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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培仁:躬耕中国传播学的先行者

发布时间:2022-05-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学人小传

  邵培仁,1953年生于江苏淮安。1994年,邵培仁作为优秀人才,被杭州大学新闻系引进,1996年获评教授。曾先后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党委书记,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等。邵培仁先后发表论文360余篇,已撰写或主编出版传播学相关著作34部,多部著作获得省级以上奖项,其中《传播学》《媒介管理学》等被全国各高校新闻传播院系普遍选用。2018年,邵培仁荣获“第六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新闻良师奖”。

 

 

 

  2004年,我第一次见到邵培仁:中等个头、方正脸,始终微笑着。没想到享誉学界的第一代中国传播学者,竟如此亲切随和。自1983年投身传播学研究,邵培仁近40年来一直坚守初心:扎根中国的现实语境,承继中国本土文化和思想传统,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中国特色传播学的理论话语体系。他筚路蓝缕、鳞次栉比般地构建出了一座座宏阔巍峨的本土传播学理论研究大厦,为中国传播学开拓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研究疆域……他是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勤奋的垦荒人,中国传播学的先行者。

  坚守初心 痴迷学术的探路人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邵培仁成长于环洪泽湖、山水相连的淮安楚州。父亲邵长松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淮海革命老区识字课本上记载过他的英勇事迹。父亲临终前叮嘱邵培仁:“要听党的话,要将红旗扛到底。”多年来,邵培仁一直将父亲的话铭记于心。继承革命传统,赓续红色基因,这样的家庭教育,让邵培仁不仅成了当地有名的孝子,更让他的学术道路充沛着坚守初心的使命意识。

  在父母的影响下,邵培仁自小勤奋刻苦,酷爱文学,幼年时就开始写诗。他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作家,学习空余常偷偷写诗歌、小小说和小剧本,参加文艺演出。中学时,还和同学一起办黑板报、出文艺专栏。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期间,凭借在公社刻钢板、油印文件的技艺,邵培仁进入学校团委办油印大学生报。大学暑期学军,在连云港部队营房军训了两个月,他又提议办了一张油印《学军快报》,采编、插图、印发一肩挑。军训结束的晚会上,他写的长诗《离别抒怀》交由同学朗诵,台下军人和学生听得热泪盈眶。有一回,朋友要参加市区诗歌朗诵大赛,请他帮忙。他用两天工夫挥就一首长诗,朋友借此赢得大赛一等奖,引来不小的轰动。

  大学毕业后,邵培仁在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执教,先后任系党总支副书记、校高教研究室副主任。他做班主任期间资助班级创办了文学报《浪花》,影响很大。这也为他此后走上传播学研究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浙江大学工作后,他的办报办刊热情依然高涨,先后创办了学术刊物《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search、《中国传媒海外报告》,在学界口碑出众。

  1978年,改革开放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待兴,学术界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显示出充沛而鲜活的生机。1982年春,美国传播学“鼻祖”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访华,推动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一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还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邵培仁在清江新华书店买到了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的《传播学简介》,如获至宝。他如饥似渴地读了三遍,被传播学的体系、概念和术语深深吸引,如醉如痴,在书上写满了批注和心得体会,自此决心投身新闻传播学。

  开疆辟土 冲锋在前的扛旗手

  上海,历来是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镇。这也是邵培仁传播学研究的起步之地。1985年,邵培仁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助教进修班攻读硕士课程,任课老师有王中、丁淦林、林树藩等知名教授和居延安、祝建华等青年才俊。邵培仁如鱼得水,空余时间就去听各类名师课程和学术报告,与同学就各种问题研习论争,常常争论到凌晨。有一次在与同室戴元光、龚炜争论传播学问题时,被逼急了,邵培仁猛然一声:“别吵了,有种的写本书出来!”三人刚刚还争得面红耳赤,旋即一拍即合,但又怕被同学嘲笑,于是哥仨悄悄查资料、做笔记、买书,抓紧课余时间写作,一听到敲门声就赶紧把与写书有关的东西都扫进抽屉。三年后,“三剑客”合作撰写的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正式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成为当时全国高校新闻传播院系普遍选用的教材。

  然而,在很长时间内,传播学都以“舶来品”的面貌呈现。如何建构中国本土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体系,始终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邵培仁有着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他认为要以中国思想文化为根脉,以本土化、交叉化和国际化拓展学术视野,形成真正根植于中国学术土壤的中国传播学理论话语体系,让中国传播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林中独树一帜的力量。他不满于照搬、介绍西方传播学,旗帜鲜明地反对食洋不化、全盘西化,着力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国本土文化和思想传统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作出中国人对传播学研究的独特贡献。从1990年起,他独立主编的《经济传播学》《政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等6本著作收入“当代传播学丛书”,不仅都是国内首部,就是在传播学发源地的欧美国家,也没有同类书籍,填补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套传播学系列书籍。王怡红、胡翼青在《中国传播学三十年》一书中称赞邵培仁的学术成果:创造性地构建起了一整套传播学边缘学科、传播学交叉学科的学科体系。

  邵培仁是最早回答如何进行中国特色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他始终致力于传播学理论研究及其学术概念和话语体系的中国化,矢志将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作为毕生事业。1995年他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发文《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着力探讨了中国传播学的三个基本问题:传播学研究为何要有中国特色、怎样叫有中国特色、怎样才有中国特色。他提出,“本土化是中国传播学创新原动力”,研究中国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传受行为,展现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传播智慧,要以中国的现实经验之“本”,开中国传播理论研究之“新”,研究并解决中国当代传播的现象和问题。围绕传播学研究中国化这一主旨,邵培仁展现了其创新多面手的学术才华,首创了“整体互动传播模式”,并在1997年将10年笔耕成果集纳出版了《传播学导论》,后以《传播学》书名修订再版,将立基中国本土的传播智慧以理论创新融汇其中,全新的观点和论述在书中历历可见,被学界誉为“扛鼎之作”。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化发展,中国传媒的经营管理开始转型,此时结合中国国情,联系中国媒体实践,完善和丰富中国特色的媒介管理学研究体系,汇通熔铸形成中国的媒介经营管理思想,已显得极为迫切。邵培仁适时发表了一系列以“中国媒介经营管理的基本思想”为主题的研究文章,率先在国内传播学界开辟了媒介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媒介经营管理学》专著,此后他又撰写了《媒介管理学》,以立体、多元、移动的镜头钻探传媒实践,对媒介经营管理、全球传媒竞争、新闻业的沦落蜕变,及传媒同质化、节目庸俗化、媒介恐慌、信息污染、媒介角色错位、功能异化等诸多问题“把脉问诊”,切中肯綮,被誉为“加入WTO后的中国媒介管理宝典”。

  进入新世纪后,邵培仁将传播学研究视野拓展得更深更远,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创新也精进得更快、更有力,为中国传播学垦荒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且成果丰硕。在他看来,当代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身为中国学人,要有与世界平等对话交流的自信,要珍爱和传播本土的语言文化,推动中国的思想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创新、思想观念创新的源泉。他将本土传播学的研究路径归结为六条:验证主义、寻根主义、融合主义、问题主义、改良主义、创新主义,总结了他持之以恒、倾力践行的研究心路,为中国特色本土传播学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他开创的媒介理论研究就是基于创新主义的重大突破。2001 年,邵培仁发表了系列论文,“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2008年出版《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具有中国本土理论自觉意识的“绿色媒介生态理论体系”,被誉为“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他是“媒介地理学”的理论建立者,专著《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以空间、时间、地方、尺度、景观为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研究人、媒介、社会、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被誉为“既有中国学术主体性又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的拓荒范例,入选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与此同时,邵培仁相继出版的“媒介理论三部曲”:《媒介理论前沿》《媒介理论前瞻》《媒介理论前线》,率众弟子聚焦诠释媒介生态、媒介地理、媒介愿景、媒介正义、媒介记忆、媒介安全、媒介演化等36种最新锐媒介理论与观念,“大力拓展了(中国传播学)媒介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界”。

  基于对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的持续寻根,具有思想奠基意义的“华夏传播理论”逐渐成型。早在20世纪90年代,邵培仁就开始系统梳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理念,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华夏传播的理论概念与思维模型。2020年,他汇集了二十多年学理智慧的重磅大作《华夏传播理论》出版。《华夏传播研究》集刊主编谢清果认为,“这是对华夏传播研究三十年的回应……必定对中国传播学史论研究和亚洲传播理论研究产生积极影响”,不仅在传播学领域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而且为整个中国特色传播学理论思想奠基夯土。与此同时,邵培仁一直致力为华夏传播思想寻找现实落脚点,开启了“华莱坞电影理论”研究,以“华人、华语、华事、华史、华地之电影”这一新的理论体系,革新了长期被西方理论话语、西人概念命名所辖制的电影研究版图,形成了中国学人自主命名的新理论、新概念、新话语体系,引起欧美主流学界的高度关注。

  建立“有中国特色和中国理论话语主体性的传播学”,是邵培仁毕生追求的目标。他躬耕学园近40年,亲身实践着他提倡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四大特征:前瞻性、交叉化、本土化、创新性。他用一个又一个填补国内空白的创新成果,不断启迪后辈学人,不断扎根本土、放眼世界,推进传播学研究的中国范式,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系列标识性理论概念,为传播学界点燃了一个个走进未来的新火把,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本土传播理论体系,为传播学研究贡献了中国学人独有的智慧。邵培仁因此被誉为“中国传播学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培德启智 爱生如子的“邵爸”

  2018年11月,邵培仁荣获“第六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新闻良师奖”,是浙江大学建校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教师。颁奖词赞誉他“是我国传播学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在学科建设、教育教学等方面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长期致力于传播理论、媒介管理与文化产业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筚路蓝缕,勇于创新,其学术成果具有重要影响。他出版多本国家级规划教材,推出‘金字塔式课程建设模型’等,教学成果多次获教育部和省优秀成果奖。他为人谦逊宽厚,提携后学,爱生如子,培养的学生中已有一大批成为媒体行业和学界的中坚力量。邵培仁教授与他的‘良师’美名,是评委的选择,更是师生的众望”。

 

邵培仁荣获“第六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新闻良师奖”。  作者/供图

  在颁奖典礼上,邵培仁说:“我视学术如生命,传播学就是我的命”,“命者,此乃使命、生命、命运、命根之意也”。正是这份炙热的情感和厚重的责任感,使他将毕生精力都奉献于中国新闻事业这一国之重器之学,教育和铸造国家的栋梁人才。邵培仁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永远不要怀疑父母对子女、老师对学生、共产党对老百姓的爱心。”在他看来,从事教育工作,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工作,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他常怀念父亲:“给我起名培仁,是要我做仁厚之人,用仁爱之心教育培养人才。”他以此作为座右铭。

  他把教材视为人才教育培养的基础,十分重视教材的编写与建设工作,共计出版了6种国家级、省级教材,其中《传播学》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建设项目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迄今已再版3次,总印数达36.4万册,被全国270余所高校选用。他特别注重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规划和教学革新。任职杭州大学新闻系副主任时,就大刀阔斧进行教学改革,提出:要以“三新”(新计划、新课程、新教材)为特色,以 “宽、交、专” 兼备,知识、能力、素质并重为人才培养目标,革新新闻传播本科教学计划,推出“金字塔式课程建设模型”等教学成果。这些教学改革让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引领了全国新闻传播学系风气之先,引得全国高校新闻系纷纷前来取经。

  邵培仁一心致力于把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好,他发起成立了“浙江省传播学会”并担当首任会长,不辞辛劳,帮助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温州商学院等省内多所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科进行规划设计、参谋指导。有几次邵培仁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开会,指导该院新闻传播学科谋划专业建设事宜,从杭州到宁波当天开车来回要三四个小时,跟随同行的弟子一个个累得人仰马翻,邵培仁依旧精神抖擞。就在最近的三年,受地方政府和温州商学院的盛情相邀,邵培仁每周五下午风雨无阻赶火车前往温州,帮助零起步的温州商学院建设完备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各个专业。就这样,邵培仁奔走全省,带动浙江省本科院校优化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教育教学等,赢得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学科规划设计师”的美誉。

  邵培仁育人无数,他带的硕士、博士、博士后遍布于媒体界、学界、政界、商界,可谓是“政产学研,媒文金军,到处都有”,个个是行业的中流砥柱。邵培仁曾笑言:我的博士弟子中已有教授40余位,如果拿来组建两三个新闻传播学院,那是绰绰有余的。跟着这样一位导师学习,弟子们常常将此视为“人生的大幸福事”。索马里留学生和丹慕名而来,师从邵培仁攻读博士学位,她说“邵老师提倡‘快乐学术,快乐生活’……让我深刻领会了孔子的那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所传达的乐观主义学习精神”。邵培仁擅用智慧的育人之道,激发学生的内在动能,也告诫学生“好马不鞭自奋蹄”,“垂头会丧气,昂首自来神;好行为塑造好心情,好心情塑造优秀的人”,予学生以自信和力量,期求学生勤奋。现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学的王冰雪博士回忆起毕业前那些煎熬的日子,说:“只要给师父打电话,他总是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听我激动万分的‘胡言乱语’。没有半句指责,总是耐心地引导我,并以慈父般的疼爱叮嘱我……”在邵培仁身上,弟子们总是能感受到他因仁厚之德自内而外散发出的智慧与魅力。

  弟子们都记得入读邵门有一份特殊的“入学通知书”: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只要一收到录取通知书,紧接着就会收到来自导师邵培仁的“入学考验通知”:假期多看书,开学时带两篇论文来报到、注册。邵导这一高招被戏称为“金牌压力锅”。经此一压一激,开学不久,经邵导修改回炉的文章就常有发表,新入门的弟子士气大振,引得其他同学对邵门的“学术高产”羡慕不已。他坚持“授之以渔”,不搞知识灌输,鼓励学生撰写创新性、开拓性的论文,并时常督促他们多看书,同他们讲“学习不怕慢,就怕站”,不要拖延懈怠;“读书宜广,撰文宜专”;“思考比认知重要,思想比知识宝贵”。他更坚持向学生传授正确的新闻观、人生观和历史观,教育学生做人做学问要“以善心待人,凭良心做事”,要做“物质的中农,精神的富翁”;还常带一众弟子爬山、喝茶、散步,有时还去探寻难得的新出美食,不声不响就给弟子们买一大堆书。

  邵培仁经常说:“我们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自己的学生,要像管朋友的孩子一样管自己的学生。”他是浙江大学校园里有名的“护雏老母鸡”,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心甘情愿地做学生前行道路上的铺路石和引路灯,建立起了民主、和谐、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和快乐学习的良好环境,学生们都亲切地称邵培仁为“邵爸”。

  笔耕不辍 求知不倦的赤子心

  2018年底,“邵爸”从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学科研岗位上荣休。他与友人笑言:“我退休了,平时写写字,自学了国画,这都是自娱自乐。但是学术研究似乎还停不下来,大概是几十年的习惯一时半会还改不了,能一直读书、写书,也算晚年福气,说明我精神还不错。”尽管已经退休,几十年来养成的读书思考的习惯却没有改。他的床头柜上常年都放一支笔、一个小本子,有时半夜里思考问题,学术灵感来袭,他就立马开灯记录。怕打扰到夫人休息,他还学会了摸黑写字。“一有好想法就要立刻记下来,白天再抓紧看书、查文献,这是永葆头脑清醒的奥秘。” 随时思考、随手记录,邵培仁一直行走在孜孜不倦的求知路上。

  邵培仁的夫人说他是典型的“读书、写书、教书,‘三书’为伴”,书才是他的心头最爱。邵培仁爱书成瘾众人皆知,“他恨不得把整个图书馆都搬回家里来,每次出差,逛书店买书也是他的首选。而其他东西买了,也未必记得带回来”。邵夫人提起,“有一次他去上海出差,特意买了一卷布,说是回来给我做衣服,结果忘在旅店了。买的书倒是一本没落下,都背回来了”。就这样从客厅到卧室,从床头到窗台,邵培仁在家里建起了图书馆,一个个高及天花板的书架上摆得满满当当的尽是书。但他觉得还不够,他希望建一个真正的图书馆,“能够把学生们的著作都放进来,能把浙江乃至全国新闻传播学者的书都分门别类放进来……”

  对于邵培仁而言,在网上收集数字资料、阅读电子文献驾轻就熟,比很多年轻人还敏锐,但他更喜欢戴着眼镜、捧着书、拿着笔,一字一句阅读标注。他就是一个时常沉浸于伏案读书、物我两忘的痴情读书人。这一痴迷读书的专情,感染和影响了他的众多同事、弟子、学生和同行,影响了更多的同道中人。十多年前,他就曾在浙江大学发起过“学术午餐读书报告会”,在杭州的高校师生们云集响应。每到读书会当天,人们便早早订座,前往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主楼会议室,一边品味着免费的精致午餐,一边饕餮着学术思想的大餐。这个午餐读书会成为学界同人间纷纷传唱的美谈,影响迅速扩大,大江南北的众多“985”高校都前来模仿取经,此后午餐会这种学术报告形式就在很多高校普遍出现了。退休之后,邵培仁又于2020年在温州发起了“罗山求知共同体读书会”,在自古素有美名的罗山书院带领一众青年师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读书会、微研会、影视赏评会、学术报告会等,将读书求知的薪火代代传承。

  他素以“快乐学术、幸福读书”为人生坐标。在给弟子的赠书中,他最常用的一句赠言是“读书是福,著书是幸”。弟子们每每收到这句邵氏箴言都无限感慨,敬佩邵导对学术的痴迷、对书籍的热爱。“我爱学术如命”,正是邵培仁赤子之心的袒露。如今,他仍笔耕不辍,继续在学术期刊发表“培仁新语”专栏文章,重新修订再版《媒介理论前沿》……在学术随笔集《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中,他谈及要尝试以“立体、多元、灵活的镜头展现多姿多彩的传媒实际,以睿智、趣味、灵动的专业知识丰富和充实全球传播学研究,向世界传扬传播学研究中不同于西方的中华元素、远古智慧和学术特色”。这也是邵培仁的学术旨趣所在。

  时至今日,邵培仁依然奔波在传播学研究的道路上,学术人生青春正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研究”(19BXW050)、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21ZJQN04YB)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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