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革命党人闻一多前左一 闻一多先生亲属闻立鹏、闻立树教授提供

　　1913年冬，当看到清华园内外掀起的一股诋毁革命、反对共和的逆流时，他十分气愤，就和几位同班好友自编自演了一幕独幕新剧《革命党》，他将一个“革命党人”演得惟妙惟肖。1919年演出以秋瑾革命经历为蓝本的《巾帼剑》等四剧。当时有人描述其盛况“清华为爱国运动募集款项，曾由闻一多与高班罗发组同学共编一部五幕新话剧……演主角的梅僧与一多之名遍传遐迩。”

　　1925年7月4日《七子之歌》首次发表。不仅在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在他诞辰百年的1999年也获得更大的反响，先是首篇澳门被《澳门岁月》选做主题曲，后是12月20日又成为迎接澳门回归的主题歌，唱响大江南北，享誉海内外。巴河的闻一多中学将其作为“校歌”，让其天天响彻在校园里。

　　第二，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情怀忠诚而热烈。

　　1926年3月后，闻一多一头扎进研究学问中，走教育救国的道路，表现出了忠诚而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1927年秋他在南京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等课。期间，对篆刻爱不释手。

　　1928年8月从武汉大学开始，他独立地系统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完成了从诗人到学者的华丽蜕变。他的研究和著作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深切的见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930年9月在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等。

　　1932年8月他回到清华大学，只任职教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从此走上了教学的正轨，直到七七事变爆发。

　　“在西南联大……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穿过大半个昆明赶来听他的课，教室里里外外总是挤满了人。”（周简叔）

　　在教学研究中，他将巴河人的性格、巴河人的风貌展示得一览无余，他最得意的学生臧克家评价“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

　　他治学严谨、待人诚恳、妙趣横生、无与伦比的本职教学和诸多研究，一经投入其中，无不彰显着他的最忠诚的爱国主义。

　　第三，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伟大的。

　　1944年纪念五四活动之后，闻一多由一个诗人、学者迅猛变为民主革命战士，他的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形象从此一一尽展。

　　徒步入滇，他收获了不一样：看到了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看到了人民的苦难，更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听到了人民讲起的红军故事、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

　　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把延安与重庆相提并论，将国民党的“正统”从心里除去。

　　《中国之命运》，他读后很是反感“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1944年“五四运动”纪念被国民党取消，他把矛头直指蒋介石：“新主子一出来首先要打击五四运动”；还呼唤：“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

　　自此，他最终对蒋介石失去了敬重，同时也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无能。

　　恰在此时，他读到了田间的诗歌《给战斗者》等，心头的火瞬间被点燃了，他不禁一声强有力地呐喊“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演讲 闻一多先生亲属闻立鹏、闻立树教授提供

　　1944年春，他与中共人士华岗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便倾心长谈。这是他了解民主革命和认识共产党的关键一步，也是他坚定跟着共产党的第一步。

　　6、7月间，他参加了由华岗秘密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还当即介绍吴晗、潘光旦、曾昭抡等教授加入。会上家里，他学习和阅读了党的文献和刊物。

　　秋天，听从华岗的安排，他加入中国民盟。

　　1945年初，他挑灯夜读《西行漫记》，并指着书上的照片兴奋地对妻子儿女们说：“这就是毛泽东啊！”

　　一段时间后，他说：“我现在思想豁然开朗了……爱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国，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

　　2日18日，他与何善舟讲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

　　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还有来自两个侄儿人生路径的鲜明对比。一个侄儿是共产党员，讲共产党光明、大公、团结；一个侄儿是国民党，哭诉国民党黑暗、腐败、无能。

　　就这样，他以“我不下地狱谁下”的无畏精神，为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争和平奔走呼唤，并力做“狮子吼”：

　　“我们人民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强起来了……那便是真正的民主！”

　　“这是人民的力量。因为是人民的力量，所以它是伟大的，谁也不敢抵挡！”

　　“立即结束国民党独裁专政！”“建立联合政府！”

　　……一吼高过一吼，一吼比一吼激烈！

　　1946年3月17日，他为“一二·一惨案”死难烈士出殡亲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公葬上，他沉痛而坚毅地说：“今天，我们在死难者面前宣誓，我们的方向是民主。”“我们将以更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 ”

　　6月底，他说：“我们愿把我们内部合作的精神和经验，贡献给全国各党各派，乃至无党无派，来共同完成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的建设。”

　　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第二天，他亲笔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个倒下去，可看得见千百万个继起的？”

　　当传来国民党黑名单上第二个要暗杀的就是他闻一多时，他坚定地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诸事不能进行，何以慰死者？何以言民主？”

　　７月15日上午，在李公朴悼念大会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下午，他又主持了《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介绍了李公朴的事迹，揭露了李公朴被害的真相。

　　反动派恼羞成怒，下午五时许，在他回家距离家门口不足十步的地方，最终对他下了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