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40年是百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史上的繁荣时期。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走过了逐步恢复、全面展开、锐意进取和创新发展的四个阶段。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成绩巨大，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内容不断丰富，成果数量空前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改革开放40年，不仅是中国新闻史研究者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四十年；而且是新闻史学科地位确立、成熟、反思和拓展的四十年；更是新闻史研究受国家资助力度最大、涌现成果最多、社会反响最好的四十年。展望未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强化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确立新闻史研究的总体目标，推进整体新闻史研究，提升中国新闻史研究整体水平。

　　关键词：

　　改革开放/新闻史研究/学科地位/回顾/展望

　　作者简介：

　　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席秘书长（北京 100872）；张文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博士生（广州 510632）。

　　基金项目：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及其理论建设研究》课题成果，项目号为：RMXW2018A002）。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中国新闻业建立了多种类、多层次、多功能、多样化的新闻媒介网络，形成了高科技、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体系。改革开放的40年，不仅是中国新闻业取得巨大成就、发展最为迅速的40年，而且是新闻学引入并借鉴传播学建立新闻传播学科、形成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的40年，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迎来学术春天、花枝春满、百花齐放的40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的新闻史研究逐步恢复（1978—1988）、全面展开（1989—1999）、锐意进取（2000—2009）、创新发展（2010—2018），而作为新闻传播学分支学科的新闻史，历经确立、成熟、反思和拓展等阶段，迎来了一个崭新发展的新面貌。

　　一、中国的新闻史研究逐步恢复及其学科确立（1978—1989）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个大学的新闻史课程停开，新闻史的研究陷于全面停顿状态。随着拨乱反正的完成，许多新闻史研究者重返岗位，新闻史教学和研究队伍逐渐恢复重建，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起，几个老的大学新闻系中恢复了新闻史课程，重建了新闻史教研室。到1982年，已有14所大学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设了新闻史课程。此后北京及各省、市、***纷纷成立新闻学会和新闻研究所，并设置新闻史组，组织会员从事新闻史方面的研究。至1985年，全国创建了40余个新闻学会和50多个新闻学研究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分工从事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全国不下150人。全国除人大、复旦、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系能继续招生外，还在近30所大专院校中增设了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设了新闻史课程，在全国各高等学校从事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已经接近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和人大、复旦、北京广播学院、厦门大学的新闻系陆续开始招收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其中有20人左右是以新闻史为研究方向的，1985年又招收了三名以新闻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以上这三部分共约200余人，是当前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基本队伍和班底，加上其他从事新闻相关工作者，这支队伍的实际人数恐怕要超过500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多层次、多梯队、多兵种、老中青相结合的新闻史研究者队伍。[1]

　　新闻史研究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尺度，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更新观念，抛弃了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重视报纸舆论功能。新闻界的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带动了学术讨论活动的热烈展开。1980年4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新闻史组就如何编写中国新闻业史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新闻界老前辈萨空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广播学院赵玉明、新闻所负责人戴邦、谢冰岩以及新闻所的其他同志参加了座谈。座谈会着重讨论了有关编写中国新闻业史的指导思想、研究范围和对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意见交流，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关于编写新闻史的指导思想，与会者认为：新闻业史必须有自己的特点……新闻业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报刊史要有报刊史的特点，不能写成一般的历史，或写成阶级斗争史、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报刊史是总的通史的一部分。属于文化史的范畴，也是政治斗争史的一部分。[2]对于新闻业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与会者倾向于叫新闻事业史，其范围除了报纸和期刊外，还应包括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中国新闻事业史从地区上讲，应包括台湾、港澳。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要占一定地位。[3]1981年7月，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联合主办中国新闻史研究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30余名新闻史研究者参加了座谈讨论。宁树藩在发言中主张要以新闻事业的发展为主线，研究范围应该更广阔些等；方汉奇提出了“如何突出报刊史特点”问题，强调“报刊的发展是有它本身的规律的”。戴邦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把新闻史写成政治思想史、阶级斗争史，并且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作为主线”，认为“新闻业史首先是要研究新闻业务本身的各种业务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性的历史”。正如有参会者记载：“打倒‘四人帮’以后，百废俱兴。新闻史这个向来冷落的学科，也开始热闹起来。”[4]此后，关于新闻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和新闻历史任务研讨会不下12次。会议的规模和讨论问题的深度都超过了过往。

　　正是由于新闻史研究队伍的恢复与壮大，他们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导，不断解放思想，高度重视对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加强历史事实的考订工作，努力发掘、发挥报刊原件和档案资料的作用，使得新闻史研究逐步恢复，成果不断涌现，数量不断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1988年，新闻界出版的新闻史相关著作多达378种，平均每年出版34.3部。[5]新闻史的研究园地迎来了花枝春满、蝶舞蜂喧的新景象。

　　（一）新闻史著作厚积薄发，相继问世

　　该时期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教材、专著和文集，以报刊史和新闻事业史的整理与研究为主。报刊史方面，著作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报刊史话》（1979.9）和《中国古代的报纸》（1979.10）、复旦大学新闻系编的《人民的喉舌——邹韬奋论报刊》（1980）、徐铸成的《报海旧闻》（1981）、《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下，1982）、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1983）、李良荣的《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1985）、杨光辉等编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函概况》（1986）、王凤超的《中国的报刊》（1988）、宋应离的《中国大学学报简史》（1988）等。这些著作都是厚积薄发之作。其中，报刊史代表作是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该书于1981年6月出版，共分七个章57万字，概括了1815到1915年约100年间的报刊史，是厚积薄发之作，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早问世的新闻史力作，开启了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学研究的新纪元[6]。《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后获得多种科研奖项，其巨大价值有口皆碑，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地新闻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新闻事业史方面，主要有暨南大学新闻系编辑的《华南新闻事业史料》（1980）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资料》（1982）、方汉奇等编著《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83）、方梁家禄等人编写的《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1949年）》（1984）、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1985）、谷长岭和俞家庆《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1987）、许焕隆的《中国现代新闻史简编》（1988）等。这些成果大部分都是多年研究的力作，为相应时期的报刊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新闻专题史方面，与广播相关的史料整理与汇编较为突出，主要有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的《中国广播史料选辑》（1979）、吉林省广播电视学校编的《中国广播简史》（1983）、壮春雨的《中国电视概述》（1985）、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1987）等。此外，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中国企业报刊史、中国军事报刊史等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如黄河、张之华同志合作编写的《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1986）。

　　外国新闻史研究受到重视。1979年5月，《国际新闻界》复刊，注重报道国际新闻界动态，逐渐成为外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园地。同年李瞻主编的《外国新闻史》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81年，宁新的《日本报业简史》出版，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最早出版的外国新闻史著作。1982年，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新闻史》《外国新闻界概况》。1984年，刘有源出版著作《美国新闻事业概况》。1985年，李明水出版著作《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分析、比较与评判》。1988年，大陆外国新闻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先后有四本著作问世，分别是：张隆栋和傅显明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陶涵的《世界新闻史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撰的《七国新闻传播事业》、陈力丹的《世界新闻史纲》等。

　　（二）新闻史文章涌现，史料整理工作成效显著

　　197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创办《新闻研究资料》，初为不定期刊物，1981年起改为季刊，以新闻史料搜集和研究为主。197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创办。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了《新闻学论集》学术丛刊，都发表了不少新闻史论文。1981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新闻大学》。当时的新闻业务刊物纷纷开设“新闻史话”栏目。这些刊物和栏目都成为新闻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和园地。

　　新闻史料的整理工作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地方新闻史研究得到加强。各地陆续创办了《新华社史料》、天津《新闻史料》《湖北省武汉市新闻志参考史料》《武汉新闻史料》《新闻界人物》等新闻史专业刊物。据不完全统计，至1985年公开发表的有关新闻史的文章，累计达三千六百八十三篇；仅《新闻研究资料》一种，截至1985年上半年就出版了三十辑，发表新闻史方面的文章和资料七百一十六篇，六百万字。[7]1978年以后，全国25个省市***的新闻研究机构积极开展本地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其中，湖南、湖北、黑龙江和原察哈尔地区启动早，进度快；吉林、广东、河南、天津等省市进步较大。

　　（三）当代新闻史研究受到重视

　　新闻史研究者在关注对历史研究的同时，立足当下，总结经验教训，呼吁立即进行当代新闻史的研究。1986年，钱辛波发表文章，“希望大家来写当代十年新闻史”，认为：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这期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可称为历史性的变化。这十年内容丰富，值得大书特书，对中国新闻事业来说也同样如此。[8]也有学者对当代新闻史研究的迫切性进行思考。郭镇之撰文指出：“研究当代新闻史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三十六年了，这期间新闻事业的进程与共和国的成长是大体同步的，应当及时进行历史的反思，得出公正的结论，引出适当的教训。”[9]在当代人写当代新闻史理念指导下，1987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成立，先后出版《中国的广播节目》《中国的广播电台》《中国的电视台》《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梅益谈广播电视》。有些是年出版的著作就写到了当年的年份，如《中国国际广播史料简编1947—1987》（1987）。198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30年：1958—1988》出版问世。

　　（四）中国新闻史分支学科地位被确立

　　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恢复发展的过程中，研究者不断探讨学科属性、其学科地位基本确立。1981年，方汉奇撰文阐述了新闻史研究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一般所说的新闻学，通常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的研究自然很重要，新闻史的研究也同样重要。这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讨和解决新闻理论上的一些问题，继承和发扬前辈新闻工作者的好的传统，总结和借鉴他们的丰富经验。[10]1985年，“新闻史是历史的一门科学”成为新闻史研究者的普遍共识。新闻史的学科属性被确定下来，“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的研究范围被认可，“新闻史，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特别是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各个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手段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类报刊、一类报人，乃至于具体到某一家报刊、某一个报刊工作者和某一个宣传战役的历史。研究到近代以来的新闻史的时候，则还要兼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现代化新闻传播机构和新闻传播手段的历史。”[11]

　　在新闻界对新闻史学科属性和地位达成共识之后，社会对新闻学科及其新闻史也提高了认识。国家科委1987年年度统计年报工作文件中把新闻学正式列为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15个学科项目之一，居第11位，并标明了这个学科的具体内容包括新闻学总论等11方面，其中有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出版事业史、国外新闻事业史，不仅从制度上结束了“新闻无学”的局面[12]，而且新闻史作为新闻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总之，该时期中国的新闻史研究逐步恢复和发展，新闻史的学科属性及其地位被确立，“新闻史非学”的说法被明辨的事实被否认，呈现出一个花枝春满、蝶舞蜂喧的新闻史研究局面。新闻界协作研究的风气已经形成，如1986年10月30日至11日2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写工作会议。来自全国十几个新闻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代表在会上认真讨论了该书的编写提纲和指导思想，确定了全书的编写体例和对书稿的质量要求，选出了主编、副主编、编委会成员和各章节的具体编写工作主持人。一批新闻史课题被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如王福如的重点项目《新闻事业与现代化》（1986）、陈碧笙的一般项目《台湾新闻事业史》（1987），方汉奇的重点项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88）等；一些优秀的新闻史著作受到学界表彰，如1983年成立的吴玉章基金颁授的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奖中，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获得一等奖。1988年，新闻史方向的博士论文及其学位也问世，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尹韵公的《明代的新闻传播事业》和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稿》。

　　二、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及其学科成熟（1989—1999）

　　1989年后，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全面展开，呈现出“盛世修史修志”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1999年，新闻界共出版357种新闻史著作及相关书籍，平均每年31.5种问世，但研究质量和水平有明显提升。该时期新闻史研究学术水平最具代表性著作是，1992—1999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中国新闻史研究不断尝试建立扎实的学科基础，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的学科。

　　（一）通史、断代史著作影响深远

　　通史性质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的出版，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方汉奇主持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编写工作启动，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迈向新阶段开始的标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分别于1992、1996、1999年出版第一、二、三卷。这部专著由方汉奇任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任副主编，由24个部门的50位学者，用12年的时间合作完成。全书共263.5万字，上限起于公元前3世纪，下限止于1990年，时间跨度达2200年。[13]这部多卷本，集中展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果，既全面阐释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又系统评述了新闻宣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总结了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它的优良传统和新闻宣传发展的自身规律，其篇幅之巨大、内容之丰富、材料之厚实、建构之完整，都是同类著作所未有的。内容以报刊的历史为主，兼及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纪录电影，及漫画、广告等新闻事业多个领域的历史，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闻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14]通史性质的新闻史专著及教材，还有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纲要》（1990）、方汉奇和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2版）》（1995）、刘家林的《中国新闻通史》（1995），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1998），白润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纲要》（1998）等。

　　断代新闻史方面，也出版不少专著与教材。古代时期的研究有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9）等。近代新闻史著作以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为代表，该书于1990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日文版，1998年在台北出版了中文版。该书清晰地勾勒了中国早期近代报业萌芽与成长期的特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现代新闻史著作有倪延年、吴强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1993）、王洪祥的《中国现代新闻史》（1997）、王文彬的《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1996）、张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1992）等。当代新闻史的研究有方汉奇、陈业劭主编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1992）、钟沛璋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1997）。这些已经出版了的研究成果都较为深入，填补了一些学术空白。

　　（二）报刊个案研究与专题史研究百花齐放

　　个案研究方面，以人物传记和报纸发展的梳理与研究为主，数量众多，成果丰富。报纸个案研究可分以下几类：一是与抗战时期党报相关的文集和研究，有《晋绥日报简史》（1992）、《回忆苏中报》（1992）、《风雨征程——盐埠大众报五十年》（1992）、《晋察冀日报史》（1993）、《继往开来——纪念〈向导〉创刊七十周年暨发扬党报传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3）、廖永祥的《新华日报纪事》（1994）、《大众日报史话》（1995）、王敬主编的《延安〈解放日报〉史》（1998）等。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省市党报专史，有《四川日报四十年》（1992）、《黑龙江日报史》（1995）、《河南日报40年大事记》（1995）、《羊城晚报社史》（1997）等。此外还由记述自身经历的报史专书问世，如李庄的《人民日报风四十年》（1993）、穆欣的《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94）等。三是一些重点报纸的大事记或史料研究，如关于《大公报》的著作，主要有周雨的《大公报史》（1993）、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1994）、方蒙主编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26—1949年大事记实录》（1993）等。关于《文汇报》的专著有《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1993）、《文汇报史略》（1997）等。四是其他一些报纸的历程梳理和史料研究，如王淮冰和黄邦和主编的《大刚报史》（1999）等。

　　新闻史人物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出版专著逐渐增多，类型有回忆录、人物传记、纪念文集等。如方蒙的《范长江传》（1989）、顾行和成美的《邓拓传》、成美的《丁一岚传》、洪惟杰的《戈公振年谱》、胡星寿《身世飘零雨打萍——名记者邵飘萍》（1992）、王植伦《林白水》（1992）、张海林的《王韬评传》（1993）、姜纬堂的《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1996）、萨云的《萨空了》（1996）、何扬鸣主编的《老报人忆东南日报》（1997）、华德韩的《邵飘萍传》（1998）、庞荣棣的《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1999）、谭一的《毛泽东新闻活动》（1999）等；文集有《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98）、《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1998）等。人民日报出版的“中外名记者丛书”于9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逐个为中外名记者立传。

　　新闻学相关辞书、工具书相继出版。1989年，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1903—1987）》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是对我国新闻学书目的一次系统统计。该书共收录了1903—1987年85年内我国出版发行的新闻学及相关学科的书籍1900余种。[15]此后如《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991）、《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1991）、《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1992）等。

　　新闻专题史研究方面，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著作数量增长明显。赵玉明先后出版著作《中国解放区广播史》（1992）、《中国广播电视史文集》（1993）、《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1994）、《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1995）、《中国现代广播简史》（1997）等。其他学者的著作有：新愚编的《声屏史志文集》（1992）、艾知生和刘习良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1993）、郭镇之的《中国电视简史》（1997）、钟艺兵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1994）、杨伟光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等。与新闻传播史相关的专著史料多样，角度多元。如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1990）、倪波和穆纬铭主编的《江苏报刊编辑史》（1993）和《江苏图书编辑史》（1994）、申非的《编辑史概要》（1994）、曾建雄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近代部分）》（1996）、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站在当代视角的全面回顾》（1997）、黄瑚的《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1999）等，涉及评论史、编辑史、广告史、法制史等多个方面。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外国新闻史研究逐渐受到重视。1989年，陶涵出版著作《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介绍了欧亚非和拉美各洲主要国家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的发展概况；1992年，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陆续出版的著作有裘正义的《世界宣传简史》（1993）、张昆的《简明世界新闻通史》（1994）、张允若和高宁远编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1996）、高金萍的《外国新闻事业史》（1998）等。

　　（三）地方新闻史志编写工作渐入高峰

　　新闻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之后，新闻史学术研究的团队一方面是高校的新闻史老师，一方面是各地新闻研究所的新闻史研究人员，还有就是各地方搞新闻志的老报人。编写新闻志只是他们退下来以后的一种社会工作，但是这些人都是老报人，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某些方面非常熟悉。”[16]地方新闻史志的研究和编写工作有很大的进展，不少省市都建立了专门的机构，组织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成为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地方志中的新闻志、由当地主流媒体组织力量编辑出版的当地新闻史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进入编写工作的高峰期。以“省”为考察范围的有《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报业》（1993）、《山东省志·报业志》（1993）、《四川省志·报业志》（1996）、《重庆市志·报业志》（1996年）等；以“市”为考察单位的有《福州新闻志·报业志》（1997年）、《襄樊报业志》（1987）、《武汉市志·新闻志》（1991）等。

　　广播电视志方面，1987年起，中广协会广电史研究委员会先后组织了八次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并编印了七本研讨会专辑。经广电史研委会提议，从1998年第三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起，中广协会也将广播电视志列入广播电视系统的评奖范围。[1]起步早、进度快的有吉林、湖南、湖北、山东等省，其中《吉林省志·新闻卷·广播电视》、云南《大理自治州广播电视志》、《自贡市广播电视志》、《攀枝花市广播电视志》、辽宁《鞍山市广播电视志》等均已正式出版，河南、湖南、湖北等省新闻志即将出版，内部编印的各级新闻志、广播电视志数以百计。[18]新闻志、广播电视志的编纂不但丰富充实了传统地方志的内容，而且为新闻史、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再上新台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新闻史研究队伍壮大，学术团体成立，不断发挥学术组织作用

　　1989—1999年，新闻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从原先的高校教师为基本力量，发展到几个方面人员的结合，即社会科学研究专业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以及各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的新闻研究人员）、新闻单位的研究人员（新闻单位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地方新闻志编写人员、离退休的老新闻工作者和高校新闻院系教师等多方面的人员，汇合成一支强大的研究力量。

　　专业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成立，学术阵地随之扩大，学术研讨活动增多。由方汉奇、宁树藩等学者提议设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于1989年4月3日正式获批，并于1992年6月举行了成立大会，标志着一个科学的、有序的、成熟的新闻史学研究局面的到来。该会成为新闻传播学界迄今唯一的国家一级学会。此后，以学会为平台的学术交流、为新闻史研究增添了驱动力，也创出了更多的协作性成果。至1998年，“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史学术研究得到恢复，并获得迅猛发展的历史的延续。……在海内外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新闻史的学术研究，继前一个时期的迅猛发展之后，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新闻史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19]

　　（五）新闻史学科地位不断提升，学术影响力扩大

　　1989—1999年期间，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全面铺开，各个研究领域齐头并进，发荣滋长，新闻学科的发展不断成熟。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将新闻学列入文学门下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内，学科地位得到了提升。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规定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一级学科，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广播与电视、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等二级学科。二级学科新闻史包括中国新闻事业史、世界新闻事业史、新闻思想史、新闻史其他学科，在二级学科广播与电视里有广播电视史、二级学科传播学里也有传播史方向。[20]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97年6月，我国第二次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文学门类中增设了一个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第一次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认同，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已经单列，新闻传播学的独立性得到了国家认可。[21]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教授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成员有赵玉明、丁淦林，均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新闻史研究项目不断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有赵玉明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1990）、何梓华的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史》（1991）、宁树藩的《中国地区新闻比较史》（1991）、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1992）、潘玉鹏的《东盟国家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1992）、方汉奇的《海外华文报刊研究》（1998）等。

　　新闻史相关著作不断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优秀科研成果奖或高校的优秀教材奖。它们分别是：《中国编辑史》（1992年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1994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5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6年国家教委优秀社科论著二等奖、1997年上海市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95年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上海新闻史》（1995—1996年度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9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新记〈大公报〉史稿》（1997年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1998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1998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程曼丽出版的《〈蜜蜂华报〉研究》获得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新闻学优秀奖。1999年，方汉奇等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出版后获得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新闻学一等奖。作为时间跨度最大，资料最翔实、最权威的中国新闻史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和多年一直在整理发表的并最终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代表了我国当时新闻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22]

　　三、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的锐意进取及其学科反思（2000—2009）

　　新世纪以来的前十年，中国传统媒体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不断更新、升级，网民数量直线上升，跃居世界第一，新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媒体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23]与此相应，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也呈现出了新特点，由以热点地域为中心的新闻史考察，转变为对新闻史整体面貌的呈现；新闻史研究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2009年的十年间，新闻界共出版新闻史著作584种，平均每年58.4种，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数量。新闻史研究者锐意进取，在个案研究上“挖深井”，并开始自觉反思新闻史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学术争论中追求前进的方向。

　　（一）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研究蓬勃开展

　　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研究蓬勃开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史研究。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于2004年出版。该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汉奇教授指出：“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的专著，因而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意义。它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史上和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将提供可靠的史料和有力的理论依据。”[24]相关的期刊发表了系列论文，如程曼丽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探析》、丁柏铨的《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新闻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单波和秦志希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回顾（1921～2001年）》等。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活动研究，包括新闻宣传、报刊发行等诸多方面。如王晓岚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2009）、钱承军的《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等。

　　（二）报刊报人研究新意迭出

　　该时期中国新闻史学研究不断沉淀，深入挖掘新史料，报刊报人研究愈发得以重视，着力颇多，佳作频现，新意迭出。方汉奇在《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一文中强调以报刊史、新闻界人物史为个案的研究要多“挖深井”，多作个案研究。新闻研究着对重点报刊的研究有深入地开掘，如《大公报》《申报》《新青年》等。《大公报》百年诞辰之际，方汉奇先生带领并组织了10位著名新闻史学者分工编撰《大公报百年史》，于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时期关于“文人论政”的研究较为突出，专著方面有李金铨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2008）、袁新洁的《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2009）等。以报人个案研究为主的专著有陈建云的《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2008），选取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这三位民间报人及其所主持的《文汇报》《大公报》《观察》周刊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新闻教育史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2000年以来，随着新闻传播教育的新思维和新观念在国际化浪潮中不断涌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走向普及和多元阶段。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锐意进取，新成果不断涌现，迈向开拓创新的阶段，呈现出繁花似锦的盎然生机。[25]

　　首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通史和断代史研究成果涌现。2003年，李建新出版专著《中国新闻教育史论》。该书时间上，始于1918年北京大学开始设置新闻学课程，止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近80余年。从地域看，兼及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内容上，既对“萌芽与创立时期”“初步发展时期”“调整与发展时期”“灾难时期”“复苏与热潮”“繁荣时期”等各时期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细致描述，也对各时期中国新闻教育的基本特点，各时期代表性新闻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精湛论述，为读者提供了一幅介绍中国新闻教育发展全过程的繁复曲折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26]此外，针对1978—2008年改革开放30年的新闻传播教育，吴廷俊分为三个十年，分别用“初度发展”“适度发展”“超度发展”加以概括；李建新则以“恢复和重启”“壮大和繁荣”“发展和升变”“普及和多元”四个阶段来概括新闻传播教育历史。[27]台湾学者俞旭、朱立主要探讨了“文革”结束后大陆新闻教育的变革。

　　其次，新理论和新视野为中外新闻传播教育交流史研究注入新活力。张咏将“教育模式”运用到新闻教育研究中，梳理了美苏两种新闻教育模式传入中国的过程，并提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面临模式的重新选择。2006年，陈昌凤著作《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则从比较的视野出发，讨论了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传承与流变以及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如何沿承美国模式。同年，肖东发主编的《新闻学在北大》出版，追溯了新闻学在北京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论述了北大新闻学学科的特点，对于了解新闻学在北京大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参考价值。

　　再次，专门性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组织成立，推动研究新发展。2008年10月，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成立。该学会主要任务是在历史和中外新闻传播教育的坐标体系中寻找当今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准确定位和理想的发展路径。首任会长吴廷俊希望团结全国乃至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同人，共同推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健康地发展。学会成立后，通过开办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围绕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的问题专门讨论。这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进入组织化阶段，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有序的、成熟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局面。[28]

　　（四）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日益成熟

　　新世纪后，外国新闻传播史教材体系日益成熟，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并形成各自特点。2000年，郑超然、王泰玄、程曼丽编写的国家级重点教材、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外国新闻传播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8篇，综述了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进程；各洲各国新闻事业的历史，重点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等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国家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的创始、发展、现状及趋势，介绍了关于世界新闻传播新旧秩序的论争。同年，张允若主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外国新闻事业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李磊编撰的广播电视新闻系列教材《外国新闻史教程》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此后，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2002）、程曼丽的《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2004）、支庭荣主编的《外国新闻传播史》（2004）、魏明编著《外国新闻史》（2005）、李彬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2005）、欧阳明的《外国新闻传播业史稿》（2006）、刘笑盈的《中外新闻传播史》（2007）、王薇的《外国新闻传播史论》（2008）、陈力丹和王辰瑶著的《外国新闻传播史纲要》（2008）、张昆的《中外新闻传播史》（2008）等相继问世。

　　外国新闻史佳作不断被翻译引进。如展江、殷文主译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于2001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成为了解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威性历史著作。再如佐藤卓己著、诸葛蔚东译的《现代传媒史》（2004），让—诺埃尔·让纳内著的《西方媒介史》（2005），卡瑞、辛顿著、栾轶玫译的《英国新闻史》（2005）等成为了解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权威著作。

　　（五）世纪回顾中国新闻学术史发展

　　新世纪以来，新闻界出现了不少对学科研究历史的世纪回顾，旨在梳理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历史，探索学科领域的未来发展之路。中国新闻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世纪之交体现出了重要价值与意义。

　　2001年，徐培汀编著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系统评介了关于100多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发展诸多问题的研究成果。2002年，他又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详细展示了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师承和源流、历史与现状。2005年，丁淦林、商娜红主编的《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同年，赵凯、丁法章、黄芝晓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分为四编，分别介绍“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各学科的发展与重要成就”、“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重大论争”和“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教育研究机构、学术社团、著述出版与中外交流”，并附有“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发展大事记”。2006年，徐培汀教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以“中国新闻学术史”为选题的博士论文也逐渐出现，并在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了专著。2004年，李秀云的博士论文《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有人评价说：该书“将中国新闻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将新闻学术史的研究从新闻事业史及新闻思想史的研究中剥离出来，开拓了学术史研究的新方向，这无疑填补了新闻史研究的一项空白。”[29]2009年，张振亭的博士论文《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出版专著，重点研究了1978—2008年间的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史。

　　（六）反思新闻史研究的路径与取向

　　世纪之交，学界不断反思新闻史研究的路径与取向；有些学者阐释了自身的观点与看法，也对一些观点进行了交流和讨论，新闻史学科也在反思中不断取得发展。

　　一是对“新史学”运用与借鉴的思考。李彬的论文《“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主张新闻史研究应当更多地借鉴西方“新史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并且重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的命题。程曼丽的论文《也谈新史学：关于新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则认为研究和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史学研究（包括新闻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需注意两点：第一，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第二，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要考虑到所应用的学科领域的具体情况。

　　二是针对“学术内卷化”的研究范式思考。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者从研究本体、历史分期，到研究范围，都只能在传统范式中打转转，呈现典型的学术内卷化现象，必须探索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30]李彬、杨芳以《大公报》研究为例将中国近百年的新闻史研究归结为三种范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31]2007年，丁淦林明确提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两范式”的观点，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代表了一种范式，流行于20世纪20—40年代。1956年大纲草稿和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代表了又一种范式，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影响至今。

　　三是关于新闻史研究“本体意识”的思考。黄旦明确指出：“以报刊为合法性主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称得上报刊史……当下我国报刊史研究的问题，乃在于忽视了主体性问题，从而报刊的历史成了历史的报刊。”[32]我们应以报刊为中心、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分析史实，寻找真相，通过报刊与社会关系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揭示评价其中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起到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作用，建立具有新闻史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2007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对相关问题进行集中研讨，为中国新闻史学的困境把脉，为学科的发展方向建言献策。

　　在整体反思的同时，华人传播学者李金铨召集历史学家、新闻学者，承接“现代化叙事”“以史料为基础”“以近现代报刊”为对象，从“问题、人物、事件、个案”等具体角度入手，将“文人论政”“放在社会史、知识史或政治经济学的脉络来分析”，形成了把近现代新闻事业放入具体情境，探讨思想观念、媒介性质、业务实践与社会变迁“互动”的研究取向；聚集了一批问题意识明确、史料分析精当、历史叙述完整、逻辑归纳科学的研究成果。《国际新闻界》与之呼应，在2008、2009年陆续刊登了相同主题的类似文章。

　　该时期新闻传播学在中国教育体系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2004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将“新闻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九大学科之一。新闻史课题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数量越来越多，前一阶段仅为6项，而该阶段多达38项。其中，重点项目2项，即倪延年的《中国新闻法制发展史研究》（2007），李彬的《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2009）等，一般项目27项，在国家社科基金增设青年项目后，也有9项受到资助。同时期，新闻史研究者的积极研究下，新闻史佳作纷呈。2003年，方汉奇等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再获殊荣——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和吕新雨的《记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均获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7年，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获奖成果中，彭兰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和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获得一等奖；郑保卫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和杨海军的《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获得优秀奖。田中阳的著作《蜕变的尴尬——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关系的研究》（2006）获评教育部第五届（2010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而周德仓的著作《西藏新闻传播史》（2005）和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共四卷，2005）获得教育部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林如鹏的著作《广东报业竞争三十年》（2008）获得教育部第六届（2013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四、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的创新发展及其学科拓展（2010—2018）

　　2010年以来，新闻史学界积极寻求突破与创新，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自觉意识和主动性，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不仅成果数量持续增加，而且研究者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不断得到创新，并努力寻求新的研究领域；新闻史研究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在研究世界各国新闻史的同时，注重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目前学界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队伍，在他们的努力工作中，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断得到创新发展，新闻史学科也不断得到拓展。

　　（一）新闻史研究成果蔚为壮观，新闻史料整理工作成效明显

　　新闻史著作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2017年八年中，共出版新闻史著作548种，平均每年63.5种，比前一阶段的每年平均58.4种增加了5种之多。新闻通史类著作不断问世，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领域创新拓展，如新闻思想史、新闻学术史、新闻教育史、少数民族新闻史、外人在华新闻事业史、新闻事业图史、新闻文学史、新闻制度史、报刊发行史、媒体经营管理史、体育新闻史、经济新闻史、租界新闻事业史等诸多领域。

　　2014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始筹划出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包括经典新闻学著作的再版、导师和优秀学员研究成果、茶座内容和其他学术活动集萃十册。2015年，已经推出专著有：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新版）、程曼丽的《蜜蜂华报研究》（简体字版）、邓绍根的《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阳美燕的《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1896—1900）研究》和李杰琼的《半殖民主义语境中的“断裂”报格北方小型报先驱〈实报〉与报人管翼贤》等等。

　　断代史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如田建平的《宋代出版史》分上下卷共113万字，该书全面考察了两宋的出版业，对新闻史、技术史、文化史而言都算得上一部力作。王润泽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2012），邓绍根的《美国在华早期新闻传播史（1827—1872）》（2013），刘继忠的《新闻与训政：国统区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2015），林玉凤的《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2015）。

　　地方新闻史的成果也十分丰富，主要有马艺的《天津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于凤静的《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唐惠虎和朱英的《武汉近代新闻史》，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王文科和张扣林的《浙江新闻史》，蔡罕和黄朝钦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

　　广播电视史方面，赵玉明长期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编辑出版了《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中国抗战广播史料选编》《新修地方志早期广播史料汇编（上下）》。此外还有刘洪涛的《大陆对台广播史研究》，于春的《中国电视节目主持30年研究（1980—2010）》，袁军和庞亮的《中外广播电视史》。

　　广告公关史的成果主要有，秦其文的《中国近代企业广告研究》，王淑兰的《中外广告发展史新编》，陈刚的《当代中国广告史（1979—1991）》，杜艳艳的《中国近代广告史研究》，刘悦坦的《世界广告史》，祝帅的《中国广告学术史论》，汪耀华《新青年广告研究》。公共关系史方面也有胡百精的《中国公共关系史》，卡特里普《公共关系史（17—20世纪）》。

　　各类专史中，倪延年长期关注新闻法制史研究，不仅主持编纂了《中国新闻法制通史》六卷本，还著有《中国新闻法制史》一书。谢清果的《中国近代科技传播史》以近代传教士为起点，详细梳理了西方科技在中国引入传播的历史。2018年，陈力丹编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耗时八年，近150万字，完成了575个词目的考证，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一本集大成的著作。

　　新闻史料整理和编纂工作大有发展。2011年，国家图书馆联合国内各单位发起“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其中几种新闻史料质量颇高，这几种史料都由方汉奇和王润泽主持编纂，分别是《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全16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藏稀见民国史料汇编（全29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汇编（全34册）》《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续编（全32册）》。

　　（二）当代新闻史颇受关注，研究成果显著

　　该时期新闻史成果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当代新闻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刘家林“以一人之力”“用十年的时间”“以严谨的治学之风”写出了120万字的鸿篇巨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并于2010年出版，成为国内唯一一部当代新闻传播通史，填补了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空白。2012年，张昆和陈寅主编的《旗报：〈深圳特区报〉史稿》梳理了该报30年的创业发展历程。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吴廷俊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2011）和李春著写的《当代中国传媒史（1978—2010）》（2014）先后问世。2018年1月，清华大学常江撰写的专著《中国电视史：1958—2008》出版。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二版）出版。该书第一版记载的内容截止到1997年，第二版增加了1998年至2016年新闻传播事业的各项重要事件。9月，经过26年的努力后，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已于2016年3月6日逝世）立项、牵头、主编，姚福申、秦绍德两位教授担任副主编，全国近四十位学者通力协作完成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终于面世。该书弥补了中国新闻史以往的不足，是一项极具开创意义的学术工程，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大收获。

　　（三）新闻史研究范式不断革新，多角度书写精彩纷呈

　　新闻史学界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寻求创新，引入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史、思想史的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研究范式上也出现了新闻本体范式、“新新闻史”范式、媒介生态范式、媒介社会学范式等有益的尝试。

　　1.口述历史。在当代史学研究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潮流中，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热切关注和积极运用口述历史方法，突破原来的研究路径，不断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口述历史已成为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创新路径。[33]2010年，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娜博士申请的《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获得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新闻史口述历史项目。此后，还有王润泽的《中国当代新闻界人物的口述史研究》，石竹青的《中国当代动画口述史（1979—2016）》，祝帅的《中国当代广告口述史（1979—2010）》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相关成果有《中国教育口述史（第2辑）罗列教授等亲历新闻教育往事回忆》、《广东传媒风云人物访谈录》（2014）。2016年开始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设置“口述史研究”栏日记录新闻传播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探索。

　　2.新报刊（媒介）史书写。“新报刊史”书写日益受到研究者重视，异军突起。黄旦撰文认为：在现有中国报刊书写的两种路径中，一种属于“现代化”逻辑，一种则是“革命史”逻辑。这两种书写方式看似差异甚大，在史观及其对于报刊的看法上，却有着共享的前提和假设：连续的进化观、整合一统的时空观、媒介只是一种受人使用的工具或载体等；提出“新报刊史”书写理念，即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式的；要有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更。该概念强调空间维度的新拓展，侧重从媒介本身的属性出发，考量它与社会演化的关系图景，作为研究范式，“新报刊史”与既有的报刊史路径之间，构成复数而非彼此消长的关系。[34]2018年，他们出版了《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一书，所收入的诸篇论文作者均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媒介）史”的团队成员，他们力图改变中国报刊史书写的既有路径，即重内容，轻媒介，将后者视为一种中性的工具或容器，而是从媒介理论人手，把不同媒介概念化，并由此重新理解媒介及其历史实践，展现报刊与社会及人的新的面向。

　　3.媒介生态史。吴廷俊和阳海洪基于媒介生态学为基本理论资源延伸出的新闻史学观念，将媒介生态系统归纳为以媒介为生命有机体，以地域环境为依托，以服务受众为旨归，以法律制度为经络，以资源流动为命脉，以媒介竞争为机制的人工生态系统。[35]章清的《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与李礼的《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转向的优秀成果。

　　4.报刊阅读史。报刊阅读史是依托欧美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语境中，回答“谁在读、读什么以及阅读的时空环境”（阅读行为的外部世界）和“怎么读，为什么读和产生哪些影响”（读者的心灵）这两个问题。阅读史视角还可以促进新闻史研究内容的转向。[36]卞冬磊是国内较早从事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学者，其代表作是《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晚清报刊阅读史》。此外，蒋建国在2016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已发表多篇论文。

　　5.新闻图史。新闻图史研究是新闻传播史中近些年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其主要的研究路数有两种，一种是以图作为叙述方式呈现的历史，如代表作有方汉奇、史媛媛的《中国新闻事业图史》；第二种是研究图的历史，这方面成果较多，如韩丛耀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全6卷）》、《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全10卷）》、《中国影像史（全10卷）》，吴果中的《〈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左图右史与画中有话：中国近现代画报研究（1874—1949）》，彭永祥的《中国画报画刊（1872—1949）》，蒋新平的《新中国连环画传播图史》，谢华的《中国报纸创刊号图史（全8卷）》等。此外，相关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还有甘险峰的《中国新闻漫画发展史》和徐沛的《清末民初画报研究》。

　　（四）外新史研究“走出去”“引进来”

　　该时期外国新闻史的研究“走出去”和“引进来”特点明显。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愈加频繁，外新史学界的学者更加注重国际视野，在研究范围和研究角度、方法上都有所拓展，此谓“走出去”；同时学界积极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及时将国外的新闻史著作翻译引入，并加强同国外学界的交流，此谓“引进来”。

　　外国新闻史研究，以往我国的外国新闻史研究，基本停留在对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关注上，这些年，一些不为人们熟悉的国家的新闻史得到关注。陈力丹教授一直致力于外国新闻史的耕耘，不仅产出了大量的成果，还组织学术力量进行系统的研究。2012年他和钱婕共同撰写《外国新闻传播史教程》一书，2015年又和赵永华等人共同编写《外国新闻传播史》一书。这两部著作都以世界六大文化板块为背景，以代表性国家为叙述主要框架。此外他还主持了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欧洲五国新闻史研究”，现已出版《英国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董晨宇）、《法国新闻传播史》（陈继静）、《德国新闻传播史》（吴璟薇）、《葡萄牙新闻传播史》（李菁）。陈力丹还组织力量研究单国的新闻传播史，他主张进行单国新闻史研究，突破既定框架，将单个国家作为具体研究对象，着力于分析各国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至2016年，在全球197个主权国家中，已有68个国家的新闻传播史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单国新闻传播史论著的研究亦开始提上日程。[37]

　　近些年学界一直注重欧美重要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翻译了大量经典或是前沿著作。2009年美国著名新闻史学家迈克尔·舒德森的名著《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被翻译成中文，引发了学界热烈的讨论。此外还有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2010）、维拉德·布莱雅《美国新闻事业史》（2014）、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2014）、哈罗德·伊尼斯《变化中的时间观念》（2015）、阿芒·马特拉《全球传播的起源》（2015）、汤姆·斯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施拉姆《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2016）等经典著作被引入国内。

　　（五）新闻史研究受到国际关注，提升了研究的国际化程度

　　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沉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新闻史研究成果逐渐受到国际关注，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的国际化程度逐渐得到提升。

　　2013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英文版）10卷本已经由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出版，并面向全球发售，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走向海外的重要步骤，成为第一批向海外介绍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经典文献，标志着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率先进入国际学术殿堂；同年，郭镇之教授30年前在国际主流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A Chronicle of Private Radio in Shanghai”被收入Routledge主编的文集；何扬鸣论文“Hangzhou，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Press And Journalism”在著名SSCI期刊Journalism Studies发表，挑战报刊印刷起源于德国之说，将宋代报纸史研究打向国际学术界。2017年，赵永华的专著《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俄文版由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社出版。2018年，赵云泽和孙萍合著的A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一书在国际著名出版商劳特利奇出版社正式出版，全球发行。

　　新闻史的国际交流学术平台逐步建立。中国新闻史学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三方联合主办的“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届，已经形成了学术品牌，发挥了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的作用。2015年至今，中国新闻史学会已经在国外连续举办了三届“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成为中外新闻传播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2017年8月，中国新闻史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在郑州召开，这是首次联合18个二级学会举办的学术大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欧美的100多所大学1300位学者专家参加了学会成立25年来规模最大的年会。2018年10月25日，亚太新闻传播学会联盟（Asian—Pacific Communication Alliance，APCA）在清华大学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当选为首届主席所在单位。来自16个国家的20个新闻与传播学学会会长、理事代表40人表决产生了首届执委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陈昌凤当选为首届主席。10月26—28日，拥有22个二级分会的中国新闻史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杭州召开。美国南加州大学、伊利诺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雪城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著名教授，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新闻传播学会的会长等，共上千名学者齐聚一堂，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

　　（六）新闻史研究队伍结构合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增多

　　新闻传播史学界的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队伍中来。目前学界已经形成老中青三代结合的良好梯队。方汉奇、赵玉明、吴廷俊、卓南生等老一辈学者仍然笔耕不辍；资深学者如陈力丹、郭镇之、尹韵公、刘家林、黄旦、程曼丽、徐新平、陈昌凤、张昆、李文、杨海军等中年学者，在教学科研领域担起了重任；青年学者正在迅速成长，如王润泽、邓绍根、王天根、姜红、李秀云、黄春平、艾红红、王晓梅、唐海江、郭恩强、吴果中、刘宪阁、赵建国、王咏梅、向芬、林溪声、齐辉、朱志刚、俞凡、蔡斐等一批年轻学者专注于新闻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影响。[38]

　　2010年来，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新闻传播学的项目中，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在内，和新闻传播史相关的项目已经占到相当比例，数量和类别较前一阶段已有显著的提升，据初步统计，2010年有17个项目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2011年10项，2012年20项，2013年17项，2014年16项，2015年20项；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就有8项之多。另外，吴廷俊、芮必峰、哈艳秋任首席专家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新闻传播史》教材正在通过教育部的评审，十年磨一剑，预计明年完成。

　　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和研究者不懈努力下，新闻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佳作不断。2012年，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获奖成果颁奖中，吴廷俊的《中国新闻史新修》获得“优秀奖”，王润泽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获得“青年奖”。2013年，教育部第六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颁奖中，新闻史著作大放异彩。刘家林的《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2010）、倪延年的著作《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5卷本，2010）、王天根的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第一、二卷，2010）均获得“二等奖”。2017年，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获奖成果颁奖中，赵永华的《大众传媒与政治变迁——聚焦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获得“优秀奖”，邓绍根的《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获得“青年奖”。

　　五、中国的新闻史研究新趋向及其学科展望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研究成绩巨大，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内容不断丰富，成果数量空前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以时间、空间为轴的多维、全方位的立体式研究新格局。改革开放40年，不仅是中国新闻史研究者不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四十年；而且是新闻史研究受国家资助力度最大、涌现成果最多、社会反响最好的四十年。因此，改革开放40年是百年中国新闻史研究（1917至今）史上的繁荣时期。当然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正如吴廷俊指出：1）赶场子，凑热闹；2）追时髦，盲目西化；3）重复劳动，走不出“学术内卷化”怪圈。4）自设禁区，不敢越雷池半步。有的研究者热衷于“权威话题”，为各种政策作注脚，只做“注释史学”；有的研究者忙于“热点话题”，为各种决策做理论论证，只做“服务史学”。[39]展望未来，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任重而道远，还需在以下四方面苦练内功。

　　第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从以往的报刊史，发展到了新闻史、新闻传播史，进而辐射到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等视野之中，通史、断代史、个案史、地方新闻史、专门史、少数民族新闻史等成果层出不穷。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应该大处着眼，在学科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寻求更多创新与突破；同时还要从小处着手，通过细化研究推进中国新闻史的整体研究，特别是新闻史研究的理论提升和长时段研究成果的呈现，力求在将新闻史研究的内涵充实、领域扩大的同时，细致深化新闻史研究的具体问题，从而总结归纳新闻传播发展史的规律。

　　第二，整理史料，做好个案研究。整理史料，首先要做的是及时抢救史料，特别是要收集“正在发生的历史”，不要让材料带着问号留存。有些材料因为时间太久无法追忆，但有的材料可以在当下进一步确证，并获得详述或多方讨论。整理史料还要注意史料的保存和再利用。快速的代际更迭对史料的留存提出了挑战，历史材料特别是口述历史的资料，留存的方式除了文字记录之外，还可以考虑网络化、电子化等多样化的保存手段。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及时记录新闻事业发展历史过程中一些关键时期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媒体的真实情况，不断丰富新闻史研究内容，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取得大量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为推进整体新闻史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多元视角，齐头并进。研究者要注重其他学科的整合利用和其他范式的启发作用，在方法上给传统史料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摆脱单一性的描述性思维。新闻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联系日益紧密，思想史、阅读史、学术史的研究思路逐步被打开。反思传统的新闻史和革命史研究范式，进一步开拓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大历史视角、本体性视角、互动式视角等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应用。此外，继续壮大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队伍中，多方协力合作，在交流互动中推进研究成果的最大化。不仅包括学界与业界之间的交流合作，还囊括跨地域之间的互动，推进海内外学者之间的交流国际和港台的学术交流密切，扩大了学术视野，密切学术交流，带动了更多的国际国内学者参与到新闻传播史研究。

　　第四，放开眼界，沟通中外。中国的新闻史研究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积极观察和考量国外的经验方法和学术成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借鉴运用，能为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提供新视角，还可以激发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议题，从而拓展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可能路径。同时，积极让自身的研究走出国门，将中国的新闻史研究放到全球视野和坐标中予以考察。中国新闻史学界在加强国际交流、引进国外理论方法的同时，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自身的“科学范式”“话语体系”及学术主体性等问题。

　　展望未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胸怀天下，立足当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整理史料，打好深井，做好个案研究，强化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采用多元视角，齐头并进，确立新闻史研究的总体目标，推进整体新闻史研究；放开眼界，沟通中外，交流合作，探索新闻史研究未来方向，提升中国的新闻史研究整体水平。特别随着中国新闻史研究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2013）、《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2014）、《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2015）、《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研究》（2015）、《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2016）、《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2017）、《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949—1966）》（2018）、《海峡两岸新闻交流三十年史料整理、汇编与研究》（2018）等深入开展和顺利完成，在新闻史研究者不懈地深根细作下，中国新闻史研究将不断涌现精品佳作，创造更加绚烂多彩的未来。

　　原文参考文献：

　　[1]方汉奇：《花枝春满蝶舞蜂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新闻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第8—9页。

　　[2]王凤超：《如何编写新闻史——新闻研究所、北京新闻学会座谈会纪要》，《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第168页。

　　[3]王凤超：《如何编写新闻史——新闻研究所、北京新闻学会座谈会纪要》，《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第170页。

　　[4]秦绍德：《中国新闻史学术讨论综述》，《新闻大学》1982年第4期，第118页。

　　[5]赵战花：附录一《新闻史研究书目(1949—2018)》，《中国新闻史学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

　　[6]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一百年(1917-2016)，《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页。

　　[7]方汉奇：《花枝春满蝶舞蜂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新闻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第4-5页。

　　[8]钱辛波：《希望大家来写当代十年新闻史》，《新闻战线》，1986年第4期，第19页。

　　[9]郭镇之：《应该研究当代新闻史》，《新闻战线》1986年第12期，第21页。

　　[10]方汉奇：《加快新闻史研究的步伐》，《新闻战线》1981年第11期第13页。

　　[11]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新闻纵横》1985年第3期。

　　[12]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3页。

　　[13]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2期，第32页。

　　[14]赵玉明：《赵玉明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2014年，第156页。

　　[15]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3页。

　　[16]方汉奇、张朋、马静：《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方汉奇先生治学答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02页。

　　[17]赵玉明：《赵玉明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第451页。

　　[18]赵玉明：《赵玉明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

　　[19]方汉奇：《方汉奇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71页。

　　[20]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5页。

　　[21]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7页。

　　[22]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8页。

　　[23]程曼丽：《凤凰涅槃：中国新闻业发展60年》，《北大视野：新中国60年学术流变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16页。

　　[24]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3页。

　　[25]邓绍根、李兴博：《百年回眸：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回顾与前瞻》，《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4期，第213页。

　　[26]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页。

　　[27]李建新《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教育30年》《新闻学论集》2008年第21辑，第204页。

　　[30]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第7页。

　　[31]李彬、杨芳：《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4期。

　　[32]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第51页。

　　[33]邓绍根：《口述历史：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创新路径》，《青年记者》2017年第25期，第69页。

　　[34]黄旦：《新报刊史的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35]阳海洪：《论媒介生态史观的基本范畴》，《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36]卞冬磊：《从报刊史到报刊阅读史：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37]陈力丹：《关于世界单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1期。

　　[38]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一百年(1917-2016)》，《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原文刊于《新闻春秋》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