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心（1907—1966），江西南昌人，原名循钺、圣悦，笔名李鼎声、青之、邵翰齐等，著名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早年就读于南昌心远中学，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1927年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赴浙江第六师范学校任教，编辑出版了《世界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潜回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28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半年后才得以保释回南昌乡下。1930年回到上海，在中共地下党上海市法兰区区委和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任职。“苏准会”遭到反动当局破坏，李平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战时期，投身于上海“孤岛”的抗日救亡宣传，1942年底被日寇拘捕入狱，经各方人士营救始得出狱。抗战胜利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喊。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度出任《文汇报》特约主笔，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1952年8月，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后被评定为历史学二级教授。李平心勤于著述，有《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初编》《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人民文豪鲁迅》《生活全国总书目》等专著二十余种，论文三百余篇，其论学紧扣时代的脉搏，以人民大众为主角，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

　　李平心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大革命的洪流。20世纪30年代起，他专意学术研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挥笔成剑，为中华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事业奔走呼喊，为追求科学真理而奋斗不息。李平心治学勤笔勉思，追求创造，范围广涉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有“社会科学全才”之称，一生著译不下六七百万字，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献身真理的“革命者”

　　1907年3月4日，李平心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商人家庭。1922年，他就读于南昌心远中学，一年后辍学，于日复图书馆自习，创作章回小说十余万字。1925年2月，他前往南京，与友人同住，补习自修英文以投考大学。半年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从事译述并投稿，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问题。1926年7月，在国共合作时期，经上海大学中共党员江天一介绍，他加入“国民党”，隶属上海大学支部，参加街头宣传活动。1927年1月，李平心在党组织安排下肄业离校，赴台州的浙江第六师范学校，任社会科学和哲学教员，指导学生课外活动。同年2月，他在张崇文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属浙江省委浙江第六师范学校支部，参与地方的革命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李平心遭到浙江反动当局通缉，与王观澜同往乡间避难。不久，由临海潜回上海，在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从事宣传和工运；担任泉漳中学教员兼训育主任，讲授中国史和国文，接受上海沪南区委领导，参加学校支部工作。1928年2月，加入蒋光慈、钱杏邨等主持的上海太阳社，创作革命文学，研究社会问题。4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半年后，始得以保释出狱，返乡翻译书籍。1929年1月，他在福建晋江泉州乡村师范学校任教，讲授中国史和社会学。旋因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被迫令出境。3月，李平心与胡毓秀联名向党组织提交《关于江西组织状况的报告》，介绍赣省八十一县党组织的机构建制、工作状况和军事发展情形，为上级党组织研判革命形势提供了参考。同年6月至次年8月返沪，在中共地下党上海市法兰区区委负责宣传工作兼事译书，译书所得稿费一部分交区委书记李克农充当党的经费；其间译述《资本论》第一卷，因故未能出版，后在苏州中学、东吴大学兼附中代课。1930年8月至次年1月，经恽代英推荐，李平心出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负责起草文件法令、翻译以及联络工作，在周恩来、林育南领导下，参与了《土地改革法》《教育改革法》《苏维埃选举法》等重要文件的起草。“苏准会”遭反动派破坏后，李平心到友人处避难，居无定所，生活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一时期，李平心还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与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向民众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

李平心讲演稿资料（非本人手迹）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遭逢空前危机的抗战岁月，李平心投身民族救亡事业，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呐喊。他与王宣化、金则人、林环岛等在上海发起现实周刊社，编辑《现实周刊》，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2年至1936年，为《生活周刊》《世界知识》《大众生活》等进步期刊以及地下党领导下的《大陆》月刊撰稿，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呼吁构筑广泛的民主联合战线。1936年至1937年，他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会刊《中国农村》撰文讨论乡村救亡问题；担任《自修大学》杂志主编，发表政治与学术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卢沟桥事变后，李平心到广西梧州勷勤大学讲授近代世界史。1938年回沪，在上海党组织领导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讲授哲学，培养青年干部。在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李平心发起“鲁迅思想座谈会”，许广平、罗稷南、胡曲园、孙冶方等出席，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交流鲁迅的思想遗产，会后由李平心执笔以“鲁座”之名（鲁迅思想座谈会的缩写）发表五万字的长文《思想家的鲁迅》，论述鲁迅紧随时代革命潮流的奔涌，在思想上经历了由进化论进一步走向历史唯物论、由人道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由反对压制个性发展的个性主义走向争取大众解放的集团主义、由“为人生”的启蒙主义走向改革世界的国际主义的飞跃。该文后来单行出版，被誉为国内“第一部最有系统、最精辟地研究鲁迅或作为思想家鲁迅的专著”。皖南事变后，李平心发文谴责国民党摧残民主、破坏抗战，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1942年12月，李平心被日寇拘捕入狱，遭受酷刑折磨，经地下党等各方人士营救出狱，入住法藏寺研究古籍，与党的地下组织人士保持联系。抗战胜利后，为了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实践，李平心与其他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民主》《周报》《文汇报》等进步报刊发表时评政论文章，“强调民主与团结，反对专制与内战”。在国民党公开破坏和谈、悍然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一些“幼稚病患者”对反动派心存幻想，以“第三种人”自居。李平心发表《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批判“中间路线”的幼稚和糊涂，号召民众争取光明、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平心一度出任《文汇报》特约主笔，当选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民进中央理事会理事，第四、五届民进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1952年8月，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在郭沫若的建议下整理积年考史之作，从事甲骨文和经史研究。1956年高等教育部组织教授分级，李平心被评定为历史学二级教授。1959年前后，李平心发表了十余篇有关生产力问题的理论探索文章，阐述生产力的发展动力、运动规律以及构成要素等问题，引发了第一次生产力问题的全国性理论争鸣，被誉为中国生产力学说开创时期“最重要的代表”。“文革”初期，李平心坚持实事求是，围绕“海瑞罢官”问题写成《漫谈清官》《论“循吏”“清官”“良吏”的历史评价法》等文，反对极“左”路线，于1966年6月离世。

　　马克思主义航船的“拉纤者”

　　五四运动以后，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势头迅猛，汇聚成一股蓬勃的思想潮流。李平心从大学时代起就在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李平心在语言上颇有天赋，自学了多门外语，可以笔译英文、俄文，阅读德、法、日文论著，还利用语言优势研读马列原典，养成了深厚的理论功底。1929年6月，李平心以英译本对照翻译《资本论》普及本第一卷，每章附小标题，带有编译性质，并与上海光华书局订约出版。次年秋，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光华书局单方面毁约。后来，虽经人介绍转至北新书局，也因故未能出版。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平心得到一本德文版《资本论》，如获至宝，与英文本对照阅读，并撰写读书笔记。在他的藏书中至今存有英文、日文本《资本论》以及陈启修、郭大力、王亚南等人的中译本。1929年，李平心还翻译出版了法国学者纳颇波尔脱的《社会主义辞典》，向国人介绍社会主义的定义、名词、学说、历史、政党、纲领以及名人录和文献。这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译介和著述，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先进思想在社会上和知识界的传播。

《生活全国总书目》（生活书店1935年版）

　　进入20世纪30年代，李平心由编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转入运用科学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展开系统的学术批评和创作。他于1930年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为副标题，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引入社会学，讲述孔德以来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论特色，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建立社会学的科学的体系”。左联刊物《文学月报》向读者重点推荐此书，称其“不仅将近世最科学的唯物史观的理论扼要地阐发无遗，而且标出了许多独到的新见解”。1933年，李平心完成了《社会哲学概论》，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介绍哲学与社会科学，分析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辩证法的基本法则等问题。1935年11月，生活书店发行李平心编辑的《生活全国总书目》，以宣扬“进步的全新的文化”为主旨，“在传播新文化的艰苦道途中，站在拉纤者的地位，献出一点微薄的助力”，特别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史”“唯物论”“辩证法”等门目，向社会大众推介中外代表性读本。例如，在“马克思学派”这一门类中列出了《资本论》《资本论解说》《资本论大纲》《资本论概要》《资本论浅释》等译本，历史类图书则推介了李达译作《唯物史观解说》以及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嵇文甫《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著作。李平心1938年与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订约撰写《社会主义思想史》，成稿五十余万字，后因出版机构人事变故和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出版，从后续发表的《欧洲农民战争与宗教革命时代的异教社会主义》《欧洲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等文章来看，书稿从古代希伯来的先知理想谈到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讲述欧洲各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李平心潜心学习毛泽东思想。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著名的抗战“三阶段”论断。《中国现代史初编》根据这一“经典式的战略判断”，以五四运动为界将中国民主运动史分为新旧两个阶段，分析了民主革命战争时期的民主和宪政运动，指出中国民主运动将在新型的新式民主主义的历史轨道上向前推进。两年后，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国内民主和反民主斗争最尖锐的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传入上海，李平心读到演讲提纲后表示“在黑暗重围中和敌人搏斗的‘孤岛’朋友们，看到了这来自西北的巨大闪光，不禁交换着喷泉似的喜悦”。从这部“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新经典”出发，依据延安中共中央的重要文告，李平心以“青之”笔名发表多篇文章，结集为《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与未来》，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前景，以及争取新中国全面胜利的方针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坚信“新民主主义的全国性胜利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预见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将在中共领导之下，用革命力量排除万难，发展成为新民主共和国”。

　　徜徉历史学海洋的“拾贝者”

　　在社会科学众多领域中，历史学是李平心用力最勤、最深的学科。他自谦地表示：希望在历史科学的海洋边，做一个拾贝者。事实上，李平心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新史学园地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开荒垦辟，构建了新的科学的历史学科体系。

　　李平心强调，中国历史是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发生的原因与其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会影响”。李平心著史，坚持“新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用“最客观的态度”记述史事，建设“新历史学”，“不仅要记述人类在与自然斗争及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中的种种活动，而且要说明此种活动之历史的条件与原因，解释历史上各种重大事变的因果关系，以及指出在何种情况之下，一种旧的社会为新的社会所代替”。《中国现代史初编》以追求“信史”为目标，注重史实的正确，凡为一般史籍记载所歪曲的史实，均参考可靠文献，审慎考证校正，以使其在可能范围内成为“信史”。李平心认为，辩证法的唯物论奠定了社会发展学说的基础，也是全部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的“总司令”，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正在于唯物辩证法，即“将历史看作对立物相互转变的过程，即是矛盾的不断发生与解决的过程”“从各种历史事象的变动过程去追究它们的发展”“从历史上各方面的联系去研究一切事变的过程与关系”“从具体的情况去研究，即是要考察每一种历史事件或事变的特质与其特殊原因”。正因如此，李平心非常关注中国革命的特殊内容与规律，主张中国史研究应结合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实践，从而“理解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特殊状态中的具体展现”。他既批评以“形式逻辑”和“机械的方法论”研究历史，更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机械地背诵新史观公式，按照西洋社会史的模型解说中国历史，遮蔽了人民创造出来的生动历史场面。

李鼎声编《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5年版） 

　　李平心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研究历史，肯定人民群众是创造进步史绩、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他批评以朝代兴亡治乱事迹和民族英雄伟业为中心的旧的历史体系，转而将“以争求进步的人民大众为主角”作为不可争辩的真理。李平心指出：中华民族史“自古以来，就不是单靠圣贤们的微言大义和英雄们的雄图大略来延续，而主要的倒是靠无数平头百姓的创造力量和战斗力量来决定”，“中国近代的进步史绩是由人民创造出来的。三次大革命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不屈意志与战斗力量。他们颠覆了残民辱国的满清王朝，击溃了暴戾恣睢的北洋军阀，战胜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寇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属于争民主的人民”。《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讲述百余年间中国社会政治的递嬗变迁。相较于同类史著关注名人言行、宫廷变故、官吏陟黜以及政府组织，李著在取材上偏重于农民战斗、民众反帝运动以及劳工政治斗争等富于历史意义的事实，着力呈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运动。《中国现代史初编》也以人民自觉运动为中心，“把民众革命运动作为文化思想运动的基础”，描写“以人民为本位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对于人民政治生活史和民族觉醒史的叙述不厌求详。为了向普罗大众传递新知，李平心致力于社会科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反对卖弄博雅、夸炫高深的掉文袋，提倡学术写作走平易朴实、文理清晰的“通俗化路线”，将读书由少数人书斋里的“游戏奇迹”变成为众多人所必需的“粗衣淡饭”。同时，他特别提醒：追求通俗化既要有形式上易懂易解的文字，更要有内容上的“严正化”，避免低级、庸俗的“卑俗化”倾向。李平心的创作大多采用“大众易解之现代化文字”，以“春燕剪水般的笔调”呈献给读者最迫切需要的知识和思想。其论著多次被日伪和国民党当局以“诋毁中央，主张组织另一政府”“站在共产党立场，曲解历史事实”“以派系私利为立场，强调阶级对立”等名义查禁销毁，却屡禁不止，深受读者推崇。《中国近代史》初版后，八年间再版12次，又被解放区翻印，作为八路军、新四军学习历史的教材。《中国现代史初编》出版半年，即行再版。这些著作富有鲜明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色彩，结合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浅出，传播广泛，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

　　近代以来，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影响，中国社会震荡猛烈、变化迅速。李平心主张从“世界的中国”视角研究中国历史，在国际历史变迁和现实局势中观察中国。为适应民族抗战和革命斗争需要，学习外国革命史的启示与教训，李平心在《国际集团经济》中解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战、政治战等问题，在《国际问题研究法》中讲解研究国际问题的门径和态度，在《各国革命史讲话》中总结尼德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土耳其各国革命始末和成败的经验教训，为读者了解资本主义列强间纵横捭阖形势，观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殖民地反帝运动和劳工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参考。李平心指出：“中国近代史为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以此，《中国近代史》从国际资本主义冲击引发的剧烈变动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活动与其相互矛盾分合中讲述百年中国史。胡绳在1936年的书评中称赞李著是一部“最好”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初编》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中世纪的民主讲起，次述资本主义时代欧美各国的民主运动，在世界民主运动史以及现代新兴的民主中讲述中国民主运动，表现出恢宏的国际视野和中国本位的价值取向。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李平心治史，坚持时代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紧扣时代思想的脉搏与走向，关怀社会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意识。李平心反对“书斋式”的空谈，强调学习社会科学并不是把理论做装饰品，而是要将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训练对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认识，养成变革现实的能力，争取民族解放和创造新社会。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华民族临近灭亡的苦难时代，为适应“神圣的民族义战”，李平心根据“抗战即革命”的真理，写成《抗敌战略论》《民族统一战线论》《战时的青年运动及青年工作》等论著，阐明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服务于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李平心将社会哲学作为阶级与阶级作战的最有力武器，提出建立“战斗的切合广大群众底需要的社会哲学”，开辟“运输真理去武装大众的战斗之路”。《学习》刊发书评表彰李平心“以史家的匠手”讲述民主运动演变与发展，《中国现代史初编》“在今天野心家阴谋发动内战，走向分裂投降，时局严重的当儿”，是“指导实践的好读本，是一种打击反动文化的武器”。

　　回望李平心一生学行，拥护真理和正义，情系民族前途命运，百折而不回。在革命斗争和文化战线上，他不畏强权，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暴行，揭批国民党专制统治和内战阴谋，反对文化专制，为民主运动奔走呼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他以笔为枪，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外历史问题和现实形势，指导革命实践，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力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今人留下了值得珍视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

　　（本文系“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900—1949）”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