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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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

出版日期：2022-03

字数： 1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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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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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郑和下西洋：异文化、人群与文明交融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航海活动之一，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船舶精良，持续28年，远航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等。下西洋时动用的人力物力是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古代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中，产生下西洋这样的航海盛事，是不同寻常的。对于这一航海壮举，一百多年来，人们持续探讨，已经产生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涉及方方面面。关于下西洋的目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郑和下西洋肇始于明朝永乐皇帝的一通诏书，这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并由此诞生了当代的中国航海日。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永乐皇帝颁下诏书：“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1]可以说没有诏敕就没有下西洋。然而，对于诏书背后“语境”的探究，即这通诏敕是如何产生的？却仍是有待发覆的问题。郑和生于穆斯林家庭，自小耳濡目染穆斯林朝圣事迹和传说，对于郑和下西洋，很有必要从民族迁徙和文明交融演进的更广阔的大视野来考察。由此出发，本章对于下西洋诏令背后的语境、下西洋的目的、下西洋前后与下西洋期间的人员和物品交流，以及对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全面贯通的重要作用等，略作探讨。

第一节下西洋的前奏：外来民族的迁徙与异文化的融合

在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认为郑和由于各方面具备优势条件，被选派为下西洋统帅。事实上，采取这种思路，一方面是由于资料所限，而另一方面，是认为皇帝是最高统治者，诏令由皇帝所颁。然而，值得考虑的是，即使是皇帝直接颁布的“王言”，也不会是皇帝的突发奇想，而是有其特定的“语境”。明初出现的郑和下西洋不同寻常，表现在此前中国历代都有许多出使海外的记录，但是，像郑和下西洋这样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出使范围之广的航海活动，却是史无前例的。就此而言，下西洋不是简单的出使海外，而应是一项重大决策。许多中外学者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来以农业为本的农耕大国，为什么会出现下西洋的航海盛事而大惑不解。大多数学者从中国古代航海技术发展和中国古代悠久的航海传统来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但这只是回答了一个方面，并没有解答出为什么这样的航海会发生在特定的明朝初年。换言之，这个既陈旧而又不断被加以翻新的话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并要求做出进一步的解答。

航海活动，最重要的是航海人群的衍生，是航海人的传承脉络。自南宋起，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三十年，^[2]中国官方海外贸易，已经出现了海外民族融入的身影。中国航海人的崛起，并不自郑和下西洋始，但却是以史无前例规模的下西洋作为鲜明标志的。这里有一个细节一直没有被广泛加以注意，那就是郑和七下西洋之前，明朝有很多出使西洋的使团；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也不是没有对于郑和曾经出使的国家或地区的出使，但是前后的出使并不冠以“下西洋”的名称，一般只是具体的出使某国而已。这说明郑和下西洋的不同凡响，在明朝当时已经出现。于是一个问题凸显了出来，那就是郑和其人。郑和的名字与七下西洋紧密联系在一起，彪炳史册。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诏敕如何形成？史无记载，迄今也无人探讨。然而，没有朝堂之议的记载，更使我们确信下西洋是一项在内廷形成的决策，尽管我们不能拿出郑和参与决策的直接证据，但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的整合，我们仍然可以推断郑和很可能是促成下西洋决策的人物之一。这一推断的产生，首先是注意到郑和其人是明初外来民族与异文化在中国本土融合的一个缩影；其次是因为郑和所担任的内官第一监太监在皇帝身边的显赫地位，使之可以直接参与决策；第三是内官监职掌所系与迁都北京的宫廷消费需求。下面依次对下西洋与郑和其人以及上述关系加以钩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