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该书将中国地方政府纳入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多层次治理体系中来，以低碳发展为对象，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机制。该书在公共物品理论和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央政府激励—约束和地方政府利益维度，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框架，提出地方政府自发性执行，政治性执行，行政性执行， 自发性试验等行为策略，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简介： 环境问题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我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我国依靠“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换取“经济高增长”，虽迅速提升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发展出政府管制模式，但出现政府失灵；为了克服政府失灵，发展出市场调控模式，继之出现政府与市场双失灵；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是为克服政府与市场失灵，在公共治理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的环境治理模式，但也存在失灵的风险。环境元治理与环境善治理论的出现，为解决治理失灵提供了理论工具。环境元治理与环境善治理论均要求将政府请回治理，并让政府承担治理责任，由此政府环境责任就成了保障环境元治理与环境善治实现，避免环境治理失灵的关键。政府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公共物品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环境权理论与责任政府理论。政府环境责任包括政府的第一性责任即政府环境职责，第二性责任即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在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理解政府环境职责，就能将不对应政府环境职权的职责包括在内。政府环境职责设计主要包括政府环境职责分配与政府环境职责分类两个方面。政府环境职责分配包括政府环境职责的第一次分配，解决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环境职责划分问题；政府环境职责的再分配是政府内部分配，解决政府纵向职责分配的“职责同构”与横向分配的“职能交叉”问题，以实现行政机关之间职责明晰。政府环境职责的分类包括政府环境质量保障、政府环境监督管理、政府保障环境信息公开、政府保障与促进公众参与、政府环境纠纷解决五大基本职责。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基本框架包括政府环境宪法责任、政府环境行政责任、政府环境民事责任、政府环境刑事责任。要顺利实现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追究，就必须完善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我国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存在同体问责不力、异体问责薄弱、社会参与问责不足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当通过问责信息公开与共享、问责案件对接、环境组织与公众对问责的参与等方面对行政机关问责、权力机关问责、司法机关问责进行重塑。社会参与问责嵌入行政机关问责、权力机关问责、司法机关问责，可形成行政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问责的平衡，并能监督各问责主体积极开展问责，确保政府环境责任问责顺利实现。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从选题背景出发，介绍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并对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进行介绍。第二章对世界环境问题与我国环境问题进行概括，由此分析解决环境问题的政府管制模式与政府失灵，市场调控模式与政府、市场双失灵，多元治理模式与治理失灵，并提出发展了的环境治理理论：环境元治理与环境善治。通过环境元治理与环境善治引出政府应当承担环境责任。第三章对政府环境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分析了政府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包括：公共物品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环境权理论与责任政府理论。第四章对政府环境职责开展研究，根据服务型政府理论对政府环境职责进行界定，并对政府环境职责分配与政府环境职责分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政府环境职责分配包括政府环境职责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第一次分配与政府内部纵向、横向再分配；政府环境职责分类包括政府环境质量保障职责、政府环境监督管理职责、政府保障环境信息公开职责、政府保障与促进公众参与职责、政府环境纠纷解决职责五大基本类型。第五章对政府环境法律责任进行探讨，分析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概念与基本框架，并对政府环境宪法责任、政府环境行政责任、政府环境民事责任、政府环境刑事责任开展研究，发现不足并提出完善意见。第六章对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的概念与构成要素，我国政府环境问责不力的表现与原因，解决政府环境问责不力的具体措施开展研究，通过问责信息公开与共享、问责案件对接、环境组织与公众对问责的参与等方面对行政机关问责、权力机关问责、司法机关问责进行重塑。

简介： 矿产资源是发展工业的基础。矿产资源开发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工业化发展又促进了矿产资源开发的不断深入。资源型城市正是在这种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形成的特殊城市类型。纵观世界资源型城市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的资源型城市都经历了转型，或正在转型，或将经历转型，而后繁荣振兴，走向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资源型城市未经转型，最后走向“矿竭城衰”。如何推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资源型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城市体系乃至区域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大局。因此，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在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状况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迄今为止，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然而由于在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之初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地侧重于关注和研究全球和国家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有关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对有关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方向，资源型城市作为城市的一种类型，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每一个资源型城市都面临或者即将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仍然是至今为止尚未完全破解的世界性难题，它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矿业学及生态学等多个领域，是一个涉及面广、具有交叉性和复杂性的问题。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西方国家第一批靠资源而兴的城市就面临这一问题，如法国的洛林、德国的鲁尔，经过数十年的转型发展，仍然未能完全恢复过去的辉煌。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资源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规模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资源开发基地建设一直受到极大重视，围绕资源开发，逐渐形成了一大批资源型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增长极”作用。由于资源型城市的辐射与带动，改变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资源型城市作为中国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为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主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开发相继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资源的逐渐枯竭，导致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体制改革的推进，资源型城市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长期积累的矛盾与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直接影响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的矛盾日趋尖锐，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21世纪以来，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备受我国政府重视，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要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和替代产业。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也指出：“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是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重点和难点。”2007年12月，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38号）提出，要加大对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资源枯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尽快建立有利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些充分说明，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也是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环境治理、资源勘探开发、资源税费改革等多个领域，既是实践问题，又是理论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资源型城市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资源开发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原料，生态环境则为经济发展和人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条件。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并重，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运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进行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坚决防止超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资源开发和因为资源开发而导致的环境破坏，切实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上来。二是正确处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传统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新兴产业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方向，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努力开发新产品，延长产业链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传统产业对城市发展的支撑作用。同时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不断增强产业之间的关联度，特别要大力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竞争力强的产业和产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正确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是党的十七大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的新方针和新要求，就是要逐步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实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应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充分利用城市在技术、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促进城乡产业对接，着力推进城乡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四是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是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妥善处理的一对关系，要求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又要遵循自然规律；既要讲究经济社会效益，又要讲究生态环境效益。坚持规划先行，制定科学合理的开采规划，有计划地进行开采。坚决杜绝盲目开采和掠夺式开发的“短视”行为。着眼于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效益，坚定不移地走循环经济道路，使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步入“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的良性轨道。五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坚定不移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社会发展，避免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努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甘肃省白银市是依托铜矿等资源开发而形成的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是国家在“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曾经创造了铜产量、产值和利税连续18年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的辉煌业绩，素有“中国铜城”的美誉，为国家有色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资源的濒临枯竭，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资源原始开采加工为主的较为单一的经济结构，给白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白银按照“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工作思路，加快培育多元支柱产业，开始探索资源枯竭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值得一提的是，白银提出并实施的“四个结合”和“六个转变”，非常符合白银当地实际，对于摆脱“九五”后期经济低迷徘徊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四个结合”，就是坚持产学研相结合、坚持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相结合、坚持自力更生和借助外力相结合、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接续产业相结合。“六个转变”，就是在发展思路上，由程式化、一般化推进，向强化政府推动、投资拉动、以项目求发展转变；在产业发展上，由主要依靠传统产业和初级产品增长，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资源原材料精深加工转变；在开发方式上，由相对单一的自我开发，向借助外力求发展、全方位开放开发转变；在生产力布局上，由相对分散开发，向强化中心城区、开发区和其他重点区域建设转变；在资金投入上，由相对单一依靠国家投资，向大范围招商引资、积极争取国家投资、启动民间资金等多渠道转变；在环境建设上，由单纯提供优惠政策，向注重环境、机制建设，打造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转变。“四个结合”和“六个转变”的转型模式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认可，被誉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白银模式”。作为一种探索和尝试，白银市从2005年开始，进一步把目光聚集到工业污染的综合治理上，试图以环境污染治理为突破口加快转型，不等不靠，主动作为，不惜拿出当年市本级财政收入的1/4以上，投入到白银公司铜冶炼制酸系统改造工程，由此带动了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多方面投入，资源型城市转型出现了重大转机。正是由于当年的这一重大举动，白银不仅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和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有关方面的帮助下，白银市于2008年3月17日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为白银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进入国家首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后，白银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动员全市上下全力以赴、加快转型，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实现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良好开局，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从理论方面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转型”的理念，抓住了转型的本质；提出了以经济转型为根本，带动社会、生态、文化全面转型的思路，明确了转型的重点；提出了近期、中期和远期的转型步骤和阶段性转型目标，确定了转型的方向；提出了“政府是转型的主导、企业是转型的主体、干部是转型的关键、群众是转型的基础、项目是转型的载体、创新是转型的灵魂”“六大体系”，提供了转型的保障；提出了建设“发展循环经济的示范城市、资源枯竭转型的示范城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示范城市”“三个示范”，规划了转型的长远目标，等等，内容丰富，不一而足。从措施方面看，经济转型的重点是培育“八大支柱产业”，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进一步做强有色金属及稀土新材料、精细化工一体化、矿产业和资源再生利用、能源和新能源、机械和专用设备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特色农畜产品深加工、黄河文化旅游等产业，做大有色金属、新型化工、复合型能源、特色农畜产品、物流仓储等“五大产业基地”；社会转型的重点是解决好就业、就医、就学、收入、社会保障、物价、住房“民生七件事”；生态转型的重点是深入实施大气污染治理、城市安全饮水、新型能源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四大民心工程”，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扩大覆盖面；文化转型的重点是凝练特色文化，打造白银精神，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高城市竞争力。总体上看，“四大转型”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实践方面看，争取甘肃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白银市做好资源型城市转型工作的意见》，省上成立了白银市资源型城市转型工作领导小组，省财政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按照1∶0.5给予配套。成功举办了全国性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暨产学研项目对接会。开展了白银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项目凝练行动，凝练整理筛选转型项目10大类543个，去年以来已落实各类资金近10亿元。成功实现中国中信集团与白银公司战略合作，引进战略投资32.6亿元，成为当前白银实施的一个最大的转型项目。可以说，白银市在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方面已迈出了一大步。不论是理论方面的成果，还是实践方面的经验，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白银市资源型城市转型能够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理论研究的重视。白银市在推进转型实践的同时，确定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并由中共白银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占亭牵头编写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丛书》。丛书从六个方面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一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基本问题与中外模式比较。主要围绕城市转型的基本问题，从经济结构转型、环境结构转型、城市管理转型、转型政策以及对国内外典型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模式进行了研究，构建起了研究的框架。二是提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接续产业的培育，从接续产业的选择、培育的模式、产业组织调整、产业空间重构、产业政策等方面提出接续产业培育与发展的战略和路径。三是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转型与再城市化。从资源型城市空间布局形成的历史渊源、布局规划、空间优化的路径以及二次城市化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二次城市化的对策措施。四是资源型城市环境治理与生态重建。首先对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进行分析与评价，研究其经济机理，提出治理机制和对策；其次再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价，在考察其生态承载能力的基础上，提出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支持机制、保障机制和发展机制。五是以白银市为个案，从体制创新、企业改革、接续产业培育、市场体系建设、政府职能创新等环节对“白银模式”进行了研究，剖析白银市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提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政策。六是提出转型的理念是“以人为本、科学转型”，按照以经济转型为根本，推动社会、生态、文化全面转型的思路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丛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的特色，每本书都有其独特而深刻的立意，无论是经验总结还是理论探索，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三大特点：一是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坚持理论分析和实践分析相结合，以理论为铺垫，以实践为依据，通过对范例的分析提炼实践经验，使经验判断建立在可靠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更具说服力；二是在研究的范围领域上，几乎涉及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面，内涵丰富，覆盖面广，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三是在研究的结构体例上，形成了较为系统、全面、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在此类著作中还是比较少见的。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从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干部、专家、学者也将会有所帮助。同时，我也希望我国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能够在转型的伟大实践中取得显著的成绩，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进而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吕政2009年12月于北京

简介： 环境金融最初是经济学研究范畴内的，法学研究者特别是环境法学者对此问津不多，本书从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以及环境治理的多元参与出发，以环境金融的概念、特征、内容及形式为研究起点，分析论证环境金融的法律基础以及环境与金融、环境金融与环境治理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环境金融作为一项创新型环境治理工具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围绕环境金融的法律主体、法律价值、法律原则、法律规制及实践、制度设计的困境及环境法对环境金融的回应展开论述，明确环境金融作为环境治理的创新机制，它可以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金融”方法。从法学视角特别是环境法出发，赋予环境金融更多的“环境”色彩，将现有研究的侧重从“金融”回归到“环保”，从经济学扩展到法学研究之中。

简介： 当前，全球范围内新一轮能源革命已然兴起。我国在经济增速趋缓、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新常态下，推动能源革命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本书以能源消费转型为主线，系统阐述了能源消费研究的相关理论及其应用，深入探讨了全球能源转型的轨迹、趋势和特征，国外主要国家能源转型的实践和经验借鉴，以及我国能源转型面临的形势、阶段性特征、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能源消费转型对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影响，并分别提出能源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本书以全方位视角探析了能源消费转型问题，力求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简介： 本书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的视角揭示了美国能源安全政策与美国对外战略之间的关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美国能源安全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的美国能源安全政策做出预测；揭示美国能源安全政策与美国对中东、中亚、美洲和非洲产油国以及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战略的关联；考察美国能源安全政策的制订过程和影响美国能源安全决策的各种因素，包括行政部门中的不同机构、国会以及参众两院的相关委员会、政党、利益集团等；探讨应如何应对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里的竞争及其在这一领域中合作的可能性。

简介： 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丛林中，国际关系学科，乃至其源头政治学学科都成为魅力日益彰显，价值被普遍认可的“显学”。在中国，这两个学科在经过长期曲折发展后，正在成为一片茂密的知识森林，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带，既让无数学人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也为中国的进步和世界的发展贡献着思想上的源头活水。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之所以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学科和学术地位，主要在于其学科的外在要求和内在规定。就其外在要求来说，无论人类历史的昨天、今天和可预见的明天的状况如何，总体来说它一直处于“政治社会”之中。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政治生态构成人类社会最关键的活动基础，活动于这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的政治行为体，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主体。当然，这不是说经济、文化、乃至军事这些社会构成部分、社会关系、以及活动于其中的行为体就不重要，相反，它们非常重要，并且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甚至比政治更加重要。但是，政治作为人类组成社会进行有目的改造自然和发展自身的主轴和关键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人们当然还会想起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著名论断，但是，不应忘记的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要通过一系列中介一系列变量一系列过程才能实现的，并且在这一实现过程中，政治这一上层建筑从来就不是作为外在于经济基础并被决定的力量而存在，而是持续参与其中，与经济基础不断互动、不断交换能量、不断更新自我，以与经济相互决定的方式而存在的。因此，作为处于人类社会活动主轴和关键地位的政治，无论其现象或本质如何，必然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认识对象，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认识工具和观察形式。但是问题在于，就当代国际关系而言，战后70年的变化发展，使其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内容和实质。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力量对比、地缘政治关系发展到今天，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也不断为国际关系学科提出有待认识和解决的新命题新课题。任何既有的理论逻辑和解释框架，对今天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来说，运用起来都难免存在捉襟见肘的尴尬。原因在于，全球范围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某种整合的“理论想象”和“知识框定”。不存在一种理论，既可以预测战争与和平、安全与稳定这样的“高”政治，又可以解释货币战争、气候变化、能源危机这样的“低”政治。也不存在一种理论，既可以回答全球化（globalization）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又可以回答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这些反向运动所带来的困惑和焦虑。对于国际关系学科来说，似乎面临着某种两难悖论：如果人们试图提供一种整合性理论解释，就难免与实际碰撞后遭遇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人们试图从实际问题出发，提供工具性回答，就难免牺牲理论的整全而遭遇知识和认识的碎片化局面。对于政治学而言，挑战似乎比国际关系学科还要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一直渴望找到或建立能够保障基本安全和生活秩序的联合形式（共同体），这些形式或是城邦国家、或是王朝、或是城市共和国、或是帝国，直到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对于近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人们曾寄予深切厚望，认为它可能是到目前为止解决政治难题的最高形式，以至不断歌颂之、赞美之、批判之、挑剔之，目的都在于改造之完善之。但是，事实却是国家导致的问题可能和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强大的国家，给予人民的压迫，可能一点也不比弱小国家少；弱小的国家，遭遇的外部欺凌和内在困局，使其国之不国。哪里才有“理想国”，哪个国家才是现实存在着的“理想国”？那么，对国家的超越可能是一种选择，但这样的超越，又给政治学带来极大的困惑。欧盟是一种超越形式，但希腊的危机和欧盟内部的治理难题，使得人们对这一超国家形式心生畏惧。至于“伊凡特—伊斯兰国”，与其说它是对国家的超越，还不如说是对国家的僭越，它只是一种恶的“集合”形式。不宁唯是，政治学不但在国家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上少有共同之处，在诸如正义、民主、平等这些根本价值问题上，更是充满歧见。作为现代国家基石的民主，曾给人们带来无上的向往，无穷的想象。但民主在实践中正在被杀死，在理论中正在被任意扭曲肢解。一些号称民主的国家正在干着最不民主的事情；一些朝着民主方向前进的国家，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片泥泞沼泽之地。这是理论的现实，也是现实的理论。那么，国际关系学科和政治学学科还能做什么？回答是，这两个学科不可能拔起自己的头发，实现自我脱离。相反，问题产生的地方，就是学科性之所生，命之所系的地方。换句话说，只有将学科的根须深深扎入现实，并延伸到历史深处，才能获得学科生命；也只有不断将根须加以拓展延伸，才能丰富壮大自己的学科生命。也因此，学科的内在规定才最终与学科的外部要求结合了起来。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而言，其学科内在的规定就是要使已形成的一整套理论适应客观的现实性要求，不断自我补充、自我修正、自我完善，实现学科工具性目的和现实价值性目的的进一步结合。因此而言，在变化急速、纷纭复杂的现实政治面前，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的无能为力，正是其能力所生的地方，这就像矛和盾的关系一样，盾的坚韧，正必须矛的锐利。是故，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的内在规定，其一是说，这两个学科已经有了区别于其他学科并经过长期锻造而来的工具，其二是说，这样的工具，还不能满足人们对它削铁如泥，披荆斩棘能力的期待。但是，这样的能力却不是在等待中能够获得的，具体而言，无论是国际关系学科还是政治学学科，都应该在两个面向上加强努力。一方面，应该聚焦具体的问题领域，就是学术研究要做好“立地”的工作。立地的研究看似琐碎、细致、不统一、不连续，甚至给人以“碎片”的感觉，但任何具体研究不可能不贯穿着认识论方法论。经年累月的“立地”的量的积累，不经意间恰会带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这正如蚕蛹的破茧而出，新竹的拔地而生。在学术思想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不能放弃哲学的思考和理论的批判，换句话说，要做好“顶天”的工作。“顶天”的研究看似玄妙，莫测高深，甚至虚无缥缈，但任何顶天的研究，无不充满对历史和现实存在的深切关照。顶天的意义在于，跳出思维的窠臼，打破具体问题的藩篱，指出出路和方向；顶天的意义还在于，吐故纳新、推陈出新，不断地在批判中扬弃，实现理论和思想的超越。在儒家学说史上，从原始儒家到阳明心学的嬗变；在政治学说史上，从城邦政治学到马基雅维利乃至摩根索的跃进，无不说明这一道理。或许，这样的突破未必会在一批人一代人中实现，甚至经过几批人几代人也未必见效，但学术探索的价值也正在于此。这恰如对一口井的深挖，不到第一滴清泉喷涌而出的当口，就难言成功的滋味。但挖井的意义绝不仅仅在此，挖井的过程才具有本质的意义。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乃至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一个后来者。但后来者先天的后发优势，在这个年轻的学院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2006年建院至今不满10年时间，贸大国关学院从国内外名校和科研院所撷取到近30名学术精英。依靠这批年轻的力量，贸大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不但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贸大国关现在拥有两个层次，六种类型的学生，既本科生、本科生留学生、本科生留学生英文项目，研究生、研究生留学生、研究生留学生英文项目，涵盖国际关系学科和政治学学科绝大多数专业，近400名学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大大有赖于“学术强院”战略的实施。事实证明，科研和学术永远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不竭源泉，这在贸大国关学院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别的不说，就纵向的国家课题和省部课题而言，在不到10年时间里，学院已结项和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就达到了14项，教育部和北京市社科基金近30项。学院教师累计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了近500篇论文，其中不乏在国内外顶级期刊的发表。正是基于对科研和学术重要性的认识，学院决定集中力量以另外一种形式即学术丛书的形式展示已有的学术积累。这里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赵丽编辑的耐心和艰苦努力，使得丛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即将出版的和纳入丛书出版计划的学术著作，有的是在年轻学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有的是学院教师的新著，涉及的研究领域和主题多种多样，研究取向和方法各异。但是，这些论著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勇于迎接学术挑战，尽最大努力回答国际关系学科和政治学学科在政治现实方面遭遇的新课题新命题。丛书中有的尝试着“立地”，有的尝试着“顶天”，立地者有时难免看起来“支离”，顶天者有时难免看起来“玄虚”，甚至存在着相当的“遗漏的不满”和“选择的遗憾”。但这种“支离”和“遗漏的不满”，以及“玄虚”和“选择的遗憾”恰是学术进路的必须。学术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进程，它的意义不在于一本书或一篇论文的自足和圆满，而在于无数片段的连续所形成的动态图景。通过这一连续的动态图景，对现实的理论和理论的现实的进一步关照和沉思，才会进入新的层次和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丛书作者们的努力有着丰富的价值，也有着令人感动的份量。是为序。戴长征2015年8月于北京惠园

简介： 俄罗斯作为油气生产和输出大国，能源外交在国家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位置。石油出口推进了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石油外交既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决策，也受到对外战略的制约。后冷战时期，俄罗斯更是以油气输出，弥补地缘政治的削弱。本书将俄罗斯能源外交置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整体框架中，阐释俄罗斯石油经济的形成，石油外交的实施；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俄罗斯能源外交的特点及影响。此外，在横向上从俄罗斯历史发展与石油天然气资源关系的视角，阐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政治、经济与能源外交交织发展的历程；进而梳理苏联及俄罗斯联邦时期能源外交政策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