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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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

出版日期：2018-07

字数： 1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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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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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与方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流派，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此后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巨大社会影响的理论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北美，流传于西欧，之后呈放射状影响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其影响力现在已经遍及全球，并对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今全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学术人物有加拿大的本·阿格尔（Ben Agger）、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法国的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乔尔·科沃尔（Joel Kovel）、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和英国的泰德·本顿（Ted Benton）、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戴维·佩珀（Da-vid Pepper）、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和豪沃德·帕森斯（H.L.Parsons）等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学术流派，通过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维度，开展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同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控制和扬弃资本权力并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一

在笔者看来，在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社会，因而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期的很多时代特征以及理论背景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深入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选择。具体地说，深入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三个“内在要求”的结果，即它是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范式当中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内在要求，是在绿色运动蓬勃兴起的情况下驳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绿色思潮的内在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首先，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内在要求。从第二国际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就接连走上歧途。第一个歧途是第二国际及“苏东”社会主义主流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功利主义化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发展史上对于近代形而上学做出的伟大变革，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特征阉割掉，将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固定框架，将社会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的简单过程。如第二国际的代表性思想家考茨基就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的“铁律”，他认为，就像自然规律决定了自然的发展一样，经济发展的规律也决定了社会发展的轨迹，在必然规律的钳制之下，人的努力无关紧要，因此，“当前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过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第二国际的另一位重要理论家拉法格也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称作“经济决定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根本标志就是以经济现象揭示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派的共产主义者，只是经济现象的表达者。像海鸟一样，它的出现是风暴即将来临的标志。我们向统治阶级预告可怕的风暴就要来了，它将消灭他们的一切特权，然而可不是我们引起来的。”^[2]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忽视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体地位，导致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迷信经济发展的铁律，忽视无产阶级意识的培养，忽视革命政党在革命中的主导性地位，最终使社会主义革命饱受挫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来实现人本主义的目标的话，那么第二国际的大部分理论家彻底扭曲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有机融合的理论特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的曲解，他们用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钳制了人通过实践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彻底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也正是这种对辩证法的曲解，导致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影响工人运动，或者说工人阶级无法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找到理论共鸣。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工人政党转而积极支持和投身于帝国主义战争，彻底放弃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这说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