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与爪哇：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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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

出版日期：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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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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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明代中国与爪哇：井里汶的历史记忆

随着“全球（global）” “跨国（transnational）”这些核心词在论著中频繁出现，新一轮史学浪潮已然非常明显。位于烟波浩渺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由1.7万多个大小岛屿组成的“万岛之国”，爪哇岛就是这万岛之中排名第四的大岛。本章探讨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历史关系，从单纯关注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到关注跨国群体活动及其历史书写，构成重新认识全球化发生与衍化过程的重要资源。选取中外关系史学界鲜少着意的爪哇井里汶为例，探讨地名与港口定位、郑和下西洋与当地关系、苏南·古农·查迪与“中国公主”王珍娘的故事，乃至由此追寻爪哇自东向西从厨闽、锦石、泗水，到三宝垄、井里汶、万丹、雅加达的港口发展演变史的脉络，有助于对早期全球化历史面貌的认知。指出这些变化均在西方人到达前发生，以往过分强调西方大航海影响的观点应该加以修正。

中国与印尼的交往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爪哇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以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交通要道，吸引了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欧洲、非洲等地商人在这里交汇。早在汉朝，中国已开始了与爪哇的友好往来。《后汉书·顺帝纪》载：永建六年（131）十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李贤注引《东观记》曰：“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赐其君紫绶，及掸国王雍由亦赐金印紫绶。”^[1]根据法国学者伯希和考证，叶调即爪哇。^[2]

从全球史的视野考察，两国进入全面交流的高潮，是在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时期，通过国家行为的大规模航海外交，与印尼爪哇当地人以及中国移民发生了频繁的互动关系，对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16世纪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

第一节郑和下西洋与爪哇

明朝建国之初，洪武二年（1369）二月，派遣颜宗载出使爪哇，赐爪哇国王玺书，^[3]开始了两国交往。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经历28年之久，“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4]，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七下西洋，中国使团每次必经爪哇，中国与爪哇之间的航线，当时是一条从占城新州港（今越南中南部归仁港Qui Nhom）出发，直航爪哇的航线。

根据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瀛涯胜览》记载：“自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五虎门开船，往西南行，好风十日可到”占城国。^[5]费信《星槎胜览》云：“自占城起程，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6]可见在占城国东北的新州港出发，可直接驶向爪哇，爪哇是郑和下西洋的第二站，从占城到爪哇顺风二十日航程。在明初人的观念里，无论是马欢“阇婆又往西洋去”，还是费信“乃为东洋诸番之冲要”，都说明爪哇是属于东洋的。^[7]

郑和下西洋没有航海日志保存下来，跟随下西洋的亲历者著述成为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即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三书。由于马欢是通事，他的《瀛涯胜览》是三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其中《爪哇国》留下了当时爪哇历史与社会最为全面的纪录，下面是其中的主要记载：

爪哇国，古者名阇婆国也。其国有四处，皆无城郭。其他国船来，先至一处名杜板，次至一处名新村，又至一处苏鲁马益，再至一处名曰满者伯夷，国王居之。其王之所居，以砖为墙，高三丈余，周围二百余步。其内设重门，甚整洁。房屋如楼起造，高每三四丈即布以板，铺细藤覃或花草席，人于其上蟠膝而坐。^[8]

于杜板投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曰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其各处番船多到此处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卖者，民甚殷富。自二村投南，船行半日许，则到苏鲁马益港口。其港口流出淡水，沙浅，大船难进，止用小船。行二十余里到苏鲁马益，番名苏儿把牙，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自苏儿把牙，小船行七八十里到埠头名漳沽。登岸往西南行一日半，到满者伯夷，即王居之处也。其处有番人二三百家，头目七八人辅助其王。^[9]

费信《星槎胜览》将爪哇国置于《前集》，中外学界一般认为《前集》是他“亲览目识之国”。^[10]其中记载：“古名阇婆，自占城启程，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地广人稠，实甲兵器械，乃为东洋诸番之冲要。”提到“港口以入去马头曰新村，居民环接。编茭蔁叶覆屋，铺店连行为市，买卖聚集”，又记载“苏鲁马益，亦一村地名也。为市聚货商舶米粮港口”。对于杜板，则仅记“杜板一村，亦地名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