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即中国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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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

出版日期：2022-03

字数： 1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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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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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契丹”即中国的证实：利玛窦和鄂本笃的贡献

16世纪东西方直接对话的原点，是西方对契丹的寻找。这反映出两种迥异文化的曲折的对话历程，同时，也是两种文化历时几世纪要求对话的产物。本章从文化的视野出发，论述了契丹如何从一个中国的现实存在，变成了一种类似神话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而使神话返回现实，是利玛窦与鄂本笃的贡献。

在西方，中世纪后半叶直到利玛窦时代，中国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在西方东来，与东方直接交流成为可能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是怎样变化的？这一转换又是如何出现的？对此问题的考察，具有跨文化认识的意义。要理解和诠释东西方在明代后期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直接对话和交往的历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这段历史的开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提出了契丹（Khitai,Cathay）即中国，葡萄牙修士鄂本笃（Bento de Goes）以其生命对这一推断做了证实。追寻中国与西方对话由来的原点，有着特殊意义。从文化的视野看，寻找契丹，反映出两种迥异文化的曲折的对话历程，是两种文化历时几世纪要求对话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西方对中国的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到17世纪初，契丹即中国的证实，是西方直接接触和认识中国开始时期的重要事件，西方直面中国，一切虚幻都消退了，真正的对话开始了。

在中世纪，元代来华的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的记述，和马可波罗（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 de Perdenone）的游记，从亲身体验的实际叙述到带有传说般神奇色彩的描绘，加上与西方传诵很久的约翰长老国故事的连结，融和成一个异域神话传说般的契丹国度。到15世纪，东方的契丹成为财富的象征，在西方对于财富的渴求成为真实历史背景时，这一颇具诱惑力的神奇国度，曾唤起西方向东方探寻，从而形成一种延续性的追求，扩张东来由此成为行动。

以利玛窦从海路来华，鄂本笃从陆路来华，构成了西方东来与中国直接对话开始时期的完整历史。近年以来，跨文化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投向了利玛窦，但当我们对海上来华传教士的一面给予了最大关注时，却意味着忽略了陆上来华的一面。应该说正是海陆两方面传教士的作为构成了西方中国形象的总体认识。在16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时期，无论从世界大环境来说，还是从中国的小环境来看，陆路向海路的重心转移都已经形成，陆路的重要意义明显降低，但是，作为一个方面，却仍具有相对重要的意义。如果阙如，认识将不完整。鄂本笃从陆路来华，对“契丹”即中国的证实，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深化，充实、修正并完整了西方关于中国的认识，使西方的中国形象从神话最终返回了现实。由于文献的缺乏，这一问题还很少从文化意义上深究。然而，从文化的意义上对西方意欲寻找契丹的探讨，实是了解16世纪以后中国与西方直接对话开始时期的关键。换言之，16世纪东西方直接对话的原点，就是西方对契丹的寻找。契丹如何从一个中国的现实存在，变成了一种类似神话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度，再由神话返回了现实？由于正是这一神话构建了西方扩张东来的思想认识前提，因此追踪这一过程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