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英的第一次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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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

出版日期：2022-03

字数： 2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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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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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明代中英的第一次直接碰撞

明朝崇祯十年（1637）的英国船舰闯入虎门事件，是中英的第一次直接碰撞，作为中西关系早期重要事件加载史册。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和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此后整个中西关系发展的了解和研究。以往中外史学界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不少，但迄今未见将参与事件当时人和当事人，包括中、英、葡人记述的第一手资料汇集在一起相互参证的论述与评价，而将参与这一事件的中、英、葡三方面重要档案和当事人记述联系起来考察，即三方面四个来源史料的综合利用，是深化研究的前提。这里拟将这一事件作为个案，依据中国明朝档案、英国档案、葡萄牙档案以及事件当事人之一英国旅行家兼商人彼得·芒迪的旅行日记，从历史事实出发，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具体考察和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并给以思考和诠释。

关于明朝崇祯十年（1637）的中英第一次直接碰撞事件，纂修于崇祯十二年（1639）的《东莞县志》记有“红夷突入虎门”六字。^[1]这一事件包括三个方面：中国、英国和葡萄牙。由于澳门葡萄牙人居于中、英二者之间，是参与这场冲突的重要角色，因此，分析这一事件也直接涉及澳门在中西关系中的作用。众所周知，要深入了解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就必须首先准备充分的史料，值得庆幸的是，对于这一重要事件，中国、英国、葡萄牙都有档案材料保存下来，明档虽然在前面部分有残，但还是详细记述了事件的全过程。^[2]而英国方面身为商人兼旅行家双重身份的彼得·芒迪，是当时英国来华的当事人，他的旅行日记也是第一手的文本材料。^[3]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中外史界已有不少成果。^[4]但是，以往英国和葡萄牙档案大多在中国学者的视界之外，英、葡学者对于中国明朝档案的利用也属阙如。以三个方面、四个来源的第一手材料相互参证，对事件进行整体的考察分析，迄今尚无专门成果。基于根据单方面的资料来理解，难免掩盖一些隐晦的历史迹象，难以确切把握历史真实面貌；而三方面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各不相同，材料各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事件的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更何况档案是三方面当事人的主观愿望和认识的直接吐露，没有经过文人学者的过滤和转述；旅行日记反映出作者写作时的心情充满了希望和绝望，忧虑和达观，不失坦率，总之，四个来源的材料再现了三方的行为表现和心理状态。因此，很有必要将如此丰富的史料联系起来，相互参证，藉此重构或者说深描这段历史事实。

以这一事件作为一个个案，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勾勒事件本身，而且还可以发现一些新线索，对晚明对外关系进一步探讨。比如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对万历年间明朝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澳门政策有所了解，^[5]但是发展到明末，对外关系呈现何种状态，政策是否因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又如对晚明澳门葡萄牙人的地位和作用也可再做探索。因此，围绕这一事件，本章拟从双重视角出发，一是从中外关系的视角来看，了解明末中国对外国人的态度和行为，包括对已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对新来的外国人的态度和行为；了解英国对中国及对澳门葡萄牙人的态度和行为；也了解澳门葡萄牙人对明朝的态度，以及对英国人的态度和行为；乃至认识当时海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及其发展态势。二是从中国社会的视角来看，藉以观察和了解当时广东沿海地区社会不同阶层人们的行为，即晚明沿海社会的动态，给事件赋予新的，未及认识的意义。在对明末中外关系的图像提供一个个案的同时，也表述笔者对明末中外关系与社会本身的理解。

第一节事件的缘起

15世纪末，葡萄牙开辟新航路来到东方，其后西班牙、荷兰接踵而来。16世纪末，英国国王开始探寻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途径，也曾派遣商人充当使节前来，但是均没有成功。1620年，英船育尼康号抵澳门附近为风浪所毁，这也许是到达中国的第一艘英国船只；1622年，荷兰进攻澳门之役也有英船参与。^[6]16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果阿总督签署了一个休战与自由贸易临时协议。同年，英国船伦敦号租给葡萄牙人到澳门贸易，英国人就此在澳门停留三个月进行贸易，并且想在第二年于广州附近贸易。^[7]他们的贸易遭到了澳门葡萄牙人的阻挠。美国远东史专家马士（H.B.Morse）曾评论道：“第一次到达中国口岸从事投机的英国船是失败的。澳门总督没有意向容许他的名义上的上司——果阿的印度总督——打扰他的特权和钱包，他很容易地使用一些惯用的理由去说服中国的官吏，对该船的航行加以种种阻挠。”^[8]尽管如此，英国人与中国人毕竟有所接触，这招致了葡萄牙果阿新总督唐·佩德罗·达·席尔瓦（Dom Pedro da Silva）的不满，他认为再也没有比让英国人去澳门贸易，更有损于澳门葡人商业利益的了。^[9]他在该船回到果阿后扣留了航行所得利润，并且下令终止前任的做法。可是，对于英国商人来说，利用协议是“用来考察到广东贸易可能性”的绝好机会。就在那一年，以威廉·考廷爵士（Sir William Courteen）为首的考廷协会得到了皇家证书，派船到中国进行“商业探险”，对他来说，这完全“是出于和那个国家开始交往的信任”^[10]。于是，就有了韦德尔船队的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