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附录一 古代印尼的历史记忆
中国古代从海上亲访印尼的旅行者,依照时间排序,有东晋法显、唐代义净、元代汪大渊、明代郑和通事马欢。本文基于他们留下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记述,对古代中国探访印尼的旅行者集中分析,指出这些旅行者的身份呈现多元化,包括僧侣、海商、外交使者;古代中国人旅行印尼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从僧侣到商人,再到使者的三次更替;中国旅行者的印尼游记内容丰富,构成了印尼的历史记忆,不仅保存了航海、宗教、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文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有助于推进我们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认知。
中国与印尼的历史联系源远流长。爪哇位于东西方交通要道十字路口的重要地位,阿拉伯、波斯、中国、欧洲、非洲各地商人都在这里交汇。早在汉朝,中国已开始与爪哇友好往来。《后汉书·顺帝纪》记载:(永建)六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注《东观记》曰:“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赐其君紫绶。及掸国王雍由亦赐金印紫绶。”[1]汉顺帝永建六年是公元131年。叶调国即爪哇,法国学者伯希和有所考证。[2]在爪哇,公元3—7世纪建立了一些分散的王国,7世纪中叶—1293年有室利佛逝国,其后有满者伯夷国,也称为麻喏巴歇国(1293—1478)。
旅行是一种文明互动的重要方式,以东晋法显的苏门答腊历险为肇端,中国古代旅行者踏上了印尼的土地,留下了诸多记述。这些记述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属于海外游记,指旅行者游历海外或出使异国时所作的记述,记录了旅途见闻,考察了异域风情、抒发了旅行感受等等。从亲历印尼记述的作者来看,身份呈多元化,在古代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旅行者主体有所不同,包括僧侣、海商、外交使者。在中国佛教史上,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东来西往的僧侣就络绎不绝,游西域、天竺等地寻访佛典的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渐多。晋代法显、唐代玄奘、义净是最著名,也是最有影响的求法僧。其中只有玄奘走的是陆路,而法显、义净都经历海上到过印尼,留下了宝贵记述。这种赴印求法的运动到宋代已成强弩之末,宋元海商兴起,亲历印尼的却唯有海商汪大渊留下了游记。历史上中国与印尼全面交流的高潮时期,是在15世纪的明朝时期。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中国古代大规模走向海外的外交使团,要数明代郑和下西洋最大,经历时间最长,达28年之久,每次必经爪哇,所到之处,无不大受欢迎。马欢在《瀛涯胜览》里概括地描述当时情景:“天书到处腾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3]
关于使臣出使记,跟随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部书,是使团留下来的第一手珍贵纪录,其中又以通事马欢的记载最为细致。
古代前往印尼的佛教徒求法记、海商游纪,外交使者出使记,都是亲历印尼的写照。从僧侣到商人,再到使团,交往人的归类,也是交往重心的迁移。由于他们的直观感受与身份思想不同,因此存在记述的差异。本文聚焦于印尼,以亲历者顺时序展开的记述,探寻印尼历史乃至中外关系历史发生的脉络,一方面可以补充印尼本土记忆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印尼历史的影像;也有助于还原中外交往史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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