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碳排放效率是一种基于碳排放的、特殊的生态效率。虽然不同学者和机构给出的生态效率定义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但这些定义的实质却是一致的，即使经济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使相应的环境影响最小化（Jollands et al.，2004）。由此，我们可以将碳排放效率理解为使经济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使碳排放最小化。这一概念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退化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的重大关切。Huppes和Ishikawa（2005）区分了四种形式的生态效率，我们也可依此定义四种形式的碳排放效率：碳排放强度、碳生产率、碳减排成本和碳减排成本有效性。碳排放强度即单位产出的碳排放，碳生产率可表示为单位碳排放所能创造的产出价值；碳减排成本表示减少单位碳排放需要付出的成本，碳减排成本有效性即单位成本所能减少的碳排放。前两种形式的碳排放效率是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定义的，而后两种形式的碳排放效率主要是从减缓碳排放和改善环境的视角提出来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的燃烧，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能源效率当作一种碳排放效率，或者我们可以说广义的碳排放效率包含能源效率。碳排放效率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

简介： 能源效率的研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具有综合性的复杂系统问题。近年来，中国能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传统上以不断消耗能源和制造二氧化碳为代价的生产模式难以为继。十八大报告又一次明确提出，推动能效水平提高，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改善能源效率对碳减排的作用毋庸置疑，已经成为减排的第一大来源。因此，基于低碳经济发展下的中国能源效率的测度，节能减排潜力的考察及节能减排路径的选择是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目前，中央政府将中国各地区节能减排工作作为“重中之重”。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及能源利用效率水平空间差异较大，那么产生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能否缩小地区的间能效差距？相应的节能减排潜力是否一致？“一刀切”的节能减排目标是否合理？中国区域能源效率与二氧化碳排放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或溢出效应？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是否能得到改善？能源技术进步对中国各产业碳减排的贡献比例是多少？怎样在“保增长”的主基调下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以及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亟待解决。范丹博士的《基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中国能源效率研究》一书对上述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在全球“节能、循环、低碳”的时代背景下，该书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数据，建立了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并将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能源强度、空间相关性引入二氧化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当中，实证分析了能源利用效率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空间依赖性和集群特征，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空间溢出效应及经济拐点出现的位置。考察这些关键影响因素对能源效率提升的作用机制和变动趋势，以及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路径、程度，促进各地区、行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与协调发展，对建设“节能环保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将二氧化碳排放纳入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评价体系当中，实证考察省域、行业间能源效率的差距，为各地区、各行业个性化提升效率改进方式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对各地区、各行业的过度能源投入和二氧化碳排放情况作出动态分析，这有助于各地区、各行业有针对性地调整能源环境政策。因此，对碳排放约束下的省域、行业的能源效率测度将为各地区、各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提供量化考核标准，并确定其相应的节能减排潜力，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再次，针对不同的工业行业之间存在着发展水平、能源绩效和碳排放水平等差异，本研究重点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基于低碳经济增长的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分解变量，与不考虑碳排放约束下的传统能源效率及生产率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及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为依据不同行业的发展特点制定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理论支持。采用四阶段DEA方法与Bootstrapped DEA方法，控制外生环境变量与随机冲击对工业企业能源效率的可能影响，为准确测度中国省域工业企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提供科学的理论模型。最后，基于生产函数法与指数分解法，构建中国产业能源消费碳排放的LMDI-PDA因素分解理论模型，并从抑制中国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出发，以全新的模型和角度考察了潜在能源强度、能源绩效以及能源技术进步对我国碳减排的贡献比例。在选择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对碳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科学的提取，并根据关键影响因素制定相关政策及有效措施，这对提高中国产业能源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范丹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计量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在攻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期间，已掌握了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善于运用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分析区域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问题，具有良好的前期研究基础和丰富的研究资料积累。作为范丹的博士生导师，我认为将“基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中国能源效率研究”作为专著的选题，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应用价值。该专著的主要创新体现在：首先，以经济增长理论、生产理论、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国家、区域、省际、产业、行业等多层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能源效率问题；其次，将能源投入、经济产出与碳排放三部分进行整合，并将传统能源效率研究框架进一步扩展，动态地考察低碳经济下中国节能减排潜力；最后，提出基于这种分析框架下的中国能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机制及其实现路径，进一步丰富能源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该专著以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在实际可得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经济模型，尝试综合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数理经济分析和实证检验等分析方法，系统地、全面地对低碳视角下的中国能源效率进行科学地评价。专著研究内容设计合理，论述清晰，结构严谨，写作规范，实证研究方法丰富且运用恰当，所得结论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创新性，充分体现了作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并掌握了计量经济学等相关专业知识。该专著的出版可以为能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并为国家能源部门与地方政府制定相关能源政策、节能减排工作提供决策参考。但由于作者的学术水平有限和时间的限制，本专著对该问题的研究不可能完美无缺，必定有不足和需要完善之处。仅希望该专著能引起对这一领域有研究兴趣的学者的关注和思考，从而进一步深入研究，为中国早日实现绿色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增光添彩。王维国2013年11月

简介： “城市病”作为世界性问题引起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城市病”可以说是国际城市发展的通病，大多数城市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城市病”，有的正在遭受着严重的城市问题困扰，也有的通过多年的治理，“城市病”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或者有效治理。所谓“城市病”，主要是指由于人口过多、过快地往城市空间集聚，引发城市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进而形成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社会冲突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规划和建设缺乏前瞻性和自我控制力，导致向周边地区进行“摊大饼”式扩张，大量良田耕地被挤占，人地矛盾突出，而城市失业人口总是占较高比重，贫富差距拉大、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制约城市和谐发展，引起市民身心疾病。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病”形成及其治理的一般规律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特别是诸如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长期积累的“城市病”治理经验具有典型意义。北京在长期快速发展中积累形成人口膨胀、交通拥堵、雾霾天气频现、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难题，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深入考察北京“城市病”的主要表现、成因，进而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是值得系统研究的重要课题。第一，系统梳理“城市病”研究的相关理论，为北京“城市病”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对“城市病”的研究有其共同规律，也因存在国别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而呈现出差异性。但围绕“城市病”及其治理，学术界形成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体系。对古典社会学、人类生态学、社区学派、田园城市、低碳城市等理论进行回顾性梳理，提出指导北京“城市病”治理以及京津冀低碳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古典社会理论对早期“城市病”及其治理给予关注，为研究和治理“城市病”问题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支撑。人类生态理论是“城市病”治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人类生态学是研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关系与相互作用，研究人与人类所生存生活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科学，是研究人类在其对环境的选择力、分配力和调节力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的科学。社区理论是对社区范围内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学说、观点的通称。社区理论学派主要侧重于城市的微观视角，认为城市是一个大的社区，“城市病”问题可以浓缩为“社区病”问题进行整体考察。关于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主要有城市社区邻里关系与社会网络、城市社区权力两种。田园城市理论区别于传统城市的去农村化模式，田园城市勾画了一幅城市生产生活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美好图景。田园城市理论为破解首都北京的超大“城市病”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宜居城市理论区别于田园城市理论，更加强调以人为本进行城市规划，强调城市建设与发展应服务于人。低碳城市理论为“城市病”治理和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工具。低碳城市以低碳经济为主导，以低碳发展为理念，在生产和消费两大领域重视节能减排，构建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城市经济在增长的同时，不能以损害城市资源能源和环境承载力为代价，构建更加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体系。第二，总结和探讨“城市病”演化的一般规律及阶段性特征。通过对“城市病”的范畴界定及其主要表现进行研究，分析“城市病”演化的阶段性特征。结合中国实际，需要重点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及北京“城市病”演化的阶段性特征。对“城市病”与中心城市功能定位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不同阶段产生的不同城市形态、不同功能需求导致的城市要素之间的失衡关系。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将工业革命引发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卫生状况恶化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称之为“齿轮暴虐”。“城市病”的内涵没有统一的界定，不同专业的学者从自身研究的视角出发对“城市病”进行了阐释。本书认为，所谓“城市病”，是指在长期城市发展过程中，因城市资源过于集聚、产业过于集群、功能过于集中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生态恶化、社会冲突等诸多问题。“城市病”的各种表现主要是人口膨胀以及老龄化问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冲突等。一般而言，城市演化规律遵循城市中心区快速增长、城市郊区化、大都市区化等典型阶段，每个阶段表现不同的特征，也面临不同的“城市病”问题。“城市病”的演化与城市产业发展密切相关，是随着城市产业的兴起、发展、繁荣、衰退而产生和发展的。许多“城市病”的形成与城市产业不断集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膨胀，进而带来资源能源短缺、产业发展滞胀相关。城市产业规模膨胀受到资源能源瓶颈性制约，经济结构升级对城市运行模式产生新的要求，导致了“城市病”演变。第三，基于跨区协调的视角对纽约“城市病”治理的经验进行考察。纽约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全球著名的国际性大都会，也曾面临许多重污染型企业和产业过度集聚于核心城区，遭受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的困扰。但通过有效治理，纽约成为美国最节能环保的重要低碳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诸多弊病。在城市化的同时，遇到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如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住房紧张问题，环境污染导致市民疾病缠身问题等。纽约城市演变经历了从城市化向城郊化过程。基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城市病”问题，纽约市各级政府选择新的发展战略，加强城市规划，在原有城市化的基础上向城市郊区化方向转变。纽约通过从城市化向郊区化演进有效缓解“城市病”问题，大致经历了城市居住功能的郊区化、城市商业功能和产业功能的郊区化、以卫星城镇实现城市综合功能的郊区化、城市功能的跨区域协同化等阶段。纽约在实现从城市化向郊区化过渡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跨区域的协同发展，建立了大纽约都市圈的协同格局，有效缓解纽约“城市病”问题，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纽约“城市病”治理的主要经验体现了跨区协同与均等配置的特征，比如：构建跨区协同机制，强化规划和组织实施；加强公共住房建设，重视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完善公共交通体系，化解交通拥堵难题；重视垃圾回收节约能源，加强低碳发展构建绿色纽约。这些经验值得北京借鉴和参考。第四，基于雾霾治理的视角对伦敦“城市病”治理经验进行考察。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城市化进程也较早，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城市病”问题也是较早的。英国著名劳工史学家哈蒙德夫妇将英国19世纪的“城市病”问题称之为“迈达斯灾祸”（Curse of Midas），批评英国一味追求工业生产却引发各种商会、民生、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伦敦进行了系统的“城市病”治理，采取了有效的治理措施，将雾都变成了绿都，值得北京借鉴。伦敦通过治理雾霾，实现由雾都变绿都。伦敦雾霾问题源于1952年的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使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酿成的苦果。从滚滚毒雾到蓝天白云，英国铁腕治污成效显著。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治污，今天的伦敦空气质量大为改善，早已摘掉了“雾都”的帽子。伦敦雾霾治理的主要经验是多种手段齐抓共管。堪称半个多世纪的铁腕治污，使伦敦终于走出雾都的魔窟，变成了拥有清洁空气、生态宜居的世界绿都。一是法律治理，出台《清洁空气法》等严苛法律；二是政策治理，收取拥堵费和发展公共交通；三是技术治理，利用新型胶水“粘”住污染物；四是绿色治理，建设绿地和使用绿色能源；五是社会治理，鼓励公众讨论和媒体曝光。伦敦雾霾治理的经验启示及北京的对策建议主要表现为：制定首都空气清洁法规，加强雾霾治理的制度建设；设立污染检测点，严控尾气排放；加强雾霾治理的技术攻关，以技术创新促进治理；发展绿色公共交通，使用清洁低碳能源，减少碳排放；重视社会群众参与首都雾霾治理。第五，基于空气污染治理的视角对洛杉矶“城市病”治理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洛杉矶作为美国比较典型的工业城市，先后经历雾霾事件和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经过几十年的治理，洛杉矶地区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洛杉矶空气污染的治理先后经历了组织法规治理时期、市场技术治理时期、转型协同治理时期三个阶段。根据洛杉矶空气污染治理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具体政策措施，为北京“城市病”治理提供重要借鉴，主要表现为：建立跨行政区的空气污染治理机构，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制定空气质量规划和标准，建立严格执行机制；鼓励市民参与空气污染治理，建立共建共享机制，加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建立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积极建设绿色交通和建筑，建立低碳发展机制。第六，基于副中心建设的视角对东京“城市病”治理经验进行考察。东京作为著名的世界城市，也曾经遇到比较严重的“城市病”问题。东京采取有效的“城市病”治理措施，从规划引导、功能疏解、副中心城市建设、产业调整、人口疏导、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加强治理。这些经验值得北京借鉴和参考。东京“城市病”的主要表现：人口过快增长，工业企业在城市中心区过度集中，钢铁、造船、机械、化工和电子等产业迅速发展，东京地区集聚了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的集聚，进而造成住房困难、交通出行压力大，企业过度扎堆导致的碳排放增加和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东京“城市病”治理的主要经验为：一是加强规划和疏解城市功能，建设城市副中心；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引导人口分流；三是构建都市圈轨道交通体系，完善公共交通设施；四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避免城市公共资源过度集中。通过对东京治理“城市病”的比较研究，总结和提炼出对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和促进京津冀低碳发展的有益借鉴。一是加强城市副中心建设规划，强化规划执行；二是加强公共资源均等化配置，有效疏解城市功能；三是引导产业转型、转移和升级，减少人口在中心城区过度膨胀；四是加快首都轨道交通网建设，破解城市交通拥堵难题。第七，主要基于文化改造与产业升级的视角对德国鲁尔区“城市病”治理经验进行考察。鲁尔区依托煤炭资源推动传统工业发展，逆工业化引发城市转型困境。鲁尔区对传统工业区进行文化内涵的改造提升，总结出区域整治、博物馆、公共游憩空间、综合开发、低碳发展等经验模式。借鉴鲁尔区经验，中国城市发展应该重视文化改造，制定区域整治规划，不能千城一面，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加强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城市低碳发展。第八，从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联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和问题考察，分析北京“城市病”问题的主要表现以及内在成因，找出治理“城市病”的关键要素及其传导关系。北京“城市病”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速放缓，但人口总量还在持续攀升，超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一直困扰首都北京的持续发展；交通总量持续增长，“首堵”问题长期存在；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疏解低端产业困难重重；能源消费总量攀升，雾霾问题严重，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北京“城市病”形成的影响因素很多，关系复杂。从本质上说，“城市病”是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速度之间矛盾积累的结果。第九，研究北京“城市病”治理及京津冀低碳发展对策。北京“城市病”治理既要结合国际上“城市病”治理的一般经验与规律，也要结合北京的自身特色选择科学的发展对策，需要以落实首都战略定位为指导思想，以构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基本目标，加快北京“城市病”治理，加快京津冀低碳协同发展。基于以上几个角度，本书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研究古典社会学理论、人类生态学理论、田园城市理论、低碳城市理论等的内在关联，分析“城市病”的演化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比较典型的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治理“城市病”的基本经验，分析北京“城市病”问题及其成因，提出北京“城市病”治理及京津冀低碳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为北京构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决策参考。

简介： Under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onstraints，achiev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constructing the two-oriented society of environment friendly and resource saving，but also is the need of Chinese trad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book analyzes themeaning and operationmechanism of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mode under the two-oriented society from system theory and empiricalanalysis’view. And the book analyzes following issues：why does the Chines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mode need transformation？How to achieve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rad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At first，this book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with the constraint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compares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of all types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analyzes themeaning of the two-oriented trademode，and ha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by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provinces. And then，this book uses the sample of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s and analyzes whether international trade make China to be developed countries’pollution heaven and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rad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t last，this book studies what is the optimal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and puts forward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iendly environmentand resource saving’s trademode. We ge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Firstly，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obvious，but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industry is still relying on energy，low labor cost. The trademodel depends on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very much，and is not conducive to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nstraints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put forward new demands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China needs to provide the world with more efficient products while achiev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 and trade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Secondly，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build the foreign trademode of the resource saving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Two-oriented’of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mode requires the three of technologicalinnovation，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trade developmen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each other. Some traditional provinces with high levelof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indicator，their indicators of‘two-oriented’of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mode is not necessarily high.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ve 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in the constructing of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ode of resource saving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Thirdly，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 participating in world verticalspecialization，international trade has notmake China to be the developed country ‘industry pollution in paradise’. International trade can reduce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export the clean products and imports contaminated products and other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s. China will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economic activity with the view of the allocation of global resources and globalgovernance.Fourthly，Chinese industry’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concentrated in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motes Chinese industry’s trade comparative advantage，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raditional factor endowments are the reas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hina’s industrialbusiness focused on clean rather than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y sectors. But the effecthas a“degree”of the limitations，when environmentalregu-lation is above a certain level，which is unfavorable to the industry trad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promotion.Fifthly，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the optimal environmental strategy is to take the high environmentalstandards，not the anti-dumping strategy under the complet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China also needs to expand diversified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markets and adjust the product structure and take part in internationaleconomic coordination widely. Key Words：Environment Friendly；Resource Saving；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ode；EnvironmentalRegulation；Comparative Advantage

简介： 《世界现状报告》系列是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的旗舰报告。它致力于记录和探索“通往一个可持续社会的进步之路”（Progress towards a Sustainable Society）。自1984年至今，它已经连续出版30年，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报告品牌，历年报告曾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享誉世界。最早提出“生态足迹”概念、现任“全球生态足迹网络”组织（Global Footprint Network，GFN）主席的著名生态经济学家魏克内格（Mathis Wackernagel）教授这样评价《世界现状报告》：“每一年，我们都期待着《世界现状报告》给我们提供关于地球和人类可持续性的各种关键议题的最前沿研究。”鉴于《世界现状报告》在国际学术界所具有的影响力，将其翻译成中文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在最初创立世界观察研究所时，莱斯特·布朗为其设计的指导思想是：“世界正进入一个迅速变化的时期，需要有一些不为日常事务缠身的人，能看到远处，为世界的未来发展辨明方向。”《世界现状报告》无疑是体现这一理念的重要载体。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正是《世界现状报告》一直以来所秉持的理念。可持续发展一直是《世界现状报告》系列关注的核心主题。这一点从近年的报告题目中可见一斑，2012年报告的题目是《走向可持续的繁荣》，2013年的题目是《可持续发展还有可能吗？》。本书以“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为题，是希望从一个较高的层面，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制度障碍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分析和反思。美国首任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前参议员蒂莫西·沃思（Timothy E.Wirth）曾这样评价本书：“这本书所深刻揭示和犀利批判的国家以及国际治理中存在的大部分缺陷，我在参与政府和公共事务的四十年生涯中都亲身体验到了。书中所提出的改善我们人类彼此之间以及与地球家园之间关系的建议，都通达事理并且振聋发聩，倘若这些建议可以得到实施，我们很有可能会走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成果。本书提供了这样一种广阔的视野，试图总结和评介全球以及各国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得与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本书中也能找到许多能够与五大发展理念互为佐证的思想和案例，可见中国提出的这些新发展理念足以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大潮流。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能够对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启发，能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促进中国和世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交流和理解。那么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虽然本书各章作者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通过不同的方式回答了上述问题，但是总的来看他们拥有一些共同的思想观念。在此有必要做一些总结和介绍。对于气候和生态环境危机的问题导向，是开启本书对治理机制进行研究的驱动力。根据最早倡导“治理性”概念的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定义：治理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以及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计算和手法组成的总体，其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人类社会对于各种气候及环境风险的反应能力以及对地球安全的关切，显然是可持续发展治理的核心内容。本书特别提出，除了权利、共识、公平和问责等要素以外，可持续性应该是“善治”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因为一个在走向生态崩溃的社会谈不上是良好的治理。在本书中，治理被定义为“人类用以管理我们相互之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生态圈的各种正式及非正式的机制和过程”。国际学术界“地球系统治理”（Earth System Governance）项目的主持者、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弗兰克·比尔曼（Frank Biermann）认为，与之前的制度分析方法相比，治理的视角赋予了制度概念以动态的特性，注重治理的过程，更加强调综合各个独立的制度之间的关联关系。因此，治理的概念比制度的概念更为广泛，因为涵盖了更广阔领域内的各种现象，而这些现象对于从人类的角度来理解全球环境变化的引导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本书各章对于市场、民主制、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企业、国际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工会等这些主要制度或者治理主体的角色都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首先，从总体上看，当前主流的治理体制在应对环境生态挑战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而且这些体制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阻碍。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进行认真审视的基础上得出的。本书的作者虽然主要来自美国，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人的视角，但是各章内容都具有高度的全球视野和意识，而且也正因为美国是现代性危机最为严重的地方，本书对美国现状的批判也最为强烈。气候变化这种“长期紧急问题”是最为广泛提及的例子，但是发达国家普遍缺乏积极有效的气候政策。国家的力量之所以虚弱，虽然部分原因是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全球化的削弱作用，但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源于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在鼓吹削弱政府的力量。因为同样的原因，国家间的合作自然同样很难取得成功，气候谈判的一再失败深刻揭示出民族国家普遍缺乏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一方面是人类社会体现出强大的力量，使地球进入了“人类世”，另一方面是人类不能阻止自己创造的毁灭力量，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失望和沮丧感。不过，最近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也许可以为人类带来一丝亮光，它也许意味着国际社会有可能制做出有意义的治理安排，不过《巴黎协定》的执行情况有待进一步观察。因此本书强调，加强公共机构特别是政府的作用，尤其是有效、灵活、负责和民主的中央政府，对于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次，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优势。在涉及环境问题的时候，有些人有意把民主与环保联系起来，特别是西方学者往往认为自身具有制度优势，政府可以对问题有更好的适应性和韧性。但是在现实中往往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因素都在影响政府的灵活性、负责任以及绩效。相比于经济结构、国家的环保投入以及公众的参与等其他因素，国家和政府的组织形式对于改善环境绩效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本书作者明确指出，民主固然是善治的一个重要价值维度，但是如果决策最终为利益集团所俘获，民主只会成为一个笑柄。以美国为例，由于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上化石能源利益集团的游说，美国联邦立法机构一直都未能有效推进气候政策立法。本书中对美国气候立法失败原因的深入分析，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而且，正如哲学家戴维·W.奥尔在序言中提出，民主制在助长西方社会的一种过度自信，使他们认为自己无需任何努力就安然可以度过危机；这种“自信的陷阱”可能将人们引入危机的深渊。第三，对市场的力量主要持批判态度。当前的生态和气候危机主要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市场力量是驱动物质消费主义的主要引擎。“市场没有社会良知、环境伦理或者长远的眼光”（第13页）。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基于自利驱动的市场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规律，其实是基于诸多理想化的假设。市场崇拜的教条和放任自由的政策，纵容市场的力量进行自我调节将使人类社会和地球都走向毁灭。关于这一点，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根源》一书中早已发出明确的警告：“如果让市场机制成为人类的命运以及自然环境的唯一主宰，事实上，即使它只是成为购买力数量和使用方式的主宰，也将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在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的力量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土地及其产品最终都被纳入一个自发调节的世界市场的框架之中”。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作者有意倡导一种基于社区的、本地化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降低生态足迹。本书中也较多讨论了基于总量限制及交易机制建立起的碳交易市场，它是被许多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所推崇的政策选项。在本书作者看来，截至目前，这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尚未能够证明其对于减排的充分有效性，相关规章制度尚未足够完善，欧盟碳交易市场的经验教训足以反映这一点；碳交易更接近于一种将决策者从碳税等规制的关注转移开来的政治手段，并且开辟另一个可以牟利的渠道，使企业、交易商以及金融家们成为知悉神秘力量的特权阶层——“碳祭司”。当然，市场的力量也并非完全被否定，只是在当前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政策议程的背景下，市场力量被过于神化了，市场本来应该得到更好的监督，“市场能做很多事情，但是对于不能定价的事务，它们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并符合生态的必要规律”。第四，企业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企业是主要的污染者。本书提到，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累计的碳排放量有40%是源于81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企业逐利的本质决定了它们往往都是短视和追求增长的，因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企业主导的全球治理议程不被信任，“漂绿”行为尤其值得高度警惕。本书作者特别对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议程的角色表示了质疑（第13章）。因为跨国公司的权力和影响力往往超过了许多国家的政府、社区和工会，它们的参与到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感和权力，还是真正为可持续发展转型发挥作用，仍是一个问题。因此，对于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参与，显然需要更多的监管和问责，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放松管制和私有化。但是另一方面，企业是经济的主体，在可持续发展转型过程中负有巨大的责任。只有获得企业的支持，可持续发展转型才能够成功。而且企业也不必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本身可以改造和转变。于是，社会公益型企业，工人能够更多分享财富的企业，社区财富构建的企业，都可能成为希望之所在。另外，针对化石能源企业的“股东行动主义”和“跟踪撤资”等运动也是得到高度评价的趋势。第五，具有生态素养的公民参与，是打破当前体制僵局的一个关键。“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是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治疗这一弊病的良药是分散和下放财富和权力”（第22页）；“集中的权力和财富将永远只会寻求实现自己的狭隘利益”（第23页）。从政治上看，要打破这种格局，更为积极的公民参与被认为是一个关键要素，“只有稳定和广泛的参与治理才能防止这种后果”（第23页）。本书最后一章提出了“协商型公民参与”（DCE）的概念，作为指引未来的一个治理模式。环保非政府组织是组织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形式，但是现实中这些组织往往依赖私人基金和企业财团的资金，走向“精英环保主义”（Elite Environmentalism）的道路。由于缺乏基层民众的参与，这种道路最终会误入歧途。美国之所以未能在国会通过气候立法，一个关键教训就是大型环保非政府组织直接与化石能源企业妥协和联盟，而忽视了草根的力量。这也是当下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消退的民主》一书中建议发动民众参与，通过社会运动来推动公共政策。只有走出“精英环保主义”，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环保组织领导的可持续发展倡议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一种拥护深度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必然充满了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和批判。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James Gustave Speth）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只是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努力，但在这个体制内的工作最终将无法成功，我们需要的是彻底改革这个体系本身”（第229页）。尽管本书也提出了一些接近左翼生态政治学者的观点，比如反对消费主义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活和生产方式，反对公地资源私人所有和国家控制（第9章）和倡导社区公有、合作社以及工人所有制企业（第16章）等，但是毕竟与贝拉米·福斯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又有所区别。因为书中的分析更多是集中在当前政治经济体系的局部和技术领域，而不是对其提出根本性的挑战。不过，如果我们按照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所说的那样去理解生态社会主义的环境原则：“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对我们生活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那么我们也会发现本书的许多内容已经非常接近这些原则。人类可以设计出治理制度和进程，从而克服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吗？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本书似乎还是保持一种极为谨慎的乐观态度。书中反复提到，现有社会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增长的命令”（Growth imperative），因此提出“减增长”战略作为政策建议。但是对于这种深层次的增长动力，书中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揭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其中的根本原因显然是资本增殖的原动力。书中也提出，考虑到市场的短视，因此需要给商业带上“望远镜”。但是到底应该如何给戴上这副“望远镜”，本书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答案。本书作者们所推崇的，是埃丽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所强调的社群自组织以及“自下而上”的路径。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本书作者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相对而言更不容易为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因此，地方政府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作用值得期待。尽管对于这种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向更大尺度，也仍然存在疑问。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奥斯特罗姆教授强调“制度不是万灵药”，呼吁学者们抛弃简单化的固有成见，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去探索知识。这本书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精神，明确指出“没有哪种治理结构能够有效地治理所有不同领域的人类行为”（第26页）。本书的一大优点也在于继承了奥斯特罗姆推荐的研究路径：及时地跟踪、搜集和分析世界各地的新试验，并积极地探索和发展出一系列概念和理论分析工具。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进展，也是书中多处涉及的一个话题。本书认为，由于较少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可再生能源开发等问题，不过在面对应对环境和气候危机方面，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如何结合的问题上，也还值得进一步观察。当然，本书的分析，更多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其中的结论有利于我们打破一些成见及教条。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情势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不同治理主体和机制的角色需要予以不同的分析和判断。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寻找答案，则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所系。值得说明的是，原书中有两章没有被采用。其中“中国环境治理的挑战”一章是因为“中外对话”网站已经发表了中文版；另一章“从过去（而非未来）来看环境正义”是因为计划约定的译稿没有及时提交，而且我们也认为该章的文献价值也较为有限。另外，本书中介绍或提到了较多前沿概念或术语，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根据需要选择编制了一个重要术语或关键词的索引，便于读者查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连续三年坚持翻译出版《世界现状报告》系列。责任编辑许琳博士作为这一项目的主持者，实际上承担了主编的角色。特别是在翻译出版前两本《世界现状报告》时，她组织起翻译团队，几乎亲力亲为完成了编译的全过程。受她委托，我具体组织负责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各位合作译者鼎力协助，使我们基本能够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了译稿任务。本书以及之前两本报告的译者基本上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学生或年轻研究人员，他/她们都不计得失共襄盛举，全凭自己对学术工作和可持续发展事业的一腔热忱。本书的翻译分工情况如下：谢来辉：致敬、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第八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周晚晴：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十九章；谢硙：第三章、第十二章、第十八章；白帆：第六章；刘利勇：第九章；王倩：第十章；侯佳儒：第十一章；戎梅：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侯小菲：第十五章；闫斐：第十七章；谢来辉对全书进行了统稿和校对，并重新制作了索引。另外，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和同济大学诸大建教授为本书专门撰写了评语，在此特别感谢。二位先生对本书以及我们的努力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众所周知，翻译是一个艰辛的学术工作，但是既然选择了就不能有退路。尽管我们反复多次修订校对书稿，并且一再拖延了定稿出版的日期，但是限于个人水平和能力，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请各位读者朋友包容和指正。谢来辉 谨识二零一五年冬于北京大兴

简介： 自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以来，20年过去了，如今的世界已大为不同。地球人口增加了15亿，并且有大半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全球化经济的快速发展、移民潮与迁移潮的出现、信息技术的革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起来。这对于可持续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2012年里约+20地球峰会正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在峰会上，人们将探讨如何驾驭这些迅速的转变，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尽可能使更多人的生活得以改善。以上是2012年度《世界现状》试图探讨的主题，福特基金会很荣幸对本书予以支持。本书中的新思想、新工具以及令人振奋的想法，再次向我们证明，可持续发展的地球依靠的不仅是国际会议所作出的关键决议，同时也仰仗无数个时刻变化中的社区所展现的创新、活力及承诺。本书也清楚说明，如果我们想要打造真正可持续的经济，要在不牺牲人类未来环境的前提下促进当今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已看到人类社会的惊人进步，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获得了正式的肯定、再生能源的日益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管理工具的开发应用，以及可持续性措施在制造和运输等重要部门的采用。然而，这些行动都还未能减轻我们共有的环境的恶化，以及我们对自身和子孙后代未来的伤害。主要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要如何转型为可持续经济，以及这样的转型是否有助于解决第二个隐患：地球上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贫苦之中。比如，绿色科技会带来优质的工作，同时改善贫困国家的生活水平，还是因为这些科技的经济利益仍主要掌握在富人手中，从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肯定森林的经济价值是否可以让农民与原住民更容易取得自然资源并追求可持续地生活，还是会进一步限制当地社区使用土地？世界各地丰富与多样的传统文化会被人们善加利用，还是会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消失殆尽？这些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相当棘手。但本书的想法犹如明灯，对规划未来蓝图大有助益。本书内容也呈现出了世界各地的伙伴们一再证实的宝贵经验，而我们相信，不论是在里约+20峰会或是之后，这些经验都是可持续议程的核心。首先，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是达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绿色经济来达成里约+20峰会消除贫困的目标，必须要有公民社会集体的充分参与。为此，福特基金会支持形形色色的组织在该峰会的筹备阶段表达他们的期望与关切；并资助利益团体、社会机构和学者组成的国际网络，支持他们在住宅、运输与森林管理等关键议题上的努力。这些利害关系人认识到，重大的经济转型对于贫困者以及其他弱势群体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需要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积极参与决策过程，将为下一步的国际协议带来公信力，确保利益能共享，风险能得到慎重的管理。其次，我们又看到，赋予农村人口权力，让他们扮演自然资源的管理者角色，对于对抗气候变迁具有重大效益。世界各地的森林并不只是众多人口的生存环境，也是他们的重要生计来源。这些住在森林里的人口主要是原住民或部落民族，对于他们来说，森林是食物、能源、药物、住宅与收入的来源。让他们能够拥有与管理他们所居住的森林，或许能在最大程度上促使他们保护这些自然资源。给这些群体对于所居森林（与其他自然资源）更多的管理权，不仅是可行的，也是许多国家可以也是必须加以学习模仿的成功模式。最后，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城市发展与全球许多城市的急剧扩张，应成为任何有关可持续未来探讨的重点。城市的状况已成为关系世界一半人口生活的重要议题；而且未来四十年，世界的预期人口增长（约23亿人）几乎都发生在城市地区。虽然某些人对快速的城市化有所担忧，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可能性。城市的成长可以提供巨大的机遇，让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创造经济机会，提供就业与服务，为城市居民带来收入，增加其存款，并助其融入社会，同时保护环境。但为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必须彻底转变观念，以新的方式来看待城市与思考城市发展，以密集的、多样的、精打细算的土地规划为发展方向。人们共同应对城市化的方式，将决定数十亿人口的命运以及地球的可持续性。以智慧与信念引领未来，将是子孙后代，包括后代的子孙后代，对当代人的期待与希望。他们期待我们不仅要思考现在，也要思考未来；不仅要考虑自身，也要考虑他们。在我们以可持续发展的新愿景，纪念里约峰会20周年之际，我们将有机会尽长远之责，管理那些维系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让我们好好把握此时此刻，为可持续未来而努力。福特基金会董事长（译者 许琳2157855）

简介：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faced with pressure from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Power industry is a key area i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industry which is efficient and low carbon is mostly based on the marketiza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But the existing industry management syste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ower industry is obviously unfit for the requiremen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which hinders the effectively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The reform of electric energy system is the key area for reform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which is also a basic field of the whole reform strategy.It is not an accidental event in some areas，what it refects is tha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have the value of “Universality”.And the electricity reform is beginning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ors.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wer－supply shortage，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policy of financing from society and the state to build power plants.Howeve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planned economy and market economy have been important issues，which will block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the further reform.While our country has established a market－oriented electricity reform program，which is put forward in the Reform of Electricity System of 2002，and electricity industry has obtained remarkable successes i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ower source construction，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what has implemented and the goal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Thus the mechanism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completion of short－term task is not very perfect; the progress of reform is sluggish，stagnant and even backward in some areas.So in policy aspect，the route of reform can b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It is essential to stick to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start with the reform of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etitive retail market.Then a thorough reform can be carried out by improving industry restructuring，the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and modern regulation mechanism.The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power system reform is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of a country.Since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between transition country and those with mature market economy，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tasks，goals，contents.In transition country，if you want to continue the power system reform，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firm commitment to establish a marked－oriented power industry and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ystem.Since 1978，it is actually a problem－oriented reform path of China.But it can’t be dominant mode of the reform.Becaus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mode gradually disappear，for the growing complexity and urgency of the deep－seated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power reform by top－level designing and reforming systematically，to adopt project－oriented mode and legalize implementation system.Reconstruction of power industry is a premise to form a competitive power market.The electric power reform has finished the separation of plant and network since 2002.After that，the reconstruction has almost become blocked.And it has become a contorted structure that consists of many competitive power generation plants and monopoly of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The blocked reconstruction has wast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ower generation plants reform and even hindered the formation of electricity market seriously.There are two targets of China’s power industry restructure.In the near future，we should transform the single buy－side model based on unilateral trade into competitive wholesale mode based on bilateral trade as soon as possible.And in the long term，the goal is to establish effective competition trade mode of retail along with the mature of market mechanism.And in brief，the goal of the reform is to separat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business and make power retail independent. According to this，the reconstruction of power industry should focus on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as well as the competitive retail market that starts with the direct purchase of electricity by large users.Finally，it can establish a bilateral competition system which connects both supply and demand sides，and form a competing electricity market.China’s power industry has long existed multiple price distortion，and there are structural distortions in coal price and power price，grid price and retail price，prices between different consumers .According to calculations on different price distortions，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electricity power has caused great economic cost，which is inefficient and unfair.The main reason of price distortion is that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electricity price lags severely behind the re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The grave mismatch betwee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ing and the reform of the government’s price regul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displacement of government functions.China has long been taking electricity as a quasi－public product and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for the government to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and obtain political support.So the government has to use the method of distorting tariff structure and level of electricity price to get low electricity price，which in turn would cause great economic loss.To Scientifically position the government，to establish a market－oriented price mechanism，to deregulate grid－price and retail price，to implement incentive regulation on prices of transmitting and distributing electricity are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China’s electricity price reforming.Effective power supply needs to be provided by reasonable investment in electricity industry.The moderate coordinating between power industry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the re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Since 1978，China’s power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ing mechanism，which holds investment mechanism as its core，has gone through two changes，which refers to the transition from market－promoting mechanism to market－suppressing mechanism.The government has re－emphasized the power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ing mechanism which focuses on investment approval and the domination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This inhibitive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mechanism makes up for the supply gap which is caused by the retreat of non－state capital through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dominat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But while achieving equilibrium of the power industry，the mechanism’s sustainability deteriorates due to the endogenous“repellent systems”.Therefore，the investment system of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needs major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from the administration－oriented system to the market－oriented system.Electric energy regim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forming of power industry mechanism，but also a significant factor influencing it and the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At present，China’s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is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the industry marketization proces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The reforming of electrical energy management is to establish modern regulatory system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market economic system，to regul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to manage by centralization，to decentralize reasonably，to supervise professionally and effectively.Electric power supply，which features“province entity”，and patterns of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new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China’s power consumption as well a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for a long time.It exists obvious regional imbalances and great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sumption and supply of electricity.Besides，there is an interactiv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vincial consumption of electricity and economic growth，and they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regional factors.From electricity consumption，we can see that economic scale has a strong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power，yet it is not true with structural changes－which reflect the tendency of high power consumption.Judging from power efficiency，though it increases weakly，the industry energy efficiency of eastern districts has always been at the forefront.Relatively speaking，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Midwest districts is lower，however，there is a great potential to improve.On the whole，the gap between them is narrowing.Results from econometric studies show that optimiz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s，opening and reforming，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indus-trial power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that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inhibits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industrial power consumption.Market－based electricitysaving mechanism is the basis that the power consumption efficiency is increasing.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chang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wer supply mechanism which features“province entity”，to eliminat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in inter－provincial electricity trade，to improve inter－provincial electricity trade，and to establish institution and mechanisms concerning endogenou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At present，China is in an important period of rapid deepen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re still need to consume a lot of energy to sustain industrial growth.but due to the limited domestic supply capacity，maintaining industrial growth means we will facing growing pressure of energy supply.So we need to establish a new concept of energy security and program the strategy of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systematically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energy supply.In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accounted for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has been remaining at around 70 ％，so the trend of changes in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determines the trend of changes in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Overall，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is relatively low，some industries have significant energy－saving potential，while the energy－saving，which is brought by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has not effectively released.Therefore，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is critical，industrial energy saving policy should be focused on structural and technical energy saving，besides，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industrial structural energy－saving－oriented system，which is based on micro subjects’incentive.China has long adhered to the trade policy which pursuit the growth in export quantity，and the domestic energy price system is distorting，these become fundamental obstacles in the way that the trade texture of the export of China’s industrial goods transform in the direction of energy saving and low consumption.So as to slove this problem，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export trade that excessively pursuit the growth of export trade volume to the pattern which is energy saving and low consumption.Therefore，for the purpos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we need to change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y and energy.In order to achiev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power industry，china has adopted a variety of policy means，mainly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policy and electrovalence policy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Currently，the system of implement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in power industry has executive－led characteristics，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re the main way the policy implemented，local government has direct responsibility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The executive－led system has shortages of high cost，low efficiency and lack of incentives，it is rooted in the uniqu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of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It can alter the Marketbased policy instruments by strong executive power and has the capacity of maintaining inferior policy and expanding field of application.Good policies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hould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lowcost，incentive and equity.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pends largely on the realization of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of related subjects and whether the market mechanism has played its basic role，the building of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ket－oriented policy.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vigorously is important content in optimizing energy structure and realizing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Every country should design her policies and make choices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the country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China has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y are effective.At present，China faces arduous task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and to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we face technical，institutional，and many other obstacles.So we need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power system，make full use of market mechanism，optimize the design and combination of policies and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简介： 围绕节能减排政策压力下资源富集区的产业转型发展，本书系统介绍了资源富集区产业转型相关基础理论，对资源富集区产业发展的一般特征、产业结构的形成机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并探讨了在自然资源、环境约束下资源富集区实现产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以及节能减排政策对资源富集区产业转型的传导机制。同时，以桂西资源富集区为对象，详细分析了其产业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基本现状，验证了其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其产业转型的主要做法和产业转型效果、产业转型对节能减排的影响以及产业转型的影响因素。最后，在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国内外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节能减排政策压力下加快桂西资源富集区产业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