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反袁思想，首先表现为民主法治的思想与袁世凯专制人治的思想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的最早表现，是在如何对待宪法的制定与公布的问题上。

为了维护国内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李大钊对于袁世凯这个乱世 “枭雄”违背民主主义的某些言行，也曾尽最大限度地 “隐忍”与迁就。在《论民权之旁落》一文中，李大钊就曾提到当代枭雄 “其举动恒有轶乎法范者”，但是，由于为了 “震伏群魔，收拾残局”，又不能不 “惟此枭雄是赖”，也就是不能不对他迁就和忍耐。到了南方既定，制宪和法治问题更加突出以后，李大钊对于袁世凯 “轶乎法范”的要求和行动，终于在隐忍和迁就的同时，更多地表示出抵制和不满。1913年10月1日，《言治》第5期同时发表的 《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和 《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两篇文章，就是李大钊维护法治、反对袁世凯在立国根本问题上坚持专制人治的最早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