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学术外译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路径。在中外学术界、翻译界、出版界等多方努力下，我国主动译出的作品越来越多。然而，中国学术从“走出去”到真正走进世界各国，仍是中国当代学术和文化外译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

　　近日，围绕如何推进中国当代学术和文化外译工作，切实提高用外语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文秋芳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有勇。

外译是思想融通的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报》：加强中国当代学术和文化外译工作，提高用外语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在您看来，学术外译具有哪些特征？

　　王有勇：与一般的语言翻译相比，学术外译是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影响更深的翻译活动，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语言转换过程，是文化转换过程，更是思想输出过程，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学术性和思想性。其目的是将重要的学术概念、学术思想或学术命题准确翻译成外语，并使之在异质文化的话语体系中被受众准确理解，从而实现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学术互动与思想融通。因此，从事学术外译工作，必须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文化素养、研究能力和理论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国学术外译存在哪些困难？

　　文秋芳：中国当代学术外译和文化外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反映了中国的前沿学术理论，但要使学术外译取得更好的实际传播效果，我认为尚存在一定难度。例如，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国外学术著作或文学作品的中文版，往往是由中国人翻译的，一方面这些译者能够准确地将汉语和外语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相结合，使译文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译者也更加熟知中国学界的需求，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能够较容易取得受众的认可。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邀请具有中文知识背景的国外学者来做中国学术外译可能会取得更好的国际传播效果。

　　王有勇：我国正处在从“翻译世界”向“翻译中国”转变的历史时期，亟须一大批胸怀祖国、政治坚定、业务精湛、融通中外、甘于奉献的学术外译高端人才。但是，我国的学术外译却面临通用语种“有高原、缺高峰”、非通用语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人才困境，相关成果产出面临良莠并存的质量困境，成果发行面临虽已“走出去”却与“走进去”尚有较大差距的出版困境。摆脱上述多重困境，需要中外翻译界、学术界和出版界通力合作、协同攻关。

重在培养高质量翻译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国学术外译效果如何？有哪些优秀案例？

　　王有勇：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学术外译取得了一定成就。《大中华文库》编撰工作于1994年正式启动，是我国历史上首次采用中外文对照形式，以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语种全面系统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国内30多家出版单位先后参与其中。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于2010年开始设立，将代表中国学术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学术前沿、传播现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学术精品，翻译成多语种版本，并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提高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与此同时，国外译者和出版机构对中国作品的按需选译也日渐增多。主动译出与按需选译互为补充，形成了更具生机活力的学术外译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向世界介绍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成果，提高用外语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学术界和翻译界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文秋芳：首先要培养融通中外的对外翻译学者，聚焦本土问题，吸收中外理论精华，提出创新性翻译方案，追求理论表述的国际可理解性。同时，要注重培养一批懂汉语、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在国际中文教育上下功夫，分领域、分学科，由外国学者来翻译中国的学术著作和理论文章，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成果获得更大国际影响力。

　　王有勇：为建设和传播好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翻译界正在加大中译外课程比重、加强中译外能力培养、增加中国当代国情和中央政治文献外译训练、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优秀翻译案例库。在培养好中国翻译人才的同时，加强国际翻译人才培养，着力培养一批真正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水平复合型翻译人才。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要遵从“三贴近”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外国受众对中国的需求，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加强学术外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学术外译可持续发展提供后继人才。此外，还应实施学术外译成果质量管理，不断规范市场管理，同时建立开放的学术外译修正体系，对学术外译进行全方位督管监察，从而形成规范的学术外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