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学院 红山文化研究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红山文化历时约1500年之久，其分布面积十分广阔，而且考古遗存遗物也存在着差异和不同特点，因此对其进行分期、类型甄别和研究非常重要。分期和类型研究需要加强，这不但有赖于考古新发现，也有赖于对既有考古遗存遗物特征做更多的量化分析。分期和类型是红山文化研究的难点，也是开展社会经济及生活等方面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需要做更多工作。

　　关键词：红山文化；分期；地层学；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1-0021-04

 

　　红山文化存续的年代大体为距今6500年至5000年之间，文化延续了1500年之久。红山文化遗物有相当一部分为采集所得，已发掘的遗址中层位关系保存较好的不多，所以有关红山文化的分期仍然是红山文化研究中的难点。

　　对于红山文化的分期，已有很多观点提出。学术界对红山文化分期的认识以及诸遗存的期别归属分歧较大，有两期说、三期、四期说等。

　　考古学文化的分期要结合绝对年代，而绝对年代要通过测年技术比如碳十四测年来测定。虽然现代技术日益进步，像碳十四这种测年技术越来越精确，但这并不意昧着单纯依靠测年技术就能够完全解决考古学文化的分期问题。就考古学文化分期来说，主要依靠的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地层学提供了相对年代早晚关系的根据，而对遗存本身的研究主要依靠类型学的比较来完成[1]。

　　一、两期说

　　高美漩先生和李恭笃先生在“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红山文化遗存分期探索”一文中[2]，以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红山文化遗址的地层为依据，结合东山嘴、胡头沟等地点的材料，进行一次分期探索。认为分布在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以东山嘴、城子山、胡头沟3个遗址为代表)与分布在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以红山后、西水泉、四稜山3个遗址为代表）相比较，在文化内容上呈现出明显的区别。赤峰地区红山文化的生产工具，以富有特征性的大型石耜、制作精致的桂叶形石刀、石磨盘、石磨棒为代表。细石器异常丰富。陶器以各种不同形制的直筒罐、钵形器、斜口器（偏口器）、红陶壶、深腹罐为代表器物。陶器器物种类少，器形小。陶纹简单富于变化。器底多印有不同纹样的编织纹。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不然。石耜、打制石器、细石器大量减少，磨制石器比例增加。桂叶形石刀被长条形弧背石刀代替。陶器出现许多以前未有的特点。黑陶豆、三足器、镂孔葫芦瓶、大型无底筒形器等新器类及涂朱、方格纹陶片出现。彩陶花纹出现相叠压三角纹、方格纹、三角形人字纹等。这些内容在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中非常罕见，而缽形器、直筒罐、斜口器在朝阳地区红山文化中则格外少见。

　　该文进而把赤峰地区以红山后、西水泉、四稜山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遗存统称为“红山后类型”，而把朝阳地区以东山嘴、城子山、胡头沟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遗存统称为“城子山类型”，认为这两个类型在文化内容上呈现明显不同的特点，是红山文化发展的早晚两个时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赵宾福先生将红山文化分为早晚两个阶段，较早阶段为“西水泉期”，年代跨度比较长，大致为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左右；较晚阶段为“东山嘴期”，年代跨度较小，大致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3]。赵先生和研究生薛振华在“辽宁朝阳小东山红山文化遗存的分期研究”一文中[4]，认为辽宁朝阳小东山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遗存，整体上相当于以西水泉遗址和红山后等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西水泉期。

　　二、三期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虎先生曾把红山文化分为3种类型，一是兴隆洼F133遗存、二是西水泉类型（以西水泉遗址为代表，包括赤峰红山后、蜘蛛山和三道湾子等遗址）、三是东山嘴类型（以东山嘴遗址为代表，包括牛河梁、城子山、胡头沟等遗址)。认为这3种类型分别属于红山文化早中晚3个发展阶段[5]。在“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分期”一文中[6]，认为这3个发展阶段分别属于辽西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中期以及晚期前段。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张星德教授在“红山文化分期初探”一文中[7]，认为红山文化遗存有相当部分为采集所得，经发掘的几处遗址中好的层位关系较少，并且有好的器物组合的单位又极少见，所以对该文化进行分期研究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困难。该文从经过发掘又有层位可考的几处遗址的遗存进行比较入手，并对该文化的常见器物进行排比，分析其组合关系，从而了解红山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变化。该文将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3期。那斯台、大沁他拉、红山后遗址处于红山文化早、中、晚期；海金山、蜘蛛山处于红山文化早期；牛河梁和东山嘴、胡头沟遗址处于红山文化晚期；西水泉处于红山文化早、中期；三道湾子遗址处于红山文化中期；四稜山处于红山文化早、晚期；城子山、沙锅屯遗址处于红山文化的中、晚期。红山文化早、中、晚3期的相对年代分别与后冈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相当。红山文化的绝对年代估定：上限距今6000年，下限不晚于5000年，其主要遗存距今5500年左右。

　　研究认为，已知红山文化的分布地点北边越过了西拉木伦河，东边最远到达辽河中游，东南到锦州沿海地区，南缘在燕山北麓。通过分期揭示的各遗址所处期别情况可以看到，红山文化随着时代的推进，其分布范围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红山文化早期，其势力主要在老哈河流域，而大小凌河流域基本不见早期遗存；从中期开始红山文化向大小凌河流域发展，在这一地区开始见到少量中期的遗存；红山文化晚期，除了在老哈河流域仍保持原有的势力范围外，大小凌河流域的文化遗址明显增多，在此又形成一个中心区域。

　　作者指出，红山文化地处东北地区古文化与黄河流域古文化的交汇带，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红山文化得以与黄河流域具有不同文化传流的各种文化发生联系，这种文化间的不断碰撞、交流对红山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山文化的早期主要受来自后冈一期文化的影响，随着庙底沟文化势力的强大，红山文化开始与庙底沟文化接触，受庙底沟文化影响，这时红山文化进入了它的中期阶段。庙底沟文化势力消退后，在黄河流域多种新兴文化酝酿并发展起来，自西向东存在着海生不浪文化、半坡四期文化、大司空村文化、秦王寨文化等，东边的大汶口文化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时红山文经过了早中期的充分发展，又凭着它那优越的地理环境与这样诸多文化发生联系。在红山文化晚期遗存中，除了该文化自身的因素外，还可以看到来自海生不浪文化的因素（如重叠三角纹彩陶）、来自大司空村文化的因素（如敛口，耸肩，小平底的深腹钵）以及来自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如双钩纹彩陶、磨光黑陶）等，这些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属于不同经济类型的因素在红山文化地区相碰撞，推进了红山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红山文化发展到了它的最高峰，以坛、庙、冢以及与之配套的玉器群等体现的文明星星之火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了。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薛振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中[8]，对牛河梁与西水泉遗址进行了分组研究。认为从目前发表的属红山文化的考古材料来看，除了朝阳小东山遗址外，只有牛河梁、西水泉两处遗址的地层堆积比较清楚，遗存之间存在较好的叠压打破关系。按照地层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将牛河梁和西水泉遗址的材料做了早晚关系的分组，并进行了牛河梁遗址各组与西水泉遗址各组年代对应关系的研究。

　　除了牛河梁与西水泉两处遗址，其他遗址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单纯依靠这些遗址（或单位）的材料，很难做进一步的分组和定年研究。通过对陶器器物造型和制作风格等因素的分析，把三道湾子、二道梁、四棱山、转山子、兴隆洼F133组和FIO6组、白音长汗、查日斯台、南台子、大沁他拉、牛河梁第一、第二地点、胡头沟、蜘蛛山、东山嘴等遗址（或单位）出土的器物与已经确定了组别的典型陶器相比较，进而实现对它们所属组别的判定。

　　该文以地层学为基础，通过陶器之间的共存关系和形态比较分析，最后将目前发表的红山文化材料自早至晚划分为3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处于仰韶时代早期，年代与中原地区半坡文化晚期和后冈一期文化相当，约为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第二阶段处于仰韶时代中期，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相当，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第三阶段处于仰韶时代晚期，年代与河套地区的庙子沟文化相当，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9]。

　　顾罡先生在“红山文化陶器分期研究”一文中[10]，通过对红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器分析研究，将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3期。早期又分为两段，早期第一段大致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兴隆洼文化年代相当，大约距今6000年至7000年之间；早期第二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四十里坡类型相似”，大约距今6000年前后。中期与庙底沟类型年代相当。晚期与半坡四期年代接近。

　　三、四期说

　　内蒙古考古所索秀芬先生和李少兵先生在“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初探”一文中[11]，综合目前有关红山文化分期研究成果，认为可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期：第一期以兴隆洼遗址F133为代表，年代距今6700年至6500年，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第一期阶段；第二期一段以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第一期为代表，距今6500年至6000年，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第二期、第三期阶段；第三期以三道湾遗址为代表，距今6000年至5500年，相当于庙底沟文化阶段；第四期以胡头沟墓地、东山嘴遗址为代表，距今5500年至5000年，相当于半坡四期文化阶段。指出牛河梁遗址早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三期，牛河梁遗址晚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四期，红山文化第四期分为前后两段，牛河梁遗址第二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四期前段，牛河梁遗址第三期相当于红山文化第四期后段。

　　在“红山文化研究”一文中[12]，认为红山文化四期遗迹、遗物演变清晰。第一期以兴隆洼遗址一期（F133遗存）为代表。第二期以白音长汗遗址一期和兴隆洼遗址二期为代表。第三期以牛河梁遗址一期为代表。第四期以牛河梁遗址二期一段、二期二段和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一段、二期二段为代表。该文对红山文化上述各期文化特征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概括和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先生在“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一文中[13]，把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4个阶段，认为红山文化第一、二期属于该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红山文化第三、四期分别属于该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第三和第四阶段。后来又撰文指出，红山文化一期以兴隆洼遗址F133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遗址F106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和蜘蛛山等遗址为代表，四期以牛河梁和东山嘴等遗址为代表[14]。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陈国庆先生在“红山文化研究”一文中[15]，通过分析比较各遗址，认为红山文化共分4期，即以白音长汗遗址一至三组代表红山文化一至三期，牛河梁第五地点中、上层遗存代表红山文化第四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先生在“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概论”一文中[16]，将红山文化分为4期：一期以兴隆洼F133为代表；二期以兴隆洼F106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蜘蛛山、红山后、二道梁等遗址为代表；四期以东山嘴、牛河梁、四家子等遗址为代表。

　　就某个遗址进行分期研究尤为重要。索秀芬先生在“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的分期探索”一文中[17]，通过对白音长汗遗迹遗物的分析，认为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为两期：一期遗迹特征与西水泉遗址红山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房址为长方形半地穴式，瓢形深坑灶，年代也大体相当；二期遗存是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发现的遗址，年代应晚于红山文化西水泉类型，与分布在大、小凌河流域的城子山类型（东山嘴类型）相比有很大差别，时代晚于城子山类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吕学明先生和朱达先生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分期及相关问题”一文中[18]，通过对牛河梁第二、第五地点的层位关系和墓葬特点进行分析，将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墓葬划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

　　四、红山文化的类型

　　苏秉琦先生将红山文化划分为南北两个支系：一支以老哈河流域为中心，以鳞纹作为彩陶主题图案，有长期发展过程；另一支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以连续卷云纹为主题图案，也有长期发展过程[19]。

　　高美璇和李恭笃认为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与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存在着不同。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更接近小河沿文化，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比如东山嘴遗址中出土的黑陶豆，镂孔技术、涂朱和方格纹陶都具有龙山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在小河沿文化中普遍存在。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存，更接近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称为“城子山类型”。赤峰地区的红山文化早期因素较浓，各种类型的细石器特别发达。生活器皿以钵形器，直腹罐为主，器物种类比较简单，在发展阶段上应早于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称为“红山后类型”[20]。李恭笃先生将红山文化划分为敖汉四稜山类型、赤峰红山后类型、城子山类型和山神庙类型[21]。

　　杨虎先生在“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一文中提出，“红山文化划分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三种遗存，视材料多少分别暂以‘类型’或‘遗存’相称：兴隆洼F133遗存、西水泉类型和东山嘴类型”[22]。

　　李宇峰先生将红山文化分为红山类型、东山嘴类型和小河沿类型。他还指出在锦州沿海地区和阜新、彰武和康平交界的丘陵地区，以及大沁他拉等地，遗址特性与上述类型均有差别，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地方类型[23]。

　　索秀芬根据红山文化的地域性差别，将红山文化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命名为“牛河梁类型”和“那斯台类型”[24]。

　　刘国祥根据已发表的资料，选取了70处经正式发掘或调查的红山文化遗址进行类型划分。根据遗址的空间位置和文化面貌的差异性，将红山文化分成4个类型：魏家窝铺类型、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哈民忙哈类型、那斯台类型[25]。

　　关于红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的划分，尚需做进一步研究。这不但有赖于考古新发现，也有赖于对既有考古遗存遗物做更多的量化分析。分期和类型是红山文化研究的难点，也是开展社会经济及生活等方面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学界迄今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研究，还非常不足，需要做更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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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王闯,齐伟.红山文化分期探析.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0，（11）：186.

　　〔2〕〔20〕高美漩,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红山文化遗存分期探索.考古，1986，（6）：531-534.

　　〔3〕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4〕赵宾福,薛振华.辽宁朝阳小东山红山文化遗存的分期研究.东北史地，2011，（6）：18-26.

　　〔5〕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6〕〔22〕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分期.文物，1994，（5）.

　　〔7〕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8）：727-736；张星德.牛河梁玉器墓的文化属性再考察.边疆考古研究，（第4辑）：70-75.

　　〔8〕薛振华.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9〕赵宾福,薛振华.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考古学报，2012,(1):1-22.

　　〔10〕顾罡.红山文化陶器分期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11〕索秀芬,李少兵.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初探.考古，2007，（10）：52-61.

　　〔12〕〔24〕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考古学报，2011，（3）：301-326.

　　〔13〕朱延平.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10-13.

　　〔14〕朱延平.东北地区南部公元前三千纪初以远的新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文化论集（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15〕陈国庆.红山文化研究.华夏考古，2008，（3）：73-80.

　　〔16〕刘国祥.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概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1）：116.

　　〔17〕索秀芬.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探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1）：41-58.

　　〔18〕吕学明,朱达.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分期及相关问题.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19〕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21〕李恭笃.辽宁原始文化区系划分与类型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88，（2）：94.

　　〔23〕李宇峰.试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3）.

　　〔25〕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2015.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