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属于东胡系统的乌桓和鲜卑出现在历史文献中的时间很晚，而且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他们存在的时间也不算长，但是却极大地影响着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格局，乌桓在三国末期融入北方以汉族为主的民族，鲜卑则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晚期才最后融合结束；乌桓鲜卑之所以有如此的活力，与他们的物质文明有关，从对乌桓鲜卑的民族志阐释来看，东汉后期的乌桓鲜卑已经有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他们融入汉族等相关民族，这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

　　关键词：汉代 乌桓鲜卑 民族分化与融合 民族志阐释

　　关于乌桓鲜卑的历史记载在二十四史中，仅在《后汉书》《三国志》中有乌桓鲜卑的记载，说明乌桓和鲜卑虽然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的时间比较晚，而且在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存在的时间也不长，最后都先后融入中国北方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当中，但是两个民族群体对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虽然前人对他们的研究不少，可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还不多见，特别是对他们的民族志进行历史人类学阐释的研究还不多，本文希望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以求教育大方之家。

　　从先秦到西汉时期，多民族中国的东北地区分布着三个系统的民族群体：东胡系统、秽貊系统、肃慎系统。东胡分布在匈奴的东边，是一个游牧民族。为什么分布在匈奴的东边就要叫做东胡呢？因为在华夏族和后来汉族历史学家有时候也把匈奴称为“胡人”，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也渐渐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之一。

　　《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有太子名冒顿。……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後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②]东胡的首领听到匈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之后，希望消灭刚刚即位的政治对手冒顿，但是在几番政治较量之后，冒顿以正义之师的名义击败东胡。被冒顿打败之后，一部分东胡民众退居到乌桓山，便被汉族的历史学家称为乌桓（按，《三国志》中记载为“乌丸”）；退居鲜卑山的部分，则被称为鲜卑。

　　冒顿发动“宫廷政变”掌握匈奴政治权力和击败东胡，使东胡分化为乌桓、鲜卑是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历史人类学短时段重视事件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决定了整个汉代多民族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即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北部边疆，民族关系的主体由匈奴与东胡变化为汉族和匈奴，而被匈奴击败的东胡，则产生了民族的分化，出现了乌桓和鲜卑这两个影响汉晋时期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民族。

　　一、乌桓在汉代复杂政治格局中的发展与消亡

　　退居乌桓山的乌桓其军事政治力量都是孤弱的，臣伏于匈奴，每年向匈奴缴纳牛、马及羊皮，如果到时候没有准备好上述物品，匈奴就会抓捕乌桓的民众为人质，因此乌桓的处境十分困难。到了汉武帝时代，汉匈民族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汉武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于是把乌桓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塞外，目的是帮助汉朝观察匈奴的动静。乌桓王每年朝见汉朝皇帝一次，汉武帝为了让乌桓成为攻击匈奴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也为了有效控制乌桓，同时还保护乌桓不受匈奴的攻击，所以设置了著名的护乌桓校尉。护乌桓校尉的设置也是多民族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于解决汉匈民族矛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多民族中国北部边疆的巩固与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到了西汉昭帝时（前86—74年），乌桓渐渐强大起来，成为了多民族中国复杂政治关系格局当中的政治力量，乌桓也以此作为一种资本与相关政治实体进行博弈。为了报复匈奴冒顿灭亡东胡的仇恨，乌桓挖掘了匈奴单于先人的冢墓。冒顿大怒，马上向东发动了对乌桓的攻击。大将军霍光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派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带领二万骑兵出辽东夹击匈奴，但是冒顿已经北撤而去。度辽将军范明友便乘乌桓刚刚被匈奴击败，也进击乌桓，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由此乌桓也就与汉朝产生了矛盾，发动了对幽州攻击，乌桓对幽州的攻击没有成功被范明友破之。汉宣帝即位后，乌桓为了避免匈奴的压迫仍然回到汉朝北部边疆五郡徼外，请求得到汉朝的保护。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也准备攻击匈奴，征发了十二部军，派遣东部地区的军事将领严尤帅领乌桓和丁令兵屯守代郡，但是王莽把乌桓首领的家属全部作为人质的做法导致了乌桓的不满。此外，乌桓担心久屯不归，所以多次要求返回居住地。结果王莽不同意，乌桓于是自己逃离屯守之地，并且不断攻击北部边疆各郡，郡县的官员就把乌桓的人质杀死，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匈奴便乘机引诱乌桓的政治首领担任匈奴的官员，乌桓重新成为匈奴控制的民族。王莽屠杀乌桓人质的事件，把乌桓又推到了匈奴一边，改变了原来的政治格局，王莽新朝又增加了一个对立面。乌桓重新与匈奴建立同盟关系，是王莽民族政策的错误所导致，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到了东汉光武帝年间，乌桓与匈奴联合起来攻击东汉代郡以东地区，“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③]通过对东汉的掠夺，乌桓获得了更多的物质，特别是分布在上谷郡塞外白山部，最为强富。在这样的情况下，乌桓又有了与匈奴博弈的力量，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发生内乱，乌桓乘机攻击匈奴，匈奴只好向北撤退数千里，由此漠南地空，光武帝于是以众多的物质赐乌桓，希望乌桓重新归附汉朝。这说明乌桓与匈奴的联合仅仅是权宜之计，是一种利益关系。乌桓真正希望的是在得到充足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得到政治地位以及强大政治力量的支持，所以又选择了归附东汉王朝。

　　建武二十五年（48年），辽西乌桓首领赦旦等人带领九百二十二个大小首领归附，并且到洛阳朝贡，向朝廷进献了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等物，乌桓表示愿意为朝廷宿卫边疆，光武帝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都居住在边疆各郡塞内，“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④]。对于光武帝的决定，司徒掾班彪向光武帝进言，认为：“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所以有必要重新恢复西汉时期设置的乌桓校尉，光武帝采纳了班彪的建议，于是在上谷宁城又设置了乌桓校尉，“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

　　在东汉明帝、章帝、和帝在位期间（58—105年），乌桓都认真保塞，边境无事。但是，从安帝、顺帝、桓帝以后乌桓一方面接受朝廷安抚，守卫边疆，但另一方面也不断联合南匈奴、鲜卑攻击东汉的北部边境郡县，从而使北部边境动荡不安。而朝廷则在乌桓归附时利用他们抗击匈奴和鲜卑，在乌桓反叛时则坚决地进行反击，多民族中国北部边疆就在这样的历史格局当中得到了稳定和发展，乌桓也在与多方的交往、交流过程当中加快了自身的发展，密切了与汉族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乌桓最先融入汉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研究民族关系中的民族矛盾冲突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民族矛盾冲突对于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能简单否定。

　　到了东汉后期，随着东汉王朝的衰落，对乌桓的治理渐渐减弱，于是乌桓各部纷纷表现出独立的趋势，就在灵帝即位之初，乌桓分布在上谷的首领难楼拥有部众九千余落（按，“落”即户），乌桓分布在辽西的丘力居拥有众五千余落，都自称为王；还有辽东苏仆延拥有部众千余落，自称峭王，乌桓分布在右北平乌延拥有部众百余落，自称汗鲁王；所有这些乌桓政治首领都十分勇健而且多计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是东汉的北部边疆动荡起来：在灵帝中平四年（187年），曾经担任过中山郡太守的张纯反叛，投靠乌桓首领丘力居，自号弥天安定王，后成为乌桓元帅，不断攻击青、徐、幽、冀四州。中平五年（188年），灵帝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刘虞招募刺客斩杀了张纯，东汉的北部边疆才得以安定。因此，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短时段的重大事件是可能引发历史发展格局变化的，甚至还可以影响历史发展的趋势，从张纯打出“弥天安定王”的旗号，并且联合的是北部边疆的乌桓这个行动来看，东汉后期王朝国家对北部边疆的控制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开始显示出东汉王朝快要灭亡的历史迹象。

　　在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初平年间（190—193年），乌桓的政治势力开始介入了东汉晚期的政治斗争，汉献帝建安初年，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瓚争权夺利相持不决，乌桓蹋顿派遣使者向冀州牧袁绍请求和亲，还派兵帮助袁绍击败了孙瓚。因此袁绍以单于印绶赐给了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乌桓首领。

　　在这时，一个叫做阎柔的汉人，因为从小就生活在乌桓、鲜卑人当中，并且得到了乌桓、鲜卑人的信任，阎柔便利用鲜卑民众，杀死了乌桓校尉邢举而自任乌桓校尉。袁绍因此宠慰阎柔，希望北部边境安定。等到袁绍的儿子袁尚失败后，投奔蹋顿。当时，由于社会动荡，为了躲避东汉内部的矛盾斗争，所以幽、冀两州的官员百姓投奔乌桓的人有十万余户，因此袁尚准备凭借其兵力，问鼎中原。恰巧这个时候曹操平定了黄河以北地区，阎柔便率领鲜卑、乌桓归附曹操，曹操马上任命阎柔为乌桓校尉。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在柳城打败乌桓，并且杀了乌桓王蹋顿，俘虏了乌桓民众二十余万人。袁尚与乌桓的首领楼班、乌延等人带领部下逃亡到了辽东，结果辽东太守公孙康打败了这些乌桓人，而且斩杀了其政治首领楼班、乌延等人，余下的部众万余落，被曹操“徙其余种于中国”[⑤]，即把这部分乌桓民众迁徙到了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从此之后，乌桓开始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最后在三国晚期消亡在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

　　从乌桓在三国晚期迅速发生民族融合的历史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是乌桓的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相比较过于单薄，原因之一是乌桓的游牧生产方式，不可能积累大量的社会财富支持乌桓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原因之二是乌桓没有文字记载本民族的历史，仅仅是“刻木为信”，所以当游牧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之后，特别是游牧文化存在的环境变化之后，就容易发生民族融合，这应该是中国北方民族发展与融合的历史规律之一。

　　二、鲜卑在汉代复杂政治格局中的发展与流变

　　鲜卑与乌桓早期的发展历史大致相同，在东胡被冒顿打败之后，退到了辽东塞外的鲜卑山，因此叫做鲜卑，在地域上与乌桓是连在一起的，西汉初期基本没有和中原王朝发生联系，所以《史记》《汉书》也就没有关于鲜卑的记载。

　　东汉光武帝初期，匈奴的势力还较为强盛，而这个时候乌桓、鲜卑都是在匈奴的控制之下，所以鲜卑与乌桓常常被迫参加匈奴攻击东汉的军事行动。建武二十一年（45年），鲜卑跟随匈奴攻入辽东，多次进入边境要塞杀人掠货。光武帝对此十分担忧，给北部边境增加兵力，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之，自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⑥]战争结束之后，祭肜认为匈奴、乌桓、鲜卑联合起来共同入侵边境所以成为边害，因此应该各个击破。建武二十五年（49年），就派遣使者招降鲜卑，并且送了大量财物。鲜卑的大都护偏何也派遣使者朝贡，表示愿意归附朝廷，祭肜再次给了赏赐，鲜卑与朝廷的关系渐渐紧密。祭肜利用这个机会对偏何说：“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人都仰天指心表示一定信守承诺，马上对匈奴左伊秩訾部发动了攻击，“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边境安宁无事。鲜卑之所以归附东汉王朝，与匈奴的衰落有关，所以朝廷也就利用鲜卑对付匈奴，使之成为北部边疆的一支军事力量。当然，也不排除这是鲜卑政治首领的一种政治策略，即在复杂的政治生态当中寻找发展的机会。

　　和帝永元年三年（91年），大将军窦宪派遣右校尉耿夔击败了北匈奴，北匈奴向西迁徙，北匈奴西迁是匈奴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使多民族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鲜卑利用北匈奴西迁的历史机遇迅速转徙占据了北匈奴故地；其次，当时还有十余万落（户）没有西迁的匈奴人生活在匈奴故地，这些匈奴民众马上被鲜卑控制，在相互的交往、交流过程中，这些匈奴民众渐渐也自号鲜卑，所以北匈奴的西迁成为了鲜卑渐渐强盛的一个历史转折关键点，这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建立的几个政权奠定了最早的基础。随着鲜卑的强大，鲜卑开始攻击东汉王朝的边境，目的是掠夺边境地区汉人的财物，但是在不断攻击东汉边境的同时，鲜卑也有时候向朝廷朝贡，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年），鲜卑首领燕荔阳到洛阳朝贡，邓太后赐给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而且还“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⑦]。尽管如此，鲜卑或降或畔的情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经常与南匈奴、乌桓联合起来发动对边境的攻击。

　　安帝永宁元年（120年），分布在辽西的鲜卑首领乌伦、其至鞬率领部众向度辽将军邓遵投降。安帝下诏封乌伦为率众王，封其至鞬为率众侯，还分别赏赐了彩缯等物。与此同时，其至鞬仍然不断带领鲜卑部众攻击东汉的北部边境，从而使北部边境动荡不安。除了攻击朝廷的边境郡县，辽西鲜卑首领其至鞬还攻击归附朝廷南匈奴。对此，东汉王朝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让已经归附朝廷的乌桓军队和南匈奴军队参加攻击鲜卑的军事行动，永建二年（127年）春天，辽东鲜卑六千余骑兵也攻击辽东玄菟郡，乌桓校尉耿晔征发缘边诸郡的军队以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反击，斩杀鲜卑数百人，大获其生口、牛、马、什物，辽东鲜卑三万余人到辽东请求投降。但是，顺帝永建三年至四年间，渔阳方向的鲜卑又频繁攻击渔阳郡和朔方郡。永建六年（131年）秋天，耿晔派遣司马带领南匈奴军队数千人出塞，打败了渔阳方向的鲜卑。到了冬天，渔阳太守又派遣乌桓军队攻击这些渔阳方向的鲜卑，斩首八百级，获牛、马、生口。

　　由此可见，东汉王朝“以夷制夷”的策略，让乌桓和南匈奴的武装力量也参加到反击鲜卑的战争中，这样的策略一方面可以减轻朝廷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乌桓和南匈奴与中原汉族的交流，客观上为下一个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进行着准备（即五胡融入中华），从历史人类学中时段研究的角度来看，多民族中国的许多边疆民族已经强大起来，积极主动地参与多民族中国发展的活动，这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让我们看到的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个主要的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使多民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融合的高潮出现。

　　尽管如此，鲜卑仍然是东汉王朝晚期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东汉晚期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汉桓帝在位年间，鲜卑出了一个强势的政治首领檀石槐。檀石槐把鲜卑王庭建在弹汗山歠仇水上，距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⑧]如果说其至鞬对东汉北部边境的攻击不断，给东汉造成了诸多损失，但是从名义上讲其至鞬仍然是东汉封的一个具有羁縻性质的官员，而檀石槐则是第一个建立边疆民族政权的鲜卑政治首领，使鲜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强大的鲜卑各部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也为鲜卑留下了诸多的历史记忆和历史遗产，客观的来看檀石槐的出现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东汉桓帝以后，东汉的历史发展已经在走下坡路，渐渐进入了历史发展的衰落阶段，因此檀石槐建立的政权与东汉王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鲜卑不再是东汉王朝管理下的一个民族群体。

　　在檀石槐的带领下，作为游牧民族的鲜卑，对汉族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和掠夺。这时，因为东汉王朝“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⑨]，而且还主动希望与鲜卑和亲，这在汉朝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在其他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边疆民族首领希望与中原王朝皇帝建立和亲关系，桓帝主动希望与鲜卑和亲，说明东汉王朝已经很难对付鲜卑不断的攻击和掠夺。东汉和亲的愿望檀石槐不肯接受，反而是“寇抄滋甚”。在有利于鲜卑的政治形势之下，檀石槐把他能够控制的地域分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檀石槐这样的布局把整个多民族中国的北方都有效地控制起来，因此鲜卑成为了北匈奴西迁之后北方草原的又一个强大民族，而且成为了北方草原民族融合的主体，那些没有西迁的北匈奴绝大部分开始了向鲜卑民族融合。没有西迁的匈奴十万余落如果以每落（按：落可理解为户）五人计，便有五十余万人，成为了鲜卑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才会“匈奴余种自号鲜卑”[⑩]的说法，所以虽名之鲜卑，实际上包括了许多其他的民族群体，即以从东胡中分化出来的鲜卑为主体，同时也含了一些匈奴、汉族、丁零等民族的成分。

　　三、乌桓鲜卑民族志的历史人类学阐释

　　乌桓鲜卑之所以能够在东汉晚期和三国时期活跃在北部边疆，而且能够进入中原地区参加复杂的政治斗争，是因为乌桓鲜卑有值得称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后盾支持，这些物质文明是他们政治制度、文化生活的基础，对此范晔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以民族志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记述。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乌桓鲜卑先后融入汉族，他们的这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

　　由于乌桓和鲜卑都是从东胡中分化出来的，而乌桓到了三国曹魏灭亡时也开始融入北方以汉族为主的民族，而鲜卑则继续发展并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的活跃，所以范晔重点记述了乌桓的民族志，对鲜卑文化的记述就比较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具体内容，仅仅是用一句话来进行了概括，说鲜卑的“言语习俗与乌桓同”[11]。因此范晔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主要是对乌桓的民族志进行深入而详细的记述，由于鲜卑的“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因此乌桓的民族志也可以看成是鲜卑的民族志，在下面的民族志阐释中我们就以乌桓为主。

　　从最基础的生计方式来看，乌桓是游牧民族，随水草移动放牧，除了游牧经济之外，乌桓人还以大量的狩猎经济作为游牧经济的补充，“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12]。因此在乌桓的物质文化中，牛、马、羊等大牲口是十分重要的交换等价物，例如结婚仪式当中以牛、马、羊畜作为娉礼，在乌桓内部矛盾冲突中如果杀死了人可以用马、牛、羊赎死罪，等等。这说明在中原汉族社会已经大量使用货币的时代，乌桓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没有货币产生，可交换是广泛存在的，因此交换的等价物就是乌桓日常生活当中主要的马、牛、羊。当然，一个社会是否存在货币应该是其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但是对一个在草原上游牧的民族而言货币的产生一般都比较晚，因此不能就简单认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

　　整个欧亚大陆北部地区基本上都是辽阔的草原，这就决定了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民族是游牧民族，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们物质文明的基调和文化底色，一切文化都要服从和适应自然环境。具体到乌桓，其分布的自然环境为：“地无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乌孙之东北，以穷困之。”[13]因此乌桓文化最基本的特点是“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这样的文化与农业民族相比较就是没有精确的历法，他们对于季节的认识是十分感性的，是“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

　　乌桓的民居都是容易搬迁的毡房，古代称为穹庐，这是游牧民族为了适应游牧生活而发明的民居，其特点是容易拆装，方便游牧生活，乌桓穹庐的显著特点是穹庐的门一定要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一般而言，一个穹庐就是一个家庭，在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不分父子男女，都是“相对踞蹲”[14]，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乌桓的家庭结构是核心家庭结构，是父母子女生活在一起；其二是在穹庐之内没有什么特别的家具，基本上是在毛毡上“相对踞蹲”。

　　乌桓服装的材料都是以非常细的羊毛制作毛线，然后用毛线进行纺织，织出衣物以及乌桓特有的纺织品氀毼，与此同时，乌桓的妇女能够在皮上进行刺绣，男子能够制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服装的外部延伸就是对头发的美化汉族是纹身，乌桓的男人“以髡头为轻便”。妇人则一直留长发，要到出嫁时才把头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15]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众多的民族都把妇女的头饰作为是否结婚的一个标识，所以乌桓妇女出嫁时要把头发“分为髻”，应该也是如此。

　　因为游牧民族需要有极强的机动性，而老年人则是在快速运动中的拖累，所以乌桓基本与北方所有的游牧民族一样都具有贵少贱老的文化习俗，这样的伦理观与汉族农业文明背景下尊老爱幼的伦理观不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在不同自然生态环境下就可能有不同的伦理观，所以不能用农业文明的伦理观去评价游牧文明社会的伦理观。在这样的伦理系统之下，我们又看到了乌桓社会对女性老人的尊重，乌桓民众如果“怒则杀父兄” [16]，但却“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敌也”，这样的文化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乌桓社会还残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文化，而应该是一种以女性为尊的文化，所以乌桓社会在决定一些重大问题时“计谋从用妇人。”由此可见乌桓社会对女性的尊重。

　　乌桓的政治生活中，政治首领基本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个政治首领必须是勇健能战斗，而且还能够理性处理内部、外部重大事件的人，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才会被推为政治首领，这个政治首领被称为“大人”，由此可以看到乌桓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是民主的，政治首领的继承不是世袭制。在具体的各个部落内部也有自己的部落首领，通常是几百个甚至是上千个家庭成为一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各自蓄牧营产，不相徭役” [17]。平时每个部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如果当整个乌桓民族发生重大事件时，“大人有所召呼，时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18]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乌桓的民主政治是由他们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一方面因为游牧民族不定居，难以形成人口数量众多的政治聚落中心，另一方面当时的乌桓还没有能力积累大量的社会财富来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员群体。

　　乌桓的婚姻文化十分丰富，多种婚姻形式共存。首先是掠夺婚，“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19]当然，这样的掠夺婚已经不是人类早期的掠夺婚，仅仅是保留了掠夺婚的形式，因为在“掠夺”之后，仍然需要按照礼仪进行聘问，而且聘礼不少，送的是牛马羊，其经济学意义在于要通过聘礼来补偿女方家庭为了养育女儿的部分成本；其次是从妻居形式的服劳役婚，具体为男女双方在确定了婚姻关系之后“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这种从妻居形式的服劳役婚，也是为了补偿女方家庭抚养女儿部分成本的一种经济行为，从婚姻发展历史看，这种服劳役婚，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时期的婚姻形式的部分残留，即男子在婚后住到妻子父母家里劳动一段时间，以劳动的价值作为代价补偿女方家庭因为女儿出嫁导致劳动力的损失。再次是族内转房婚，“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族内转房婚也称为收继婚，其特点是可以“妻后母，报寡嫂”，即女性在丈夫死后要嫁给丈夫前妻的儿子或者是丈夫的兄弟，这种婚姻习俗的内涵仍然具有经济学的意义，因为丈夫去世之后如果让其妻子外嫁，必然会导致家庭或者家族娶妻时的财物损失，也会使家庭或者家族失去劳动力，而实行族内转房婚则可以使财产和劳动力继续留在家庭或者家族中，因此这是一种血缘家庭内部的财产继承变异制度规定，其所包含的经济意义是大于文化意义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这种婚姻制度是广泛存在过的。

　　乌桓的游牧经济是十分不稳定的，因此对农业民族的掠夺就成为了一种生产方式，在掠夺过程当中必然发生战争，因此乌桓民众的死亡观是以战死为贵，也就是说把在战争中战死作为一种荣耀；埋葬的方式是木棺葬“敛尸以棺”[20]，在丧葬仪式时是“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还有随葬的风俗“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在要举行葬礼的日子，有守夜的习俗“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

　　乌桓的宗教信仰应该是万物有灵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具体是“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在宗教祭祀中使用牛、羊作为祭品，祭祀完毕之后皆烧之。

　　乌桓没有文字所以也就没有成文的法律文本，因此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度，通常是以习惯法来控制社会。在他们传统的习惯法中规定：如果违背“大人言者，罪至死”，这因为乌桓的政治首领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基本是代表了民众的意见，所以违背首领的命令才会被处死；乌桓内部各个部落相互攻击，乌桓首领是不出来制止的，但是事后需要报告首领，如果杀死了人仅仅是出马、牛、羊以赎死；在家庭内部如果发生矛盾冲突而杀死了家人则以无罪论处；如果背叛乌桓被首领捕获的人，各个部落不准接收，“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

　　虽然乌桓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但是也有一定的农业文化知识，也种植少量的粮食作物，因此“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麹蘖。米常仰中国。”[21]对于疾病的认识及治疗有乌桓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有病，知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痛病处，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无针药。”也就是说，除了治疗作物还用求乞神灵的仪式作为疾病治疗的一种方式。

　　四、小结

　　整个西汉和东汉初期，中国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北方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核心是围绕汉匈民族关系开展，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因为绝大部分北匈奴西迁和南匈奴的内迁，所以东北地区的鲜卑进入匈奴故地，成为匈奴故地的主人，改变了北方没有强盛民族分布的暂时真空状态；与此同时，乌桓也开始进入黄河流域复杂的民族关系政治格局当中。这样的政治格局的出现并非偶然，因为黄河流域是先秦时期以来多民族中国的政治中心地区，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北部边疆的民族也希望进入这些地区发展自我。从长时段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北方民族如同波浪般先后进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种趋势发展的特点就是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然后是民族的融合，而且主要是向着汉族融合，其最终结果是不断有新的民族加入多民族中国的建设过程，形成了多民族中国各民族谁也离不开的历史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民族的形成、发展、融合与消亡反映了多民族中国民族发展的基本趋势，即在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中，有的民族消亡了，同时又有新的民族产生。

　　从中时段研究的角度来看，制约整个汉代中国民族关系的民族主要是分布在北方和西北的匈奴、羌、乌桓、鲜卑，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的《论》中说到：“四夷之暴，其势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按，指乌桓与鲜卑）迭盛。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蹋顿凶桀，公据辽西之土。”[22]也就是说，汉代有匈奴、羌、乌桓、鲜卑四个民族先后强大起来，北方的匈奴主要强盛在西汉时期，西部的羌人强盛于东汉时期，而东汉后期的乌桓和鲜卑是在东汉灵帝、献帝时代最为强盛，特别是到了鲜卑首领檀石槐时代鲜卑更加强盛，向东进入匈奴故地。因此，东汉后期的乌桓和鲜卑成为了中国北方民族关系的一个新焦点，乌桓、鲜卑或者与匈奴联合起来攻击东汉边境，或者单独发动对东汉边境的攻击，从而使中国北方的民族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历史学家说乌桓、鲜卑“二虏首施，鲠我北垂。道暢则驯，时薄先离。”这就是历史人类学说的民族关系政治格局，是多民族中国边疆民族崛起与发展之后与汉族及其政权的博弈，如果从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而论，则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争夺生产生活资料发生的矛盾冲突，就最终的历史发展结果来看，仍然是农业民族取得了胜利：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和乌桓南迁并且渐渐融合而消亡、鲜卑进入匈奴故地之后虽然强盛了一段时间，但是最后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民族融合而消亡。

　　参考文献：

　　[1]本成果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2] 《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87页。

　　[3]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982页。

　　[4] 以下皆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982页。

　　[5] 《册府元龟·外臣部·总序》卷956，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版，第11239页。

　　[6] 以下皆见《后汉书·祭肜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744、745页。

　　[7]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986页。

　　[8]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988页。

　　[9] 以下皆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989页。

　　[10]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986页。

　　[11]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书局标标点本1965年版，第2985页。

　　[12]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979页。

　　[13] 以下皆见《三国志·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32、833页。

　　[14] 《通典·边防十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版，第5365页。

　　[15] 《通典·边防十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版，第5366页。

　　[16] 以下皆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979页。

　　[17]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980页。

　　[18] 《通典·边防十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版，第5366页。

　　[19]以下皆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980页。

　　[20] 以下皆见《三国志·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33页。

　　[21] 以下皆见《三国志·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33页。

　　[22] 以下皆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9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