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契丹的余波：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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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

出版日期：2022-03

字数： 1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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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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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寻找契丹的余波：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俄第一次直接接触

17世纪初俄国佩特林的来华，是明代中俄第一次直接接触，从全球史出发再探讨，其背景应该得到更全面的阐释，可视为西方寻找“契丹”的又一面向，是西方走向全球探寻“契丹”大潮中的一环，即全球化开端时期欧洲对中国初识的一部分。无论从海上，还是从陆上，“契丹”的探寻，即全球财富的追求，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开启。本章提出佩特林来华不是外交使团，也不具备外交使团的作用与影响，所谓佩特林带回的中国万历皇帝诏书，是当时俄国与中国处于完全隔膜状态的产物。揭开谜团，真正值得我们探究的，是佩特林来华背后曾被遮蔽的全球化开端时期西方探寻“契丹”的历史真相。

第一节引言

1618—1619年俄国佩特林来华，是明代中俄第一次直接接触事件。迄今为止，对于发生于晚明的这一事件，中外学界基本趋向一致地提升到了外交层面，认为是俄国第一次使臣来华，并以明朝皇帝所谓“国书”为真。^[1]这一定性评价，即长期以来将佩特林作为俄国使臣，称为外交使团，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其来华事件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影响到其背后西方探寻“契丹”历史大背景的全面展现。现代地理学的基础是地理大发现，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联系在一起，但是历史上东西方乃至全球的链接，却并非只有航海的一面，也有从陆上直接接触的一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大探索时代是以西方对于“契丹”的追寻开始的。当16世纪全球化开端之时，西方对于“契丹”的探寻，实际上构成了地理大发现之源泉，在全球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此为观察点，考察佩特林来华，其并非正式外交使团，也不是一般的地理考察，正是西方对“契丹”探寻的延伸。

西方是通过探寻“契丹”而发现中国的。中国这一名词，俄语为Китай，译音是“契丹”，至今未变。不仅俄语如此，在蒙古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都把中国称为“契丹”，分别为 Kitay,Kitala,Cathay；在穆斯林文献中，则常把北部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中世纪从中亚到欧洲，可以说“契丹”一直是对中国的一个通称。笔者在2001年香港城市大学“纪念利玛窦来华4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契丹”即中国的证实——利玛窦与鄂本笃的贡献》，是对西方东来探寻“契丹”过程以及“契丹”神话破解的考察，指出明朝时期西方对于“契丹”的探寻，存在海上与陆上两条线索：16世纪末，海上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通过澳门，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他将契丹即中国的信息传达到西方；17世纪初，陆上葡萄牙修士鄂本笃重走西域丝绸之路，寻找“契丹”，是西方扩张东来后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直接接触的开始，他从印度出发，到达甘肃酒泉，以生命为代价，将契丹即中国确凿地证明给西方，至此，西方从海陆两道均证实了契丹即中国。^[2]笔者原以为，利玛窦从海路来华，鄂本笃从陆路来华，构成了西方东来与中国直接对话开始时期契丹神话破解的完整历史；而在接触了俄国佩特林的资料以后，^[3]感到这一研究还有待延伸：历史上在鄂本笃之后西方仍有不明就里，对中国和契丹是同一个国家深表怀疑的看法存在，在鄂本笃逝于中国11年之后，1618年俄国佩特林来华，是中俄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也是西方对“契丹”探寻的延续，构成了西方陆上探寻“契丹”的另一面向。

长期以来，跨文化研究的热点集中投向了利玛窦，但当我们对海上来华传教士给予了极大关注之时，却同时意味着忽略了西方陆上来华的一面。在16世纪全球化开端之时，无论从全球大环境来说，还是从中国的小环境来看，陆路向海路的重心转移都已经形成，陆路的重要意义明显降低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作为一个方面，却仍具有相对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契丹”神话构建了西方扩张东来的思想认识前提，不仅是海陆两方面传教士的作为构成了西方中国形象的总体认识，还应该包括了解西方从西北海域和亚洲北部陆上对于“契丹”的探寻，我们的认识才可以是完整的。利玛窦从海路来华、鄂本笃从陆路来华对“契丹”即中国的证实，无疑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深化，修正了西方关于中国的误解，促成了西方的中国形象从神话返回现实。然而至此，西方对于中国的全面认识过程还没有终结，对于“契丹”的探寻并没有结束，因此让我们回到东西方直接对话的原点，即西方对“契丹”的寻找，穷原委之迹，正本清源，继续追寻这一全球史——大探索时代开端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