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发达国家的短期高等教育：历史变迁、实践价值及其借鉴

　　作者简介：朱文富，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姜雪，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 保定 071002

　　内容提要：短期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兴起的新的高等教育类型，20世纪中后期，在主要发达国家得到大规模发展，目前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发挥出巨大的实践价值。它促成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向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顺利过渡，极大改变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中高层次实用技术人才，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支撑。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我国应从战略高度确立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正确处理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关系，做好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对接及融合，使之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 键 词：发达国家 短期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职业教育 经验借鉴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外国短期高等教育史研究”(BOA130114)的研究成果。

　　短期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迈进过程中兴起的一种新的教育类型。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73年的定义，短期高等教育是指“具有强烈职业因素，一般在高等教育的非大学领域实施的持续时间比较短的中学后教育”[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修订的《国际教育分类标准》认为短期高等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第1级，整个教育体系的第5级[2]。在不同国家，短期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不同，如美国为社区学院，日本为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法国为大学技术学院、高级技术员班，英国为多科技术学院，德国为高等专业学院。按照上述标准，短期高等教育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相对应。

　　短期高等教育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开始在发达国家得到大规模发展。这一时期正处于各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的阶段，也是各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时期。在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剧烈变革的节点，短期高等教育如何实现大规模发展，又发挥了怎样的价值，是一个重要课题。从现实来看，我国正着力构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同时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在极大改变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在此背景下，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可以从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借鉴。

　　一、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的历史变迁

　　短期高等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初级学院运动”。1892年，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率先在芝加哥大学开展了将4年制大学划为两个阶段的改革实践，其中一、二年级称作“初级学院”，三、四年级称作“高级学院”。初级学院模式为众多小规模的4年制学院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这类院校在转型为初级学院之后，经济负担大幅度降低，集中精力进行一、二年级的教学，从而向大学输送高质量生源，也为社会造就了更多的实用人才。受此影响，一大批初级学院经由不同方式陆续设立，截至1939年，美国已有575所初级学院，在校生规模约15万人[3]。哈珀坚信这种新的教育类型将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生活的法则与个人生活法则相类似，在学院发展方面，我们可以相信‘适者生存’。那些变化了的以及新建的迎合当代需要的初级学院，将会生存下去并且繁荣起来”[4]。事实的确如此，此后初级学院逐渐为社会所承认和接纳，并在“二战”以后逐渐转型为社区学院，成为美国对世界高等教育结构改革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美国的初级学院是世界范围内短期高等教育的最早实践，为其他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的兴起提供了参照。“二战”之后，西方主要国家迎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期，短期高等教育也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高等教育舞台之上。自“二战”结束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仅仅经过20多年的时间，短期高等教育就已经成长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具有独特功能定位的高等教育类型，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在本国高等教育体系内确立了短期高等教育的地位，形成了由短期高等教育和传统大学构成的高等教育双元结构。

　　“二战”之后短期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二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陆续出现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浪潮，面对急剧攀升的入学压力，各国原有高等院校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类型上都难以应对，高等教育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各国普遍认识到，“要承担起当代社会不断赋予的新的多样化职能，对中等后(教育)体系进行重大结构改革至关重要”[1]，必须为更多的迫切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民众开辟新的入学渠道。短期高等教育这类新式高等教育的出现由此成为必然。其次，“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到经济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这一轮经济腾飞是伴随着新兴科技的广泛采用和新能源的大力开发而出现的，由此也带来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经济发展对就业人口的受教育层次、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社会输送大量新式人才，特别是培养中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的职能应该由哪类机构承担？显然，仅仅依靠原有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是远远不够的，“中等教育略显不足，而大学教育又高高在上”[1]，各国由此产生了发展一种介于中等教育和传统大学之间的新式教育机构的需要。

　　受上述因素的共同驱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兴起了发展“非大学院校”(non-university institutions)的热潮。此类机构主要招收高中毕业生，但又不同于传统大学。两者之间的区别体现在入学标准、修业年限、专业导向、课程结构等诸多方面，其中尤以修业年限的区别最为明显。由于修业年限一般为2～3年，普遍短于传统的4年制大学，因此学术界逐渐将此类机构命名为“短期院校”(Short-Cycle Institutions，SCIs)或“短期高等教育”(Short-Cycle Higher Education，SCHE)[5]。

　　基于不同的教育传统和现实需要，“二战”之后西方各国逐渐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短期高等教育体系。此后，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各国短期高等教育又进行了持续的自我更新，其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在美国，原有的初级学院转型为社区学院；在日本，1950年首设短期大学，1962年设立高等专门学校，进而逐渐形成了由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和专门学校(1976年设立)构成的短期高等教育体系；在英国，最初承担短期高等教育功能的技术学院(校)、继续教育学院等到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多科技术学院，到21世纪初短期高等教育又以基础学位的形式广泛分布于各类院校；在法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现了高级技术员班和大学技术学院；在德国，20世纪6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出现了高等专业学院(以往通称为“高等专科学校”)，到20世纪末逐渐转型为应用科技大学；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很多欧洲国家，区别于传统大学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也在20世纪后半期得到了迅猛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短期高等教育在实践领域的一些变化正在改变着人们对它的原有认识。从与传统大学的对比来看，此前短期高等教育与传统大学起点相同(都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区别在于办学职能和导向不同(以技术人才培养为主，突出实践性、应用性和职业性)、修学年限不同(一般低于4年)、教育层次不同(学士以下层次)，这也是短期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而经过近年来短期高等教育的一系列改革，短期高等教育开始呈现新的发展样态，如一些国家的短期高等教育已经突破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办学层次，开始进行本科阶段的教育，部分院校甚至获得了硕士乃至博士学位授予权，这一变化在学术界被称为短期高等教育的“高级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短期高等教育主要承担的是技术人才培养的教育职能，与传统大学最显著的职能差异体现在科研领域，但随着短期高等教育“高级化”趋势的显现，一些国家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开始结合自身优势积极从事应用型科研活动，很多院校还组建了技术转移中心等专门机构作为支撑。短期高等教育领域的上述变化势必对其内涵变化及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二、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的实践价值

　　(一)推动了高等教育多元结构的形成和大众化进程的顺利实现

　　短期高等教育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大规模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有规模化和多样化两个基本特征。规模化意味着要为更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多样化意味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人才需求不再是传统大学时代的单一层次和单一规格。原有的传统大学无法有效满足大众化时代提出的规模化与多样化需求。由于传统大学脱胎于精英教育，其招生标准是高选择性而非开放性的，培养目标是精英导向而非大众导向的，这种办学特性与现代产业所需的高级技能型人才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而短期高等教育的出现和大规模发展，在确保传统大学的职能与使命免受大众化冲击的同时，借助自身较为宽松的入学标准、灵活的办学模式、面向实践的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的优势，迅速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并为社会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成为吸收新增高等教育入学人口的生力军。

　　短期高等教育在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实践的反复验证。以美国为例，自“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高等教育规模从1940年的约150万学生骤增至1970年的约860万。在这一规模扩张的背后，社区学院扮演了重要角色。据统计，1940年社区学院的学生规模为15万，占高等教育总规模10％左右，社区学院学生与4年制本科生规模比为1∶8.25；“二战”结束后，高等教育规模开始加速增长，截至1960年，社区学院学生总数为45万，比1950年增加1.84倍，同期4年制本科生增加1.27倍，社区学院学生与4年制本科生规模比为1∶6.14；1970年社区学院学生规模达到163万，比1960年增加3.61倍，同期4年制本科生增加1.89倍，两者规模比为1∶3.2。就规模增长幅度来看，这一时期社区学院对美国高等教育整体规模的增长贡献率达到26％[6]，所起作用是异常突出的。英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多科技术学院(1969-1973年就建立了30多所)，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0年里翻了一番。法国于1956年建立高级技术员班，1958-1965年间，高级技术员班在校生数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1964年创办大学技术学院，10年后学生总数增加了2.68倍，同期增幅远远超过传统院校。可以说，在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普及化阶段跃进的过程中，短期高等教育毫无争议地扮演了生力军的角色[7]。

　　(二)为各国经济转型和快速发展提供了大批高质量的实用技术人才

　　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极大改变了以往的就业需求，新科技的推广也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多样化要求。短期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社会需求，其办学形式的灵活性、人才培养的多样性和市场与职业导向、面向地方社区的服务意识等特征，不但极大地拓展了自身的生存空间，而且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才支持。

　　美国社区学院是以培养职业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由于具有立足区域需求、办学形式灵活、直接面向就业市场等特点，社区学院普遍成为所在地中高级技术人才的“生产源”，且培养质量得到高度认可，如1998年一项全美范围内的调查表明，90％的企业主认为社区学院“提供的培训课程的质量满足了企业的需求”，培训效果“不错或很好”。社区学院培养职业人才的效果还直接反映在毕业生的对口就业情况上，据统计，1996年佛罗里达州社区学院职业课程毕业生在所学领域就业或继续接受教育的比例为72％，南卡罗来纳州为83％(1997年)，伊利诺伊州为92％(2001年)[8]。社区学院为社会输送优秀职业人才、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可见一斑。

　　在日本，短期高等教育也是伴随着战后经济腾飞而逐步兴起的，它的发展有效满足了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人才需求变化。如从1960年到1985年，日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从13∶41∶46变为3∶36∶61。这一变化不仅增加了对专门人才数量的需求，而且增加了对新型人才的职业教育训练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专门学校发挥出为社会输送高质量职业人才的优势，成为同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亮点。专门学校能够敏锐捕捉社会需求，并能灵活有效地培养学生职业或实际生活上所需的实践技能。专门学校开设了数千种专业，内容涉及主要职业领域，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专业志向，又能充分地为社会供应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术人才。专门学校学生数迅速攀升，成为仅次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

　　在澳大利亚，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同时农业、矿业等传统产业的比重开始下降，新兴产业如通讯和金融业迅速发展起来。经济危机和产业转型对该国的中高技术人才培养提出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应运而生。通过灵活的就学方式和多样的课程设置，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层次和职业领域的学生，使他们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为社会各行业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在帮助澳大利亚走出经济危机、恢复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际效果来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在该国总就业队伍的占比达到40％。上述案例也都充分证明，短期高等教育在服务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三)以“学校—社区”的互动模式促成了所在社区的综合发展

　　社会服务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短期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过程中，依托扎根社区的优势，积极探索“学校—社区”间的新型互动模式，为基层社区和普通民众共享高等教育资源、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开辟了道路，也进一步丰富了现代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的内涵。以美国为例，“二战”后初级学院向社区学院转型过程中，社区学院逐渐由普通教育机构发展成社区教育机构，为整个社区服务、向社区青年提供学院教育、以最低的价格和最简单的录取方式发现和发展个人才智成为社区学院的发展方向之一。同时，社区学院在实际上扮演了成人教育中心和社区学习中心的角色，其课程计划和服务项目与社区文化传统、经济结构、生产实际密切结合，尽可能满足其所面对并服务的民众的需要和愿望，所采取的具体举措包括在社会不利阶层中开展扫盲教育，为黑人和女性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向社区民众免费或低价开放图书馆、体育场等内部资源和设施，根据社区居民需要开设实用课程、举办技术咨询等，这些社区服务活动的开展使社区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社区文化中心[9]。

　　由于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各国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在促进所在地区教育水平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相较传统大学具有更直接的优势。通常而言，短期高等教育入学门槛低且学费低廉，同时由于分布广泛也便于居民就近入学，因此吸引了大量本地中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入学。以法国为例，大学技术学院和高级技术员班中来自本地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明显高于传统大学。据统计，大学技术学院33％的新生、高级技术员班40％的新生来自当地普通工人和雇员家庭。在德国，借助双元制的教育教学模式，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与所在地的工业企业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发展输送实用人才、提供技术支持成为这些院校的重要职能。如奔驰公司总部所在的斯图加特地区和大众集团所在的沃尔夫斯堡，是汽车制造业集中的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应用科技大学均以工程制造、电子、汽车为特色专业；魏恩斯蒂芬应用技术大学的两个校区均位于传统农业区，因此形成了以培养服务农业经济人才为主的办学特色，充分凸显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10]。这也是各国短期高等教育社区服务职能的共同反映。

　　从19世纪末至今，短期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百余年来，短期高等教育从无到有、由弱至强，逐渐发展成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的独特类型，尤其是在各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过渡的节点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短期高等教育不啻为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大实践创举和制度创新。

　　三、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借鉴

　　在我国，短期高等教育对应的教育类型是以高职高专院校为主体的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深入，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教育部2017年发布的全国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普通本专科阶段在校生规模为2696万，其中本科1613万，专科1083万，专科阶段在校生规模占比约40％[11]，几乎占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势头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2018年发布的《全球教育纵览2018：经合组织指标》中给予了高度肯定。报告指出，目前中国25～34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中，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的比例超过了50％，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16％的水平。报告还预测，未来中国初次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进入高职高专院校的比例将达到38％，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2倍[12]。因此从规模和比例结构来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仍存在诸多内在弊端和外在制约，继续深入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绝不能仅仅立足于对其自身具体问题的关注，而必须将之放诸于高等教育整体架构、放诸于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走向层面加以考察，由此才能准确把握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战略方向。

　　(一)从战略高度确立高等职业教育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经历了从高等教育体系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的转变历程，其本质上反映出短期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变迁轨迹。在萌生之初，短期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出现的，这一定位导致短期高等教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论是人才培养规格还是学校办学层次都远低于传统大学，由此被视为高等教育中的“二等公民”，造成社会民众对短期高等教育缺乏必要的认可度和接受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短期高等教育开始作为一种独立形态出现在高等教育舞台之上，人们逐渐摒弃了将短期高等教育视为高等教育的“补充”或“附庸”的陈旧观念，并且从制度层面明确了短期高等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份定位，赋予其和传统大学平等的地位。体系内独立和平等地位的确立，使决策者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举措时，能够将短期高等教育置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宏观架构内加以考虑，而不是将其作为传统大学的辅助角色来对待。如短期高等教育的职能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转学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服务等逐渐发展成为短期高等教育的主要使命，这也是对现代高等教育功能的拓展和细分。另外，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有效缓解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入学压力，保持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同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短期高等教育独立地位的确立。

　　结合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我国在制定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策略的过程中，要进一步从战略高度确定其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特定地位。尽管社会各界均充分认识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忽视、轻视高等职业教育的观念和现象仍顽固存在。反映到决策上，与各级政府面向普通高等教育的各类“工程”“计划”“项目”的频繁出台相比，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却明显缺乏有权威性、宣导性、普及性和社会认可度的高层级战略决策，而且，“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不仅越来越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更未形成相对独立的政策和话语体系”[13]。这也反映出高等职业教育仍然没有获得与普通高等教育同等的地位。要充分认识到，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多样化的生态群落。多样化既是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它直接体现于高等教育体系内部不同类型教育机构的平等与共生。对改革的决策者、主导者和实践者而言，高等职业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内一个有着特定功能、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与普通高等教育有着同等的法律地位和身份属性，因此改革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出发点，必须着眼于是否有效满足大众化时代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诉求，着眼于能否切实符合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这是厘清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确保高等职业教育决策科学性的逻辑起点。

　　(二)正确处理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关系

　　一般而言，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通常由短期高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即传统的4年制大学)两部分组成。那么，这两部分应该形成怎样的关系定位，也就成为关乎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和两种教育类型能否健康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短期高等教育而言，由于在历史积淀、办学经验、学术声誉、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明显弱于传统大学，因此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中后期获得大发展，并在实践中充分彰显价值，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并未寻求与传统大学形成对立或者竞争的关系，而是积极开发既能有效满足社会新的教育需求，又能充分彰显自身办学优势和特色的教育职能，进而和传统大学形成优势互补的结构样态和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这样的关系定位一方面避免了因职能重叠造成传统大学对短期高等教育生存空间的挤压，另一方面又由于主动承担起大众化时代提出的新的教育诉求而大大降低了传统大学面临的办学压力，为传统大学免受大众化的冲击提供了助力，促成了社会、传统大学和短期高等教育的三方共赢。如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社区学院与传统大学形成了分工明确且互为补充的格局，社区学院承担扩大入学机会、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实施成人继续教育和开展社区服务等大众化时代赋予的新的教育职能，避免了传统大学由于要兼顾新旧职能而造成的顾此失彼的尴尬局面。类似情况在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同样存在。可以说，各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在大众化的冲击下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短期高等教育能够准确定位与传统大学的关系，同时以职能互补的形式丰富和发展了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内涵。

　　发达国家正确处理短期高等教育与传统大学关系的实践，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镜鉴。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人们往往陷入一种误区，即为了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有意或无意地夸大高等职业教育的功能范畴、服务领域、规格层次等，由此很容易造成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职能重叠。同时，现实中还普遍存在高等职业教育试图“转型”为普通高等教育的倾向或趋势。这无形中会将高等职业教育推向普通高等教育的对立面。我们必须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是和谐共生的。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认识既不客观，也从根本上无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作为一个多样化的生态系统，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应该既相对独立又互为支撑，既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又保持良性的合作与互动。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不在于它趋同于普通高等教育，而恰恰在于它的特异性或不可替代性；加快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目的也不在于打造一批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大学去和普通高等教育竞争，而是补齐现代高等教育的职能短板，使高等职业教育真正扮演起大众化时代赋予的新的教育角色，承担起普通高等教育不能或不擅承担的新的教育功能。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以高等职业教育为载体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既解决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问题，又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进而推进人力资源结构优化的问题”[13]。正确处理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关系，使两者形成互补、互动的角色定位，由此避免居于优势地位的普通高等教育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空间挤压，相反还会由于高等职业教育扮演了大众化时代普通高等教育“防波堤”的角色而得到后者的肯定和支持，从而为之迅速成长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空间。

　　(三)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的产业支撑和社区服务职能

　　短期高等教育最大的职能优势和价值体现，在于它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经济的紧密对接，在于它和所在社区的共生融合。这种职能优势不仅为短期高等教育赢得了发展空间，还为其带来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和充裕的资源供给。

　　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自诞生之日就借助与产业经济建立紧密联系，向各产业领域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质的专业技术人才。20世纪中后期以来，短期高等教育对接产业发展的渠道又从培养人才拓展到技术服务，通过应用项目开发为产业界提供“即刻有效”的技术支持。始终坚持面向产业的办学定位，为短期高等教育改善办学条件提供了契机。以德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联邦和州政府为高等专业学院开展应用技术研究设立了专项经费，到1999年共资助了500个应用型科研项目，资助经费总额达7500万马克，资助力度堪与大学比肩[14]。与此同时，短期高等教育成功的职业人才培养还极大激发了企业的办学热情，通过双元制办学方式，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到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学校根据企业要求设定人才培养规格，企业则为学生提供实习场地、师资支持和经费保障，这种校企融合的办学模式在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领域得以普遍推广。

　　在与社区发展实现共生融合方面，发达国家的短期高等教育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以美国社区学院为代表的众多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成为区域储备人力资源、开发社区文化、共享文教资源的“主阵地”，面向社区“提供职业项目、发展性教育、继续教育、成人教育、高中同等学历预备项目、英语作为第二种语言的学习项目、员工发展项目等更多内容”，同时社区学院还“建立和扩大了它们的校园，提供可以昼夜24小时使用的教室，开设线上课程供学生选择以此满足多样化社区中人们的多元需求”[15]，极大提高了民众对社区学院的认可度和归属感，其独特价值得以充分彰显。

　　就我国而言，高等职业教育的真正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直接有效的支持，这也是高等职业教育自身价值最直观的体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摆脱“看、等、要”的办学心态，提高触摸产业发展“末梢神经”的敏感度，发挥培养方式灵活、专业调整机动的办学优势，“加快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同时建立人才培养与供给调整机制，构建好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13]，以高质量、及时有效的人才供给赢得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多渠道支持。在提高社会(社区)服务能力方面，高等职业教育机构要扭转以往重企业轻社区、重技术支持轻文化培育的发展倾向，积极向所在地区贴近，主动与所在社区融合，借助“接地气”的办学方式，在社区中体现“存在感”，让民众直接感知到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特魅力和特殊价值。实际上，这也是从根本上扭转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提高民众对高等职业教育认可度的最基础最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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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h-weihenstephan.de/Fachhochschule Weihenstephan.

　　[11]教育部.2016年教育统计数据[EB/OL].(2017-8-24)[2018-10-7] 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6/2016_qg/.

　　[12]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8:OECD Indicators(China)[EB/OL].(2018-9-11)[2018-10-7]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education/education-at-a-glance-2018/china_eag-2018-74-en#page1.

　　[13]周建松.系统论视角下的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4(4).

　　[14]Die fachhochschulen in Deutschland[R].Bonn:BMBF,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