归功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例如，钱乘旦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的需要，只有大国才有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强烈要求。中国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影响力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国际格局变化很快，中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快速演变。在此背景下，促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参与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应对世界变局、保障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方针。新形势和新目标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精准制定国际战略，有力推进对外工作。这些都要求中国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做深刻、全面的研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是时代需要。陈岳认为，区域国别学形成于二战后的美国，更确切地说是冷战和美苏争霸所催生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二战后，美国确立了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与之相适应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辐射到了全世界，加强对世界各地区和国别的研究就成为制定美国国家战略和对外战略的迫切需求。谢韬认为，进入21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飞速增长，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和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逐渐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方面，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外部世界的知识需求急剧增加，尤其需要针对各国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全球大国的标志之一就是有为其外交战略提供智力支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当前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可谓迎来了黄金期。赵可金认为，重视国别区域研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标配，也是走上世界舞台的“必修课”。王向远同样认为，一个国家往往在国力虚弱的时候更强调“国学”，而当国家实力增强的时候，才有余心、余力关注周边，关注外国，面向世界，才可能热心提倡区域研究与区域建构。郭树勇将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性归结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丰富对相关国家的细节认知和全面认识，科学研判合作发展的形势和条件；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民心相通战略；有利于掌握国际交往枢纽的发展动向，为全球治理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贡献力量。李安山以非洲为例，指出了区域国别研究为增进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学习借鉴别国文明成果和发展经验以及促进中外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作出的贡献。例如，中国可以从毛里求斯等国学习社会福利进步等方面的措施。此外，一些非洲国家的价值观也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如非盟提倡的“乌班图”精神。乌班图精神有两层意思：“人道待人”（对别人仁慈）和“天下共享，连接众人”（共同体）。这两层意思互相关联、互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