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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时代中国动物考古学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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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中国动物考古学应呈现出怎样崭新的面貌?笔者认为,首先,它的研究视野是广阔的,打破地域的局限和时间的藩篱,从全球化的宏观角度关注中国古代畜牧业的形成和发展。其次,它的研究方法是开放的,以骨骼形态研究为本,有机融合古DNA、同位素、脂质和蛋白质等多种研究手段,与历史学、语言学和畜牧学等学科形成联合攻关的态势。最后,它的研究内容具有现实意义,研究古代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也是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时代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足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诞辰的时间节点,回望2021年,中国动物考古学继往开来,开启新征程。

 

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出土海月贝   作者/供图

  围绕古代先民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的生业方式,2021年开展动物考古研究的遗址有30余处,其中包括:山东张马屯、河北太子城、河南八里岗、陕西弓背崖、宁夏安西王府、湖北大寺、江苏开庄、浙江田螺山和澳门圣保禄学院等。王华等认为,河南八里岗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的家猪在生业和仪式性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年龄和性别结构暗示阉割行为已经出现。澳门圣保禄学院是东亚地区第一所具有现代大学意义的高等学院。李梓杰认为,该遗址附近应当有加工海月贝的手工业作坊,动物资源除作为肉食来源之外,海月贝还可以加工制作成类似玻璃装饰品的门窗或灯罩。胡清波等认为,史前生业的持续发展是中华文明起源于河南地区(而不在陕西地区)的重要原因。

  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展现了中华大地丰富多彩的饮食传统和生业转变。马敏敏认为,甘青地区史前时期家猪和狗是自由放养的,而青铜时代的绵羊、山羊和黄牛以草地放牧为主。侯亮亮等认为,距今10000年前后,河北南庄头史前先民已经驯化了狗,并用栽培作物喂养狗,而猪在此时尚未驯化。胡耀武认为,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时期的稻作农业水平较低,对人类饮食的贡献率不高。刘晓迪提供了华南地区史前时期生业方式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转化的证据。

  动物骨骼形态鉴定是开展动物考古研究的基础。侯彦峰和马萧林编著的《考古遗址出土贝类鉴定指南:淡水双壳类》有助于推进我国软体动物考古学的发展。

山东三里河遗址出土鹿角靴形器   作者/供图

  动物驯化研究依然是研究重点。袁靖确立了主要家养动物(包括狗、猪、绵羊、山羊、黄牛、水牛、马和鸡)在中国境内起源或传入的时间及地点。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芬兰学者玛丽亚·拉赫蒂宁认为,采集狩猎社会的人类将多余肉食投喂给狼,由此开启了狗的驯化进程。孙博阳翻译的《犬类和它们的化石近亲》(王晓鸣、理查德·特德福德著)一书对4000万年以来犬科动物的演化历史作了系统梳理。张明等通过对距今7500—2500年的黄河流域古代猪骨遗存进行高通量线粒体基因组研究,认为黄河流域是家猪独立驯化起源的中心地区。日本学者本乡一美等提出,中国北方地区自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对猪进行圈养,中国南方地区则采用比较松散的家猪饲养模式。赵春燕等认为,辽宁广鹿岛史前先民在距今5500年前开始饲养来自岛外的家猪。

  赵欣等通过古DNA研究认为,宁夏沙塘北塬遗址(距今约4400—3900年)出土有家养黄牛,中国家养黄牛起源于近东地区。蔡大伟认为,中国山羊发源于古代伊朗西部(红铜时期),在距今4000年前后扩散到中国西北地区,并进一步扩散到黄河流域。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的马是否为家马讨论已久,美国学者泰勒等通过马的牙齿磨蚀,认为该遗址的马是大规模捕获的野马;蔡大伟的《古DNA与中国家马起源研究》一书从古DNA研究角度重构了中国家马遗传结构演变的时空框架。日本学者江田真毅认为,红原鸡是家鸡的野生祖先,可以通过骨骼形态将家鸡遗存识别出来。罗述金等认为,中国本土的野猫没参与家猫的驯化起源,东亚家猫源自于近东或北非地区。

  随葬和埋葬动物的研究热度不减。包曙光的《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探讨了祭牲类型和经济形态之间的关系。徐紫瑾认为,黄河流域史前时期高等级墓葬中随葬鳄鱼骨的现象,源自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流行于龙山文化时期,衰落于商周时期。

  生物多样性和动物资源保护研究日益得到关注。吕鹏对仰韶文化中期以来野生动物食用农作物的考古现象进行反思,认为这并非人类尝试驯化野生动物的行为,而是野生动物在生存环境压迫下采取的自我驯化行为。董锋、杨雪婷认为人类活动是造成历史时期绿孔雀和鸟类濒危的主要原因。李雨翻译的《大猫和它们的化石亲属》(艾伦·特纳著)一书特别关注大型猫科动物的起源、分化和扩散。

  骨角器制作及用途研究颇具亮点。李默然认为,鹿角靴形器可能是一种用于皮革加工的刮整工具。黄泽贤等发现陕西枣林河滩遗址出土商周时期骨器的原料多来自黄牛和鹿科动物的肩胛骨和肋骨等部位。

  建成中国动物遗存标本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抓住我国考古学研究科技化、数字化、大众化和国际化建设的良好机遇,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下,建成“中国动物遗存标本库”。

  动物文化及象征性研究生动有趣。袁靖继续从动物考古角度解读生肖虎。颜世铉认为,秦汉竹简当中的“索鱼”是指“腊鱼”,古文献中的“枯鱼”有失水的生鱼和干腊的干鱼两种含义。

  中国动物考古研究技术和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张颖运用生物分类生境指数(THI)分析与动物考古学的统计分析(MNI)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古环境及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张予南通过狗的粪便遗存进行研究,认为浙江田螺山遗址的狗摄入较多的植物,而安徽地区的狗则摄入较多肉类。戴静雯等认为,可以通过碎骨尺寸特征认定古代人类开发骨脂的行为。

  动物考古学术交流高效而活跃。在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委会的指导下,本年度召开了两次动物考古专题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于2021年7月在山东大学召开,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动物考古专委会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10月在河南三门峡召开。

  以课题推进动物考古学研究。本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3项动物考古研究课题得以立项,分别是“二里头与偃师商城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分析与比较研究”“黄河中游地区汉代以后随葬动物的综合研究”“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畜牧业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此外,“甲骨卜辞所见人与动物权力关系研究”“商代牺牲与用牲制度研究”“明清时期黄海东岸海洋动物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等课题也与动物考古研究密切相关。

  构建新时代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动物考古学者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眼于中国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从畜牧业角度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探寻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基因,承担起构建中国学派的历史重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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