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峻杉，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教育学原理，传统文化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当下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形势需要教育学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保障，而中国本土教育学理论的建构也有赖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源泉。当前阶段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研究，可以从明确问题域、建立有效的研究对接方式、对教学实践展开多样化探索等方面寻求突破，尤其要强化方法论层面的文化自觉。对传统文化展开教育学研究的未来可能会因为研究的传导效应而呈现出多阶段和多轮次逐渐深化的图景，这有助于思考和看清当下的重点任务和努力方向。

　　关 键 词：文化复兴；传统文化教育；方法论自觉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7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与当代德育的共鸣融合”(BEA170110)。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19)05-0123-12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得到了越来越深刻的认同，探索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成为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使命。这种文化现象能带来多大程度上的社会影响和改变，能持续多久，是否能具有中国意义上的“文艺复兴”般的功能，现在还无法准确评估。但是这种文化现象涉及中国社会的程度之深，声势之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容忽视的文化背景之一。①从涉及的人员来看，既有官方的积极倡导，也有民间学者和传统文化爱好者的热切践行，还有专业学术研究者的砥砺前行。于是，在这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大潮中，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和学术话语共同融合成了一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旋律的恢宏篇章。其中，学术研究如何发挥自身所应有的作用，学术话语如何与其他两种话语形成正向积极的互动，包括吸收有益的资源和营养，形成严谨、中和的文化诠释、知识生产、政策建议等，是学术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②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有两个层面与教育学研究密切相关：一个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入研究阐发，例如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重要特质、时代需求等的宏观把握与精细阐释；另一个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融入、教材融入，以及开展相关的教师培训等等。这两个层面中，有的内容对于教育学来说是老课题，需要深化和拓展，有的内容则是新课题，需要加速展开研究和探索。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教育学研究者对一些相关的基础性问题有所重视和凝聚共识，以便形成更好的研究合力。

　　当前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论述分析的文章和著作多来自民间机构或自由学者，专业教育学研究者的成果还相对较少，这与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这一方面可能反映了教育学界的理性和严谨，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了中国教育学研究介入其中的路径还不是很畅通。随着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先后发布，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和教育学研究也受到了全社会更大的期待，教育学研究介入的脚步也必然会有所加快。

　　本文尝试阐释对传统文化展开教育学研究的意义，分析研究难点，提出当前阶段的展开路径，并展望研究前景。希望抛砖引玉，得到相关研究者的关注和指正。

　　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开教育学研究的意义

　　对传统文化展开教育学研究，反映了文化复兴的社会形势与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成熟挺立之间的双向需求，这两者也构成了某种“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循环互生关系。

　　(一)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形势需要教育学研究保障基础

　　1.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阐发需要理论基础

　　传统文化的教育阐发，既包括作为教育目标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的诠释分析和评介，也包括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制度的渊源与流变③、与社会背景的互动过程和机制、所得与所失等问题的哲学与历史分析，还包括对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和技艺手段的原理与传承条件的探究与揭示。这些内容都是当代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的前提性内容，教育研究对这些内容探索的深刻程度和精准程度，会决定当今时代的传统文化教育究竟能从传统的宝库中寻求到什么，其结果是“新瓶装旧酒”，还是“老树开新花”。

　　对传统文化的教育阐发具有两项核心任务：一项核心任务是“本真诠释”，即尽量原汁原味地、贴近本色地诠释传统经典或思想④，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尽量避免研究者头脑中已有知识概念或前置理论的影响，最大程度上逼近和探求传统经典或思想的本义⑤；另一项核心任务是“话语连接”，即将来自传统经典思想的概念或理论诠释与当代的学术思想和生活经验建立广泛的连接，在比较中展示其差异和特色，为其实际地融入当今时代的教育实践做好充分的引介工作⑥。

　　传统文化的教育阐发有点像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物种和基因的探寻，往往其自身古老而又被新发现的物种反而蕴含着价值巨大的基因样态，有助于丰富物种资源库和基因资源库，为修复不良的基因突变提供可能性。但是，这个过程是超越常识的，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文化学养才能展开。传统文化的教育阐发也需要深刻的洞察、切身的体验及缜密的理论构建，才能避免“找不到什么有用的”或“误食毒蘑菇”的误区与危险。

　　2.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实践需要实证研究

　　当前已经涌现了大量的民间的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同时学校教育方面也在迅速地吸纳传统文化教育的元素和方法，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探索实验。这种局面的可喜之处在于：展现了来自教育一线的文化热情和自主性教育探索的生机与活力，极其有可能取得曲径通幽的意外收获；而可忧之处在于：很多实践往往是在缺乏缜密论证的情况下，依靠某种文化信念或文化直觉展开。一些样态的教育模式没有经过有效而充分的实证检验，就以一种单一肯定的形式推广开来，缺乏必要的批判反思的机制，也缺乏有效的动态监测机制，一旦教育过程中有偏差⑦，弊端累积反映到学生成长的结果上，则可能影响深远，这将严重有悖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初衷。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扎实严谨的实证研究加入这个领域中来。

　　此外，传统文化教育自身的文化属性和观念特征，使得其理论表达和行动路线容易出现分歧，无论是“因信仰而坚定”“因热爱而执着”，还是“因身份而固守”“因立场而笃定”，这些因素都容易被不自觉地掺杂进理论对话之中，使得论争纷呈、聚讼不已。⑨在这种情况下，适度搁置一些争论，在理性的范围内，以开放的心态引入严谨的教育实证研究，可能会推进共识的形成。

　　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迫切需要开展以下多种类型的实证研究：观察和评估各种传统文化教育模式过程中的儿童体验⑩，揭示不同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下学生关键能力的动态变化(11)，检测从事传统文化教学的教师的教育理念、知识结构、专业素养等等。实证研究的充分介入，有助于及时检验和肯定传统文化教育的优良成果，促进其理论反思和理论凝练，也有助于及时发现有悖于现代儿童权利观念、教学伦理、公民德性或损伤学生关键能力发展的实践偏差，促使其健康发展。

　　(二)中国本土教育理论建构有待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源泉

　　1.中国教育学受西方范式影响的双重效应

　　中国现代教育学的产生源于一百多年前的西学引进，是在事关民族存亡、社会危机深重、知识与制度发生深刻转型的背景中产生的，以“革命”的形式与旧的教育文化和传统决绝，这使得中国教育学的根基和范式深受西方影响。(12)西方教育学不仅曾对中国教育学发挥过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帮助中国社会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起着参考、启发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知识和文化建构的日渐成熟，一些问题和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在长期的引进和模仿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话语和理论体系的依赖，甚至在文化心理上也产生了价值偏向，对教育学的经典、权威、主流、前沿、研究典范等观念的认知都或多或少地与西方中心联系了起来。(13)与此同时，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那些精髓却相对淡漠，中国本土的教育智慧和经验长期处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状态，这种“文化失语”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学研究在生成自身的研究问题、有效解释和指导中国教育实践过程中束缚于深层次的“文化制约”。(14)因此，中国教育学需检视自身的观念根源，以分析或比较不同的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源，以促成自身的挺立与走向世界。(15)当然，这里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不能等同于百年前引入西方教育学时所超越和抛弃的那些难以跟上时代脚步的旧文化和旧制度。21世纪的中国教育，要完成教育现代化和适合自身的教育探索，就必然要求对一些基本概念的文化特殊性和全球普适性做准确的双重把握。(16)这意味着当今时代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的，应该是百年前那个时代甚至之前若干时代所背弃或遗失的中国文化精神本源性的东西，是中国文化中可以生生不息、绵绵不绝、推陈出新、亘古久远的“好”东西和“真”东西。

　　2.从文化自觉走向学术自立

　　近十年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科不约而同地展开了有关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主性的讨论，哲学(17)、社会学(18)、文学(19)等领域内都展开了西方现代性学术范式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及其回应与自主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与此同时，教育学研究者的文化自觉意识日渐明显(20)，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中国教育学研究应该从本土语境和实践中树立自己的问题意识，用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和话语体系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走出中国教育学的自立自信之路。(21)这并不意味着封闭保守和简单复古，而是中国教育学研究走向成熟和走向世界的必经阶段。(22)这种探寻和努力，有助于找到解决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思想源泉，接续中国本土教育理论的文化命脉。(23)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学需要被看作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特殊活动方式，对其必须在相关文化背景下加以整体分析的观点(24)，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需要冷静认识的是，从小部分人的文化自觉到教育学者群体的文化自觉，从产生自觉意识到学术话语体系的实质性构成，并非只是观念的转向，它还是实质性的自知自强和学术自立的过程。事实上，自引入教育学开始，中国教育学者就产生了教育学中国化的意识并付诸各种努力。(25)中国现代教育学从建基于西方知识系统回转到建基于自身的历史与文化，考虑到当今社会整体形势的稳定和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这个过程也许比百年前的转型快一些，但我们不应该低估其中的艰难程度。

　　可是，在我们花费百年来模仿和追赶西方思想的时候，一些西方学者如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荣格、马斯洛等却从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那里获得了灵感，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杰出理论。如今的传统文化教育研究，不应该成为一种对历史的猎奇，而应该以探宝之势再一次沉潜入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以寻求教育改革创新的灵感之源。至于能否有超越前人的鉴赏眼光和探宝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研究者自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能力和底蕴储备。(26)

　　尽管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学学术理论体系的成熟尚需时日，但当下的文化复兴的社会大背景，已为中国教育学完成自身的蜕变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的文化条件，这使得当下这一轮的文化自觉与研究升级很有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取得令人瞩目的实质性进展。

　　二、难点与突破：对两个领域的分析

　　尽管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认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会有助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但是目前的实质性研究进展方面，除了中国教育史、传统教育哲学、教育学原理、文史学科教学等几个原本就涉及传统文化的领域之外，其他教育学分支学科内出现的相关成果还比较少见。因此，有必要分析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复杂性与挑战性，找出其难点所在，从而逐步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难点可以从传统文化领域内的问题和教育学领域内的问题两个角度来分别展开分析。

　　(一)传统文化领域内的问题

　　1.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深邃而模糊

　　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是博大而精深的，但是这种博大精深也使得准确把握进而吸收利用并不容易。虽然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人人皆知的对待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但是具体而言，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则存在不少分歧，尤其是在大量细节性问题上，共识程度还有待提升。

　　就学问分类而言，传统的经史子集的范畴划分与当今的学术体系很难直接对接(27)，“知识转型”使得教育研究在涉及传统文化资源的时候，在检索取用和脉络梳理方面，远不如利用已有西方学术体系那样方便，造成了虽“源远流长”反倒“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资料利用难的问题。

　　更难的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复杂性。一些核心概念被不同学派、不同时期、不同人物所反复使用且具有不同意涵，例如“道”“德”“性”“知”“天人合一”等；一些词语的语义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深刻的流变，与我们今天受外来用语的影响而对其产生的理解大相径庭，例如“自然”“心”“性命”“精神”“智慧”“技艺”“术”等；中华文明早期的思维方式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存在明显的不同，早期的思想理念是高度浓缩的且具有广阔的理解空间。此外，随着近几十年考古工作的进展，一大批新的出土文献带来了理解和解读中华文明早期样态的新线索和新启发，很多由于前人受史料限制而莫衷一是的问题，都因为有了千年尺度的新线索而正在逐渐被澄清，而这些最新的研究进展也需要被及时吸纳到当下的思想和知识系统之中。(28)因此，这种古今时域所造成的文化变迁的差异之大，恐怕不逊于中外地域所造成的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这使得准确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尽管我们总是自豪于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文明传承的国家这一事实，但是也往往容易低估跨越历史长河去“与古人居，与古人谋”的难度。

　　作为思想资源的传统文化，要想充分发挥其效用，必然需要高品质的概念澄清和理论梳理，经由诠释转换之后，才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活化”的文化精髓。而在诠释转换过程中，如何避免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大全》出而经说亡”(29)，即由于对经典的垄断性解释而导致的文化异化而不自知，以维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姿态偏离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而不自知，这又是一个经典诠释或思想转译过程中必须加以戒惧的问题，需要通过健康理性的学术氛围的营造和能去伪存真的学术机制的建设来加以制度性保障。

　　2.传统文化作为课程内容，广泛而混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具体的内容而进入课程和教材，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和丰富课程素材的选择范围，促进文化气息的积淀和师生文化素养的发展，但是这种拓展也会带来相应的研究问题。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和教材，需要处理好育人模式及其与现有课程目标之间关系的问题，而这需要基于对当代传统文化教育的整体理解和基本共识(30)。对于现代教育中占主体的公共学校教育形式，“通识普及型”应该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模式样态，而其他办学形式，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位，在教育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来选择与之相应的模式样态。那么，在公共学校教育领域，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选择就应该超越单一视角的一家一派、一法一技或一书一师的传统模式，而寻求某种更为全面的整体理解。这并不意味着相关课程内容只能浮于表面或形成简单的“文化拼盘”，而是指更应该重视凝练传统文化的核心知识以促进学生的文化素养的发展和国家意识的形成。(31)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能包含的内容，从文本性的经典或思想，到技艺性的方法，再到器物性的历史文物，如此浩瀚广泛、混杂繁多(32)，与学校课程的有限时间和有限容量构成了潜在的矛盾。传统文化的本末表里、主辅佐使如何识别，应该选择什么，以何种搭配和什么顺序编排进课程，融入已有课程还是单独成课，理由是什么，(33)这些问题都需要范畴澄清、价值分析和历史分析。当今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生，需要了解和涵养传统文化的什么，哪些内容可以或已经被其他方面的内容所替代而不必学习，(34)这些问题又需要精准的社会分析和文化知识分析。就当前而言，这些前提性分析都还未充分有效，因此大规模的教育研究还缺乏扎实的知识基础。

　　再次，传统的“文化”与“知识”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的适用方法为何，如何处理文化的象征性、隐喻性、缄默性与各种考试命题的明确性、标准化之间的可能冲突。这些问题目前还少见深刻严谨的论证与辨析，而且很容易出现由于理念差异的分歧而陷入无周密理论和理性标准的辩论，从而徒劳无功。因此，这些问题的有效研究推进，需要理性沟通的研究态度与多元融合的开放格局，才有可能逐渐摸索以取得一些可信、可靠、可行的方案模式。只有当传统文化的知识或理论表达由少数人的“个体知识”逐步积累和转变为有共识、可传播、可检验的“公共知识”，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一些不良问题才可能得以有效避免和消除。

　　(二)教育学领域内的问题

　　1.路径依赖的限制

　　中国教育学经过几代教育学者的辛勤努力，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范式深受西方范式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路径依赖”(35)，这种普遍情况对中国教育学来说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现象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学术当代境遇的普遍问题，有其特定时期的存在合理性，也绝非教育学自身的问题，而是反映了百年来世界学术话语权的西方垄断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以往对传统文化开展的教育学研究，常常是作为广大教育学分支体系中的一个小分支的内容，而非所有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普遍文化背景和基底。因此，对大部分教育学分支学科来说，对传统文化展开研究都是非主流、非前沿的问题和方向，需要新思维和新方法。与紧跟国际潮流的研究主题和范式相比，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开展教育学研究，既缺乏研究所必要的前期积淀，也缺乏可供参考的成功研究范例，甚至可能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可对话和比较的理论目标，这构成了当前研究的最大挑战。

　　事实上，区别于一般的学科专业知识是以大学、研究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等为知识生产的前沿场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高峰或底蕴矿藏可能并不在这些现代知识机构之中。中华文化大树之根是深扎于民间的，学术界现在保存和研究的可能是其中比较容易学科化或知识化及容易与西方学术研究接轨的部分，而更多深刻体现本土特色的、还未被西方学术体系所接纳或证明的内容，还需要被逐步重视和从民间和历史文化资源库中发掘出来。这就需要严谨的价值判断、有智慧的理论辨析和扎实的学术建构。

　　当今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复兴，恐怕不是学院之内的文、史、哲、艺加上教育学就能完全解决的，我们可能需要跨越学科，以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方式，直接连接中国传统精神本源进而提纲挈领地进行整体把握的新途径。这将是一条与过去几十年间教育学获取理论灵感和知识来源都不同的道路，是摆脱路径依赖的道路，也是需要艰辛探索的道路。

　　2.动力机制不足

　　从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来看，新领域在研究早期的时间精力投入成本都是比较大的。受时代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对于当代大部分中国学者而言，想进行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不仅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去浩瀚的文化海洋寻宝，而且这种搜寻对于个体而言是否会有超出原有研究路径的收益，往往很难有明确的保证。因此，相比于其他已有的成熟研究主题，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研究如果想在短期内成为更多研究者的研究选择，需要解决研究动力不足的问题。

　　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资源分配中的优先供应和另建适切的评价机制来鼓励传统文化类研究，如设立研究专项、加大此类研究的立项比例、创立专门的学术期刊平台或栏目、创新此类研究成果的鉴定方式等。这些举措是必要和重要的，其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将研究成果由学术生产的个体性成果转化为学术界充分讨论琢磨提升而形成的公共知识，进而为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起到建议和支持的作用。

　　此外，早期的研究者出于志趣而自发探索，会成为动力机制中的重要能量源。这些研究者彼此联系，在切磋中互相促进，从而建立最初的学术“生态群落”，形成基于学术同行评议的专业评价和认可，将是更实质的动力汇聚与能量提升的学术机制。而且这种早期的学术“生态群落”会为更加深入的研究探讨打下必要的基础，从而逐渐向更高研究水平学术群落的正向“演替”。

　　3.缺乏适切的研究方法

　　每种学问都以特定的方式来回答自身提出的问题，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研究的结果。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国教育学研究的方法逐渐发展起来，各种研究方法和手段逐渐与国际接轨，改变了以往思辨性研究单纯主导的局面。但是总体而言，我国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运用和创新发展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改善空间。(36)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教学实践展开教育研究，还是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建立教育学理论，都需要强调方法论自觉。(37)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视角需要在向其他学科打开、向世界前沿水平打开的同时，也向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根源打开，向自身的创造力源泉打开。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和选择国际上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标准，来推进传统文化相关的教育研究，自我评价和检验研究的水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被已有方法或话语概念所宰制，不能“张冠李戴”，生硬地用一些西方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概念来套解中国文化概念或用西方主流理论来盲目解释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现象。(38)

　　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需要在根植于生命体验与宇宙宏观基础上，兼取真理与方法、知识与价值，要把科学、文化、现代化与传统熔于理解的洪炉而冶炼出人类走向更高境界的新眼光和新智慧，必须有新的诠释学探索。(39)有学者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其中的儒家哲学研究往往都是通过西方传统哲学的观念化格局来看待儒家，把儒家哲学里面重要的、生机勃发的东西压抑和掩盖了，而西方哲学中的生存-结构现象学，因为突破了西方观念对象化的思维方式，不以现成框架切割之、以形而上概念塑造之、以科学逻辑硬化之，所以能让思想透入生存脉络和时机化视域，回到深刻意义上的原文中穷本究源，在诗与思的某种交织中开出哲理新境，因此适合用以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对话和诠释。(40)上述观点启发我们，在思想成熟和技术过硬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果断寻找和创新适合传统文化教育学研究的新话语和新方法，尤其是人文研究领域内的更适切的诠释与表达方法，这是深化探索的必要保证。

　　同时，随着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科学、神经科学等新手段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这使得过去的科学与哲学、技术与人性之间的壁垒有可能会被新的研究方式所消弭，很多聚讼不已的哲学问题、伦理问题都可能出现新的推进方式。(41)这意味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过去被划入神秘主义的内容有可能被以新的、更有效的方式加以检验和筛查。在传统文化的教育研究中，从长远来看，这些新的发展点和研究方法都应该被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三、方法与次第：当前阶段研究的展开路径

　　(一)明确问题域

　　作为新生事物或新情况，如果不太容易被看出应该如何提炼研究问题，应该归入哪个学科或由哪些人群来研究，那么这些新事物和新情况就很难被自觉地纳入研究者视域。因此，更加全面地展开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明确问题域，即什么问题，在何种背景或语境中被提出，如何凝练和表述，与其他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适合由什么研究方向的研究人员来解决等等。有学者提出，传统儒释道，或经学子学，或义理之学的“为学”与“为道”两种倾向或追求，在今天的中国哲学领域形成了“现代学科”“民族文化”“生命导师”三种功能或角色，而如果学术界不能充分意识到这三者的不同并将其有效区分，那么不仅中国哲学很难发展为成熟的可比肩西方的学术形态，而且这三种功能也会互相牵绊而难以充分发展。(42)同样，对于中国教育学来说，上述问题需要探查和界定。

　　(二)研究体系对接的三条道路

　　就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研究体系对接而言，有三种对接方式，其中的两种是基本的对接方式。

　　第一种，以现有学科视角对接传统文化相关思想与资源。例如：教育哲学可以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目标和根据，对“成人”与“为学”“闻道”等的根本理解及其何以可能等问题进行研究；教育社会学可以研究传统文化的知识社会属性、传统文化内容在何种模式选择下进入课程、可能对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学生造成什么样的差异性后果等问题；德育原理方向可以研究传统的德育思想对当代立德树人总目标的资源支持、教师修身明德的深刻内涵与原理等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可以研究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与相应的教学模式等问题；教育心理学可以研究传统的文化心理与微妙的学习体验论述等问题；教育管理学可以研究传统的各家治理思想、伦理政治等问题；学前教育学可以研究传统的童蒙教育思想与儿童观的变迁等问题；学科教学也可以分门别类地按照自身定位从传统文化的资源库中寻找素材和对话的理论；等等。这种对接方式依托现有学术分科体系，各取所需，相对简洁，作为阶段性的研究策略，非常适合传统文化教育学研究的初期使用。

　　第二种，以传统文化特定资源或主题对接现有多个学科。例如，某些学派或某个时代的思想被系统梳理展开之后，往往需要从现有的文字学、文献学、诠释学、历史学、伦理学、管理学、认知科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视角联合展开研究，互相支持以解决知识的有限边界问题。这种对接方式以传统文化固有形态和内容为主体，与现有学术分科体系配合，以有利于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深度展开和立体释放。但是这种对接方式需要相关的传统文化主题已经有比较好的原始挖掘和初步阐释，自身已经成为某种相对明确的理论素材或初级产品，能满足这种对接方式的前提条件。又例如，传统文化教育当下最常见的模式是经典诵读，那么对于究竟要不要读经典、读什么经典、怎么读、如何评价读得怎么样等问题(43)，理想的研究方式是，汇聚教育哲学、古代文学、教育伦理学、德育、儿童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测量与评价等相关领域的专家，一起与主张或反对经典诵读的人物思想或理论著述进行对话和实证检验，构建起古今中外的“视域交融”，这样得出的研究思考可能会更有立体性和启发性。当然，这需要很有效的协同组织，并建立知识与视角的优化选择机制、积极参与的动力机制及沟通障碍的排除机制等。

　　第三种，为了避免中西学术简单对接尤其是按照西方框架来套解中国文化，其实还可以尝试走第三条道路，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一些不太容易与现有学科内容对接而又自成系统的内容，可以另辟领域单独研究。学术研究的最高价值体现并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而是到底产生了多少名副其实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意义，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文明的本真魅力。所以，这种看似不追求“共性”与“话语互释”的研究途径，可能是“短期的不对接”，为未来的深度对话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这条道路可能更适合对传统文化有独特领悟能力或已经度过了中西文化对比碰撞期、对优秀学术研究方法有足够积淀和感悟的研究者群体。

　　问题域逐渐清晰和初步的研究体系对接完成之后，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有趣的研究突破，产生新的学术研究“生态位”和资源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研究者自发进入，继而产生研究成果的“滚雪球效应”。

　　(三)对教学实践展开多样化的探索

　　传统文化的教育形式在中断了百年之后的重新兴起，意味着其中需要有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填充进来，以确保其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在当前阶段，对于传统文化的教学实践方面虽然呈现遍地开花之势，但是严谨的、经由学术检验的有效积累还不多，理论论述尚不足以成为共识，因此，难以采取一刀切和齐步走的方式来推广和普及，而更适合也更需要对其展开多样化的探索，既保持传统文化的根气，又与现代教育观念的精华进行优化连接。(44)

　　例如，对于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采用比较多的诵读《弟子规》和《三字经》等，其实也有一些反对的观点，认为其中有些内容与当前时代精神和育人目标相违背，因此，是否应该诵读有争议。(45)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这个争论的小圈子，把眼光投向全球性的现代化教育，以中西合璧的视角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就会有更多样化而令人期待的创意实践。(46)如果我们尝试在蒙学教育中引入审辨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把这些蒙学文本作为伦理分析的素材，甚至进一步引进社会认知领域理论，带着学生以道德、习俗、个人领域三者区别的视角来细读文本(47)，分析古今对待这些问题的差异，那么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们会对蒙学经典本身产生新认识，对当今时代传统文化的价值有更深刻的思考，对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别和特色有更全面的体认。这种尝试可能不同于百年以前的蒙学教育，而体现了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某些新特征。同时，这样的教学探索，也会促进我们反思我国当代德育理论的建构方式和发展方向。

　　又例如，除了儒学经典已经广泛被重视之外，《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往往被认为哲学性和抽象性太强，而应该较晚地与学生见面，一般被安排在同序列的晚期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道家思想本身特别强调儿童的天真性与其所处的朴素之德的状态，认为人类的一些素质或能力随着年龄的长大反而会消退，而道家式教学又特别强调直观、朴素、悬置和减损前见(48)，那么按照一般由简到难顺序安排的先蒙学、次儒学经典、后道家经典的顺序是否真的适合儿童呢？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注意到近几十年儿童哲学在西方教育学界的发展，也认同他们关于“儿童天生就是哲学家”的观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探索以儿童哲学的视角和方法，尝试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和素材下的儿童哲学课程，看看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庄子》里的众多寓言是如何感知体悟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种以中国文化作为素材的儿童哲学课程，与李普曼和马修斯等西方开拓者的模式相比，体现了哪些中国本土特征和意义，是否有助于把儿童哲学从“工具主义”倾向的课程与探究方法中解放出来。(49)

　　再例如，中国传统儒释道都很重视以静心冥思的方式寻求对“生活的艺术”的领悟(50)，我们基于文化的熏陶，一般都认可其中可能包含着某些深刻的原理和教育价值，但是如何在安全的方向上开发其价值，将其作为当代教育可研究和可实践的创新教学方式，我们以往考虑和实践得并不是很多。可是西方心理学领域在过去几十年间，对于来自古老东方的冥想和正念进行了日益深入的研究，以去除宗教背景和神秘面纱为方向，揭示了很多基本原理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51)近二十年来，冥想和正念在西方也被用于儿童和青少年，从临床治疗走向了一般的学校教育(52)，形成了冥想教育学(contemplative education)，通过引导学生静心冥想或采用其他冥思训练，用觉知、洞察和对自己与他者的同情的体验来学习，锻炼心灵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处理信息，发现他们的内在自我，以帮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连接心与脑的内在方法。(53)有研究者综合分析了15项经由同行评议的学校冥想项目研究，收集了关于实验学生的幸福感、社交能力、学业成就等研究结果，发现其中有61％的研究效应是统计学上显著的，并因此总结提出冥想通过提高认知功能和增强情绪调节这两种机制促进了学生的发展。(54)冥想正念的这些研究，为我们开展基于传统文化而又面向当代教育和生活环境的儿童静心冥思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有必要尝试相关的研究性探索。(55)

　　冥想正念这种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却有“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可能在传统文化教育学研究中还会发现更多类似的案例。这启示我们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要有深刻的眼光、扎实的功底、稳健的研究方法和大胆的尝试探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古老而深远的文化基因宝库中找到好东西，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研究展望：传导及多阶段的逐步深化

　　(一)研究的传导效应

　　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教育学研究方面，最容易快速切入和取得成效的可能是实证研究。这是因为实证研究的长处在于方法工具的通用性和较高的公信度，有助于抛开各种争议，直接从过程观察和结果评估方面，对当下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形式和效果给予专业化的反馈。但是实证研究往往需要有所根据的、适度清晰的、有价值的原初假设，而这些原初假设的凝练则需要理论研究作为先导。而涉及价值判断、经典诠释、理论建构、话语连接等其他方面的教育学研究进程，则可能需要更长的周期才能取得显著的成果，这是由这类研究自身的条件和特征所限定的。

　　在当代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工背景下，涉及对传统文化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提炼方面，可能会存在知识生产的链条传导效应，例如将哲学探究、历史考察、文学鉴赏的人文学科取得的突破性认识传递到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应用领域，取得拓展和实践。而在教育学界内部，教育哲学、教育史、语文教学论等分支学科也可能需要走在理论探索的前沿，为相关的其他学科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前提。传统文化教育学研究的整体水准取决于教育学界研究者整体上关于传统文化的“观念的水位”。对于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重要特质、时代需求等关键问题，只有取得了实质性研究进展和群体性共识之后，教育学研究的大规模自发展开才能水到渠成。

　　(二)研究的前景与阶段性使命

　　对于百年来处于国际学术边缘的中国文化和学术理论研究，要想重新挺立，则需要艰辛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研究之路，会是一个逐渐深化的历程。因此，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研究及中国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建构，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视角，然后“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老子》)地思考和谋划阶段性任务，从而逐渐走出扎实的路径来。

　　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传统文化教育学研究的前景，其中很可能是多阶段和多轮次的逐渐深化，而每个阶段之中都会是研究阐发与教育普及并进的态势。

　　第一阶段，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传统文化教育学研究的政策环境会更好；在教育哲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教育史、语文教学论等领域，一批超越以往研究水平的经典诠释和思想阐释类作品问世；各个教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者逐渐找到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轨的研究主题，并探索如何干起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逐渐清晰，使得实践教学也变得有章有法；全国大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课程越来越多且内容逐渐深化，儿童在经典诵读的熏陶中，切身享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得到了快速储备，具备了基础性的教学能力保证。

　　第二阶段，有了之前的研究积累和文化体验，研究者可以更加精细深入地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经典诠释和思想阐释类作品的深刻性和表现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作为教育普及的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和教材，也因研究的充分和深入，而有了更好的质量保证和超越历史模式的创新方法，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提升和确认。

　　第三阶段，成长在传统文化复兴环境下、从小就接受了传统文化涵养的新一代学者成长起来，以更深刻的体悟和更宽广的视野，进一步诠释传统经典和思想，并创造性地发挥传统文化的精髓，将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研究与中国教育学的本土文化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真正实现中国教育学的自身挺立和走向世界。

　　当然，历史的真实走向是无法预估的，对前景展望的意义还得回到当下，凝聚共识，理清脚下之路，毕竟“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伴随着传统文化教育领域所有的努力与探索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留下印迹，中国教育学在21世纪的挺立和崛起也将从梦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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