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与黄河是中国独有的两条世界级大河，不仅共同孕育和滋养了辉煌的古代中华文明，也都存在着因过度开发利用而造成的诸多问题，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于2021年10月8日印发，为长江和黄河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文件依据。在10月23—24日举行的2021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论坛”上，来自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大河与大国：长江—黄河的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影响”这一主题展开多学科、跨学科研讨，全面、系统地认识两条大河的历史演变过程、目前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探索对长江、黄河进行保护与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10月23—24日，2021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论坛”在南京举行

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作题为《破解重化围江、推进绿色发展策略与路径》的报告

　　文明起源发展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文明起源有其地理、气候基础。第三纪以来中国的构造运动、地势形成和气候变化与长江、黄河的地理贯通及流域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信宝认为，长江、黄河的形成、演化是在新生代以来统一的构造—气候—地貌体系中发生的重大地貌事件。印度与亚洲大陆碰撞和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之下俯冲，引起了东高西低变为西高东低的地势变化；青藏高原的隆升和西太平洋暖池的出现，促进了东亚季风的形成和强化。在构造运动的驱动下，第四纪以来西部山地隆升，冰冻圈形成，季节性冰川融水加大了河川径流，为长江、黄河的贯通奠定了水动力基础。长江、黄河的逐步贯通，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

　　“人类文明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宏大历史画卷。任何一种文明的发端和兴衰都与温度适宜区域和流域湿地密切相关，陆表生态要素和空间资源的时空格局决定人类文明起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格局。”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琴提出，地球地质环境变迁视野下的人类起源和原始文明社会发展表现为自然的选择和人的适应。有了人类社会以来，人与自然就建立了密不可分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全世界的农耕文明先后起源于同处热带和亚热带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其原因是这四大流域具备农耕文明所必需的生态要素——光、热、土、水等的合理配置，以及生物多样性提供的作物野生种资源和家养动物野生种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提出，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亦即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可以视为中华文明的起源。

　　大河与环境变迁、大河治理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威表示，黄河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长期受到人类高度管理的河流，治理黄河是中国历代王朝最重要的公共事务，是王朝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沿线大型湖泊和“荆江”段深受人类活动影响，长江中下游沿线湖泊因人类的围垦而大量减少、缩小、消失，在江汉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形成独特的圩田社会，至明清时期，逐渐成为国家主要的粮食产区。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对于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的需要具有根本指导作用。长江、黄河流域的绿色发展，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步推进。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以黄河为例分析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并非只是一种区域（流域）发展战略或环境公共治理政策，而是致力于包含多重目标的综合性深刻变革，也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这将经历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性过程。关键在于要协调推进区域（流域）整体的统一“筹划管理”和内部各构成单位之间的“协同治理”，使区域（流域）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到经济、社会、文化建设都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要求。及时总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所形成的新经验、所面临的新挑战，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向前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长江与黄河流域实地考察。在连续不断的实地考察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重要论述也在不断拓展与创新。回答了长江与黄河为什么需要保护治理、需要什么样的保护治理以及怎样实施保护治理等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和拓展，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科学思维。”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爱宝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重要论述以战略思维与民本思维回答了为什么需要做好长江与黄河生态保护治理问题，以求真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精准思维、底线思维回答需要什么样的生态保护治理问题，以前瞻思维、法治思维回答了怎样实施生态保护治理问题，为长江、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引和遵循。

　　实现长江、黄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绿色发展。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贾仰文表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时也为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长江、黄河绿色发展的水问题涉及全球变暖与水文气象周期、径流过程演变、泥沙与生源要素演变、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双碳”目标、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水价水权管理、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各类问题的解决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开展跨学科合作，以学术理论研究成果支撑长江、黄河水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与绿色发展。

　　科技创新与依法治理双管齐下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是我国发展历程最长、发展基础最好、经济规模最大的流域经济带。长江下游扬子江流域沿江土地开发强度大，沿江重化企业占比高，是地方发展的重要产业。近年来，在严格的保护政策措施推动下，重化工业生产向高质量、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产污系数呈现了线性下降，单位产值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逐渐减低，产业的集约性、低碳性越来越好。同时，产业布局结构有待提质，安全环保治理源头化、精准化需要加强，企业革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等转型升级工作有待提速。

　　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以德国路德维希化工区、比利时安特卫普化工区、荷兰鹿特丹化工区等世界顶尖化工园区产业发展状况为例分析提出，这些地区的居民区与化工园和谐共处，生态环境与重化工业和谐发展，说明产业与环境、产业园与居民区和谐共生发展是可谋、可行、可期的；德国莱茵河流域的生态修复、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生态管理和中国的长江大保护实践均证明，化工污染和安全是可治、可控、可防的。长江大保护成功实践的重要启示是建立协调一致的综合性流域管理机构、建立科学明确的治理目标和规划体系、完善流域治理的法律体系和政策研究、完善流域水质监测与评价系统。

　　“沿江化工产业治理的上策是全流域生态系统综合治理与化工产业整体提档升级，以构建绿色安全、自主可控的现代重化工产业体系为技术路径。”乔旭认为，要发展绿色产业，走高端化之路，提高产品附加值，向价值链高端延伸；走自主化之路，向内挖潜，构建一体化内循环产业链；走科技型之路，培育中小企业成为“隐形冠军”；走可持续之路，高标准打造绿色园区。推进绿色治理，关停整顿搬迁，淘汰落后产能，做好源头减排的“减法”。营造绿色生态，建设创新体系，拓展创新载体，构建“正反馈”科技创新支撑体系；破除知识壁垒，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升级绿色标准，建设绿色园区2.0版本。做好绿色布局，走集群化发展之路，推动产能整合优化；走专业化发展之路，推进第三方治理；注重智能化改造，建设化工大数据中心；走市场化发展之路，推行“绿色保险”。

　　“从认识层面、制度层面正视长江、黄河流域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挑战，制定长江、黄河保护法，是维护流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绿色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未来历史使命的责任担当。”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柯坚谈到，长江、黄河流域是以水为纽带的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空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其中，长江流域以全国21%的面积，养育着全国40%的人口，承载着全国40%的经济总量。保护长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充分考虑流域保护所涉及的各种利益诉求、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以法为基，建立不同利益的协调平衡机制，致力于形成协调、稳定、长效的法律秩序。

　　会议由南京工业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南京工业大学社会科学处、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办。

　　(记者 王广禄)

　　图片说明（本网记者王广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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