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庆丽，女，安徽定远人，教育学博士，青岛大学青岛教育发展研究院讲师。青岛 266071

　　内容提要：儒墨教育哲学之争是影响中华传统教育文化的思想源流。两者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个体和民族的文化生活是礼乐还是非礼乐，伦理追求是义利二分还是义利一体，人生信仰是有命还是非命，以及对待差异是和而不同还是尚同。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仍要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张力，道义与物利的冲突，人生信仰的寻求及多元价值的自由选择等多重困境。重温儒墨教育哲学之争的议题，可用古圣先贤的古典智慧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用儒墨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观照现代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价值教育和信仰教育的发展路向。

　　关 键 词：儒家 墨家 儒墨之争 教育哲学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8)01-0154-08

　　儒家的起源早于墨家，墨家在发轫时以儒家为师，在声誉日隆时走向儒家的对立面而成为其思想对手。依据墨家师出于儒而反儒的发展逻辑，墨家典籍中出现的主要命题一般可在儒家处找到反命题。“孔子一方面‘述而不作’，承继了诗、书、礼、乐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墨子最初也是习诗、书、礼、乐的，但后来竟成为礼乐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1]30这种对礼乐传统是创造性继承还是激烈批判的不同态度，波及儒墨对教育的理解和设计皆有不同，两家对教育的本质规定产生了认识差异，最深层次的根由是对人的理解判然有别。在人的文化生活、伦理追求、人生信仰和对待差异的立场上，儒墨做出了不同的判定。现代人仍然无法完全脱离古代人身处的生存境遇，现代教育仍需直面人对生存境遇的诸多逼问而要做出合宜的解答。重温儒墨争议的主题，反观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及考察现代教育的发展路向，会获得来自中华古典教育智慧的启明。

　　一、儒墨教育哲学的争论

　　墨子自陈非儒而不反孔，他在和儒家弟子程子辩论时称引孔子的话作为证据。程子对他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颇为惊异，遂问他：“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2]438墨子在此表达了本质主义的知识信念：只要真理是客观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孔子的言论被判定为真，称引亦是自然之事。可并未因其称引孔子之言，即和儒家产生价值共识和行动一致。在忠于真理的基础上，本着对礼乐文化“述而作”的开拓创新精神，墨家试图解构和重建当时的文化习俗。“儒墨之争发生在中国的‘轴心时代’，比起诸子间的其他论辩来，它更切近地影响到一种关涉民族人文终极价值取向的抉择。”[3]在“道术为天下裂”的中国轴心时代，儒墨在民族的终极人文关怀上形成了对立的互补结构。其共同目的是在礼乐文化的行将断裂处寻求重新弥合的可能，为将要失去行进方向的传统文化确立新的发展方向。

　　(一)文化生活：礼乐抑或非礼乐

　　儒家崇仰礼乐的文化生活，通过施行礼乐教化，以礼作为规范外在行为的仪轨，以乐作为感化内在生命的动力，以此培养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继而上升到仁道的至高境界。“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4]18中和人格顺服仁道的感召，礼乐的文化生活塑造了指向不同层面的品格内涵：自我修身的克己无忧、孝悌忠恕，恩待他人的爱人立人、博施于民，公共生活的居处恭、执事敬等。仁的多重涵义让它既是人格品质的价值内容，又是修养身性的指导方法，诉诸礼乐可形成恭敬、宽容和仁爱等众多美好善德。仁内隐而礼乐外显，“人们在举行礼仪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按规定的程式去机械地演示礼，而且要对礼仪形式本身进行欣赏，产生愉悦的内心感受”[5]123。行为谦恭、交往得体、忠诚于职守及谨慎地使用语言，皆符合儒家的礼乐范畴及审美体验。优雅的行为举止、张弛有度的言辞和待人接物的卑亢有节显示了仁人君子的儒雅之风。这不仅是供人观看的仪式，更是表达个人品性修养与家国尊严的文化符号。

　　墨家立场鲜明地反对礼乐，以“非礼乐”的观点名噪一时。拘泥于外化形式和实用思维，墨家把以礼乐为生的儒者看成是损害社会利益的迂腐寄生体，把儒家形上的礼乐之“道”降格为无用之“器”，并指责它是劳民伤财、与民争利的不祥之物。继而谴责它荒废了贵族治理社会的时间，又使平民没有时间投入劳动生产，这违背了墨家“兴天下之利”的最高原则。基于维护平民利益和弘扬平民文化的立场，墨家旗帜鲜明地主张“礼乐，非也”，力图把当时已呈现出衰颓迹象的为贵族阶层所享有的礼乐文化推倒重来，这赢取了那些处于贵族对立面的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使墨家的私学教育在短期内得以大力扩张。墨家以“非礼乐”的名义取消了享受高雅文化的权利，把精神生活的需求降低，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和增强生产劳动，使财富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共享，以此救治物质贫乏和分配不公之弊。“墨子固自有其最高之精神生活，彼固以彼之自由意志力，遏其物质生活几至于零度以求完成其精神生活者也。”[6]147为实现天下公利而遏制个人私利，墨家只好动用各种神圣及世俗的力量，包括利用上天的威严、权力的惩治和舆论的约束来对人的言行思想加以规训。同时奋力教导人兼爱、交利，这近乎是墨家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己所欲，施于人”的道德金律使人走向行善，却丧失了主体的意志自由。墨家虽身体力行地展示其精神之可贵，庄子却批评它“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7]571。

　　儒墨的礼乐和非礼乐之争，既关涉个体意义的文化生活方式，还整体关联着民族人文精神的文化道路选择及发展走向。儒家礼乐文化对社会分配正义的构想是，保存生产发展和文化创造的既有成就，保留政治精英及文艺创作者的权利空间，这是它在历史上长期被看作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因。至于平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文化利益诉求，通过孔子“仁者，爱人”的仁德政治，以及孟子发展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及伦理，足以得到合理解决。“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具有超越具体时代和制度的价值。”[8]儒家用礼乐文化来维护阶层的边界与社会和谐，用民本思想来制衡可能失控的君权，凸显了文化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社会担当。

　　这种社会担当精神也体现在非礼乐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治理方案中。墨家一是把自身信奉的理想的道德严肃主义拓展为普遍的伦理实践，二是扩大社会生产并倾向于让社会处境不利者来分享物质财富，这样把人人为我的私有状态转化为我为人人的无私利他。这种严整的道德理想主义在秦朝建立后高度收拢政治和文化权力的宏观背景下，难以获得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可每当中华民族处于朝代更迭的历史转型时期，墨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权力平等主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道德理想主义、以“非礼乐”为基调来否定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则应时重生，为社会的重新整合和文化的再度适应提供精神动力。当墨家完成了协助朝代更迭和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后，儒家则再次复兴以发挥稳定人心秩序的治世功用，促使社会再次按照伦常规则稳定地运转。这使“礼乐”和“非礼乐”交错成互补型结构，在中华民族历史深层的文化运动中此消彼长。

　　(二)伦理追求：义利二分还是义利一体

　　“礼乐”和“非礼乐”存在着对伦理的丰富理解，可更集中地指向伦理追求的价值命题是由儒墨开启的义利之辩。如何安顿价值秩序主导着社会的道德风向，因而义利之辩是中华民族价值世界的元命题。儒家对义利作了截然对立的二元区分：义是君子的坦荡荡，利为小人的长戚戚。墨家则直接进行了同一化论证：若不以利来指代义，则无法准确揭示出义、利的内涵及外延。“墨家之‘利’的要点有四个：即‘公利’、‘互利’、‘爱利’、‘全利’。”[9]177墨家坚守利本位思想，把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公共利益做最大程度的努力奋斗视为最大的道义，这是墨家伦理被看做和现代西方功利主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缘由所在。义利同一思想是效果论和动机论的统一。主张用是否为对方带来物质利益及道义支持作为抽象公义的评判标准，这样操作起来易于落实和评估，墨家用它来界定物质功用、社会进步及人伦和谐，以此界定人与他人、社会及自然的关系。“利”可用来规定兼爱天下的善、奉敬双亲的孝与国家间的和平共存，利大于害即为正当。墨家的道德困境不是在义利间取舍，而是在何者更为有利中做出权衡及决断。

　　儒家认为利只是物质的属性及功用，根本不值得真心向往，为了保持品性的高洁，需对之采取保留和克制的立场，以免坠入物欲的网罗而丧失身心的自在自由。利是消极的不正当价值，是小人儒的追逐对象，它会阻碍君子人格的养成，使人难以摆脱逐利而居的生活状态，因而更高的道德境界是求义而非求利。义利二分是动机论而非效果论的，它旨在考察人的内在道德动机是否出于高尚的目的，行善始于崇高是儒家倡导的伦理自觉。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后，人更应该去追求文行忠信的君子风范，而过分关注利益则会损害成仁的美德。君子儒为道而生，在追求仁义之道时，理应轻视一时一事的困厄及利害得失。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4]30生命和道都是极为珍贵的。生命是为了仁道而存在；利却等而下之，它处于价值链的最底端，最能折射出人的品行的本质。墨家描述了以礼乐为生的小人儒形象：“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2]315墨家非儒的证据是小人儒行径。孔子也曾批评这些无德之人在掌握礼仪的操作技能后，以给贵族主持婚丧仪式作为谋求衣食的来源，可见儒墨在反对人的自私自利这一点上，立场实为一致。

　　墨家把利指认为实质性的善，前提是以他人及社会的公共利益为旨归，当人们在为他人谋取福利时，义的价值观念则贯穿于其中。当弱小的国家面临强大国家的欺辱与掠夺时，若能在道义和行动上支持它，则体现了国家间交往的正义原则。“义利一体”以不损人利己、不加害于人、志在帮助他人为目标，这是一种朴素的生活伦理，却能够在利益关系上消解家庭冲突、社会纷争和国家间的战争。儒家劝导人轻视物质的利益，转而去追求礼乐的价值和人格的修养。“子罕言利，与命与仁。”[4]77相对于可见的物质利益，主宰人生沉浮的不可见之命运和内心的仁道方为儒家的伦理准绳。这在近代思想家康德这里获得了历史的回响，对头顶的星空和内心道德律的敬畏，使人们终生不倦地献身于探寻真理和服从道德。“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0]2在仁义中已经包含了为他人谋取生活的福祉，即使不像墨家那样声称凡事为利，但是利已经暗含于其中。儒墨皆有超越性的伦理诉求，两家虽然在义利内外、分合及主次等问题上相持不下，不过在反对人们跟随物质享受而沉溺于自私的欲望这一点上，两家具有基本的共识。

　　(三)人生信仰：有命或者非命

　　什么是好生活，依靠自我或外界哪种力量能生活得更好，是具有终极意义的人生问题，它统摄着对人生动力和生活方式的诸多思虑。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对人生问题的丰富论述，西方古典文明一直执著于探寻人的生存及存在意义，这影响了近现代以来中西方人文科学的阐释内容与演绎方式。“盖人类文化占最大部分的，诚不外那些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但这些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价值判断。”[11]93儒墨对命运有无所作的形上推理，是两家人生态度的分水岭，也是形成不同人生实践的影响要素。命运居于神力和人力中间，源始于解释繁“多”的生活现象背后的终极因素“一”，是对变动不居的生命运动之后所隐藏的第一驱动力的归因。人类用它来描摹不可掌控却又主导人生及宇宙的那种实体。古代人认为它控制着个体的吉凶、历史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命”被解释为“使也，从口从令”[12]77。它既受语言的驱使，也听从于行动的调遣，更要求人类在因缘际会中对时势有所把握，当领悟到历史的潮流和人生的必然性之后，则会对这种更高的力量产生信服。

　　儒家对“命”的理解保留了生存论向度的语义空间，用天命来解释人生的困厄、痛苦、死亡及不幸，把人从被经验束缚的纯粹客观实存上升为超越性的精神存在。天命是在有为与无为、人力与天力、痛苦与幸福、死亡与生命间进行调和的保护性力量，是人能坦然接受非合理性事件的缓冲地带。命从天而来，是天人交相感应的连接点，是人与天地合德的交汇，是人对善恶等道德观念发生感知的源泉，它建造了从世俗世界走向神圣世界的通道。服从天命并非是完全的消极被动，乐天知命让人在逆境中保持温和的进取动机，听天顺命是把自我放置于天地间以顺从自然之性的引导，安身立命是以刚健有为的德性修养来以德配天，顺天休命更是顺势而为以履行通达的使命。“孔子并没有对天命的权威加以限制的意图，也没有将天命和人力划分成不同势力范围的思想，而是认为他的主观努力正是天给予他的使命，从这一点说，他也对人力的作用予以一定的地位。”[13]26儒家的天命观念拥有人文关怀的情愫，不会轻易把人引向宿命论的奴役状态。

　　墨家不满于儒家对命运的坦然接受和悦然共处，所遭遇的战乱、欺凌与贫困等社会现状，使其无法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安排。只有起身改造互相倾轧的罪恶旧天地，才能建立起人人相爱互利的美丽新世界。重整人心道德与社会秩序的迫切之情，使墨家对不可预测的未知命运感到不安，砥砺奋进、采取行动、强力而为才是人生的要义所在。在墨家看来，命运会束缚人的精神自由，让人力无法发挥出改造社会的作用。墨家高举“非命”的旗帜，号召民众起来打破命运的禁锢。即使命运没有给予合适的时势，也要创造出相应的时势来，为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墨家抨击有命论是不仁义的，不符合美善事物的标准。以国家为例，由贤君治理则国泰民安，由暴君治理就乱贼蜂起，可见人力比天力更能影响国家政治的走向。墨家坚信讲求命运会招致宿命论的无情制裁，会使人丧失自由意志，若为天下的安危着想，就不得不批判和抵制有命论。

　　墨家突出了有命论松散怠惰、消极无为的特质，却忽略了其中刚健的自强不息精神。“非命意在抛弃一切外在的不可知因素，从而凸显人为努力的绝对性；但人的行为和相应结果之间的必然性又需要设定一个外在的天来保证，人的努力的绝对性又取决于天，这里似乎产生了某种矛盾。”[14]181墨家反对天命决定论，可于何处安放激越的人生理想和崇高的道德准则，则使其陷入了两难困境。最终建构出由天志、法仪和三表法组合成的信仰体系，从神圣法则与世俗规则的双重角度规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儒家的天命蕴含着人文关怀，沟通了人与自然、世俗与神圣、本我与超我的绝对界限，向上探索而生出了内在于人的仁。墨家构造了人人必须绝对服从的天志，爱护一切众生正是天志的旨意，而人生的使命即是把天志的善德活出来，因同情民间疾苦而产生了指向为他人福祉服务的义。儒墨对世俗美好生活的执著求索，终究要依归于神圣力量，即天命和天志，这对现代人寻求人生信仰和道德理想将会有所启示。

　　(四)对待差异：和而不同还是尚同

　　如何调和多元文化价值的内在冲突，如何保持差异政治和稳定治理的张力，儒墨设计了不同的思想方案。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125有道德修养的人会保持自我同一性与人格独立，也尊重群体多样性和他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在参差多态的差异中求取相对统一。墨家相对激进，认为价值多样性是社会秩序混乱的缘由，需要以“尚同”的立场来对待差异，使人们的言论、思想和行动保持一致甚为必要。其论证逻辑是，若人们不顾公共道德和伦理准则而各行其是，社会将会陷入彻底的混乱，道德秩序亦会于无形中崩解。如何实现尚同?墨家的实施方法是“天志”“法仪”及“尚贤”，以强大的神圣权威、道德规则及世俗权威使人们放弃主观意见与价值偏好，从而促进民众的价值观念与超验的天志及居于上位者保持一致。这需要建立起严整的社会规则，因而墨家极为重视“法仪”，即一整套规范行为的道德及法律准则，“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2]20。墨家以百工制作为喻，无论是技艺高超者还是普通工匠，在操作工具时皆会依从标准，因而在社会管理中，法律制度、社会公德、道德准则及公共舆论都是维护一致性的必要手段。

　　儒墨都希望建立起和谐共生的善好社会，可采取的路径和方法迥异。儒家立足于人格修养，主张把个体教化成道德的人，人好社会就好，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人们只要节制欲望，进退应对符合礼乐的要求，自然可以形成秩序井然的社会。墨家却要先建成道德的社会，使普遍性的法律规条和道德准则适用于每个人，借此把个体塑造成有德之人，利用巨大的社会压力使人们服从，可以减少价值混乱和阶层间的倾轧。“墨子要求‘上之所是必是之，上之所非必非之’，这样的理论无疑最容易被专制主义者所利用。”[15]15这种整齐划一的社会规则被设计得标准而严密，个体无需妥协和斗争，必将建成伦理的社会。儒墨对当时的政治混乱、伦理失序和人心飘零皆深有感触。儒家试图经由调节人心以整饬社会，而墨家尝试通过改变社会来整顿人心。双方要实现的目标相同，可方法和手段不同，过程和结果亦大相径庭，对后世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有所差别。

　　二、现代人的生存境遇

　　上述为儒墨教育哲学争论的分歧所在，相应主题可观照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传统文化何以在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中暗潮涌动，现代人又如何在民族精神的深厚根基中安放身心?这是反思儒墨教育哲学争论的现实指向。人是一个文化有机体，位于时间纵轴的传统文化和位于生活横轴的时代风潮定位了他的人生坐标，文化传统、家庭风俗、教育品质、社会道德及具身经验构成了他的文化。“人不仅是生物遗传的产物，更主要是传统的作品。他以他自己的存在活动使这个文化完善，而这个文化对于他，可以说，是他的第二天性。”[16]94人的生存与他的文化互相造就，文化即其生存方式，是文化使生活拥有了现实的宽广度与历史的纵深感。参照儒墨争辩，礼乐之争可映照文化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义利之辩可对应伦理体系中物利与道义的冲突，对天命、天志的认信而观照人生信仰的现代性危机，由对待差异的方式而引申出对自由主义思潮中价值认同的思考。因而传统并未远去，而是无言地参与到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运行中，以至我们日用而不知。

　　(一)文化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先秦时期儒墨面对的礼乐文化存废之争，实质上反映了对商周文明传统要不要继承以及如何继承的问题。儒家主张创造性继承，在增删和创生的基础上让旧文化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而墨家则强调推倒重来，重新构造一套新的文化话语实践以适应新时势的发展。自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对文化之“新”的大力鼓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一直面临着如何取舍本土传统文化及西方现代文化的困境。文化发展的道路选择面对激烈的古今中西之争，教育发展也面对如何建立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挑战，这使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遍布着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站在其他文明的价值立场上，也许有人悄悄地误以为，只要让中国逐渐地丧失它的主体性，那就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福音。可实际上，如果还能从思想上回到那个雅斯贝斯意义上的轴心时代，我们仍能平心地发现，由孔子和其他先秦思想家所提出的人生解决方案，特别是它所蕴涵的那种曾让伏尔泰兴奋不已的‘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化模式，一直是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和至可宝贵的思想财富。”[17]445正视传统，才有足以认清现实的参照体系；尊重传统，方可在有根基的文化上出陈布新。在过于追求进步、自由和解放的西方文化被深刻反思之后，现代生活回落到“无宗教而有道德”的传统文化遗产上，是让漂浮无依的现代心灵重新找到停靠之锚，是让失落重心的现代教育重新获得着力点。

　　(二)伦理体系中物利与道义的冲突

　　“若有某一事物发生连续运动，并且有一个终结的话，那么这个终结就是目的。须知并不是所有终结都是目的，只有最善的终结才是目的。”[18]82人的有死性以诞生性为先在条件，诞生意味着人生的开端，生活则是一场以最善的目的为终结的连续运动。检视人生目的，由物质欲望和世俗功利构成的有用价值扑面而来，这可通过努力和机遇来获得，也是衡量个体是否成功的可视性指标。它是趋乐避苦最为直接的筹码，更是现代教育念兹在兹并苦心孤诣地加以教导的现实目标。使用正当的手段追求物利本也无可厚非，它是促进经济发展和个人自我实现的原动力，也是个体人格自由和社会精神文明的物质前提。

　　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不等同生存意义上的幸福，物质世界的丰裕也并不必然象征精神世界的充实。“他也是作为精神存在与他的此在现实性相关联，但在他向上飞升时，他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在一瞬间他脱离了单纯的现实性，然后作为存在而返回到现实性之中，在精神的理解和创造中他已成为存在本身。”[19]102儒墨的义利之辩启发我们思索，在维护个体存在的感性欲望的物利原则之外，如何在理性的指引下去兼顾群体生存的道义原则?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经济和道德转型的背景下，教育引导人形成为他人福祉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及培养个体进行道德判断的自由意志，是道德教育尤为迫切的时代任务。物利是现实性的，道义是超越性的。只有实现道义对物利的超越，即向上飞升时那最有勇气的一跃，这样的人生才可以说是以最善的终结为目的。

　　(三)人生信仰的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是理性科学对灵性宗教的胜利。可当理性科学成为新宗教而充当人的信仰对象时，它并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给人带来智慧、幸福、自由及和平，这加重了世界祛魅之后的信仰危机。“如果科学是对的，生命就是由无数疑惑构成的谜团，它总是想弄明白那些惰性物质是如何成为生命的。如果灵性学是正确的，生命就是完整宇宙的一部分，它通过生物变成了可见的形式，但宇宙并不依赖于这些可见生命，因为它本身就是有生命的。”[20]93信仰在宇宙观和生命观上给我们事关灵性的讯息，对现代人确立自我的本质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确有一种本性或本质，那么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它或定义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说出一个人是‘什么’(what)一样说出这个人是‘谁’(who)。”[21]4在理性科学对自然和人世祛魅之后，寻找信仰并非是在寻找神圣的帷幕而是在寻找自我，是要解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永恒问题。

　　从儒墨关于天命及天志的争议来看，中国人并不存在十分浓烈的宗教情结，近现代以来信仰的失落更多源于传统文化所遭受的批驳，天命及天志等神圣观念被当做封建迷信思想而涤荡一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的传统教育总纲，在现代语境中需要被反复阐释才能让从事教育的新生代们略懂一二。“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来看，受到自己的文化精英狠批乃至彻底扬弃的文化传统，儒家是唯一的。”[22]27重建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教育方式和生活方式困难重重，那么在传统的破碎处如何觅得人生信仰?一是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恢复道德理想及真诚的信念，二是在个人生活的意义上坚守价值目的和人生理想。只有在个人和社会的双重意义上内外兼修，人生信仰才可能在强大的市场逻辑和大众民主政治中取得生存空间。

　　(四)自由主义思潮下的价值认同

　　自由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最大贡献是对价值去中心化，使所有的价值都获得平等地位，以至形成诸神之争后的价值丛林。人被赋予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为选择而承担结果的责任。自由意志与自治责任间的微妙平衡是现代人需要掌握的最高生活艺术。无论是价值选择的诸神之争还是价值虚无的诸神逃遁，人似乎被抛入了价值的荒原，不仅如此，人还要在这无路的荒原上给生活划定前行的路标。东方文化中天的消逝与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之死，使与最高价值相联系的基于目的论的和谐宇宙观发生了解体。这使宇宙和人作为目的的“伟大的存在之链”悄然崩解，人从稳固的价值秩序中解放出来，演化为自我实现的主体。“数百年来社会平等的迅猛发展，个性自由的极度宣扬，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越来越呈现出差别，追求的目标相当歧异。”[23]104在歧异的价值世界中如何达成共识，如何形成社会的有机团结，如何凝聚共同行动的力量来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现实问题，都成为摆放在现代人面前的伦理难题。

　　身处一个德性之后的时代如何建设个体的道德生活，是再次返回到共同生活的社群传统，还是依据单子化的个体而构想出新的超人意识?儒家的和而不同强调前者，要求人们在差序格局中维护礼乐之尊；而墨家的尚同注重后者，突出道德权威的克里斯玛人格对大众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说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依然要面对道德冲突而不断地选择和调整，这也具有走向彻底的非道德主义或滑向绝对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双重危机。在现代社会，居于两者之间较为稳妥的道路是选择承认的话语实践，以此来避免社会生活中的侮辱、贬损甚至压制等符号暴力的压迫。“这项工作就是重新奠定本真性理想的基础，恢复使其有意义的价值背景，并且通过人类对话达到差异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从而既能支持多样性的个人选择，又能保证这种选择的深度，以及它的社会承认度。”[24]119在有机社群已经演变为自由社会的现代道德语境中，责任、义务和信念可作为伦理的基本支撑框架，而对话、理解、宽容和尊重是在一个日益平等的社会中实现人格尊严和政治承认的基本方式。

　　三、现代教育的路向选择

　　现代教育继承了古典教育遗产的宝贵馈赠，理应在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丰盛人生之人。可由于在选择路向时犹疑不决，同时又要面对现实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使它一方面急于摆脱传统教育的理想主义气质，意欲以热烈的现实主义情怀来证实自我持存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面对现代社会全方位的结构转型，不断调整路向以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需求。当现代人从彼此依赖的社群生活中退出，蜕变为自由社会中的单子化个体，当固定的价值秩序分崩离析带来激烈的伦理冲突，现代教育又将如何选择合适的进路来改善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借鉴儒墨教育哲学争论形成的精神资源，结合现代人的现实处境，可从传统文化教育、价值教育和人生信仰教育入手，来设计教育的改良方案。

　　(一)传统文化教育

　　当时儒墨面对的传统文化是礼乐，两家的教育实践对之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做法，在历史的沧桑沉浮中形成了不同的命运。儒家创造性地继承，为自身的发展壮大奠立了根基。而墨家希望彻底地摒弃，却使自身在历史的烟尘中被长期湮没。这是当前发展传统文化教育可资借鉴的最为直接的历史经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被激烈批驳之后，在当前呈现出复苏和繁荣的景象。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语言习俗、文化观念、道德信仰和情感认同，包含一致认同的价值规范与人文精神，蕴藏着丰富的教化内涵和培育核心素养的教育资源。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华民族文化更新的自觉选择。面对文化自由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学生的认知系统和情感世界，助益于建立他们的文化归属和民族认同。这一方面使他们有意愿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另一方面有能力去创造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影响力的新文化。如何启迪学生在吸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富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以及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积极建构，这些皆为教育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传统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发展资源和生活资源，当然墨学也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教育和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也应获得一席之地。

　　(二)价值教育

　　儒墨的义利之争经过后期的融合，形成了中华传统伦理体系中的仁义之道，继而影响了传统教育文化以伦理教育为首位的价值取向。教育的语义来源是上所施下所效、养子使作善，这说明教育的真义即为价值引导和德性养成。“教育提倡何种价值，珍视何种价值，播下何种文化的种子，事关国家与民族发展之大体，迫切紧要，不得不察。”[25]不过现代教育对知识教育和价值教育分区而治，所谓事实和价值的分离使得价值教育亟需争取更大的话语空间，更需掌握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及教育艺术，以面对学生道德生命的发展之需。价值教育不仅要面对教育职能分化后的领地争夺，还要面对价值本身分化后的整合，把那些极为珍贵的价值财富涵养在学生的心性结构中，把他们培养为道德高尚之人和民族的栋梁之才。马克斯·舍勒认为善在价值领域具有原初的被给予性，价值情感对价值偏好有先验的把握能力，这恰好解释了当前价值教育费力颇多而收益不丰的悖论。看似把应当遵循的美德已经条分缕析地加以教导，可若不注重学生的价值情感体验及日常践行，则无法顺利实现预设的目标。儒墨皆强调知行合一，这对当前偏重知识传授的知性价值教育具有良好的启发意义。

　　(三)人生信仰教育

　　儒家的天命和墨家的天志，都是为各自的伦理价值寻找一种终极的形上依据，把现世生活和人生动力附着于对神圣者的皈依。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用文化涵养人生，使人生拥有信仰。在宗教力量式微后，信仰蒙上了更多的世俗化色彩，可理解为在心灵秩序上获得深刻的意义认同、价值支持及必须捍卫的根本信念。在去神圣化的祛魅世界里进行信仰教育，“盖因信仰本身构成了人类文化本身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精神理想和价值目的表达形式，信仰实际上代表了人类文化地、精神地存在意愿和意义”[26]。信仰教育旨在让人生活在人生理想、价值目的和精神信念的灵韵中，让人对更高的价值心存敬畏、心生向往并身体力行，最终形成恒定的价值追求及崇高的人格。“这整个普世主义的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最终只能在纯粹的存在上和在尽可能完美的善的状态上得到平衡，只能在最丰富的充盈和最完整的展开上，在最纯粹的美和各个人格的内心和谐上得到衡量；所有的世界力量都不时地向着它们集中和喷涌。”[27]11信仰教育重振低迷的价值世界、救赎无序的心灵世界、强健虚弱的信念世界。忠贞的信念和健全的精神是民族繁荣和个体强盛的内在动力，为它们营造出坚实的精神家园。

　　儒墨教育哲学之争距离现代时隔久远，可当初困扰他们的礼乐、义利、命运有无与差异同一等问题，在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价值教育及人生信仰教育中仍有类似的体现。回顾儒墨各自的辩护方式及问题解决之道，给发展现代教育提供了来自文化保守主义及文化激进主义的双重启示。“激进思想一般都发自社会的边缘，来自那些超越保守的思维习惯的知识分子。”[28]72墨家因心怀忧愤，产生了更多的权力平等诉求，意欲为底层不利阶层的生存与发展代言，奋力反抗命运的束缚，希望统一社会的价值观念。而儒家因珍视传统文化，采取温和的改良方式以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培养中庸人格及持守命定论的主张，亦有保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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