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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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

出版日期：2018-07

字数：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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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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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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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孕育

20世纪60年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孕育时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学派当中，真正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做出决定性贡献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马尔库塞和施密特（Alfred Schmidt）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到至关重要的思想影响。马尔库塞在《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等著作中，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论证了“解放自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马尔库塞指出，要实现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是先决和必要的条件，自然遭受剥夺和破坏，实际上是人剥夺人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结果。马尔库塞指出：“工业和商业抢占了迄今为止人类能够涉足的所有自然区，这一切比奴役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这方面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1] 他强烈要求在社会制度层面寻找导致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后来所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点都受到了马尔库塞的影响。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一书中所阐述的“人化自然”思想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提供了重要启发。在东欧，具有生态倾向的哲学家都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密切的学术联系。波兰哲学家沙夫（Adam Schaff）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研究和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甚至以一个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参与了“罗马俱乐部”的工作。还有东德共产党人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他最早谋求西方“绿色”思潮与“红色”思潮的合流，促进了西方生态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合，他不但极力主张用生态学改造马克思主义，而且率先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点付诸实践。这些理论研究，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奏，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