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是人类重要文化遗产，众多道路形成的交通网络是古代国家的兴国之要、强国之基。道路不仅具物质属性，还被赋予了文化属性，不仅是“形而下”之“道”，更承载了“形而上”之“道”。秦楚古道作为古代中国南北之间的一段交通要道，见证了文化变迁和文明历程，承载着中华民族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发展。春秋战国以降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秦汉国家治理的革新，也推动了国家在乡里治理上的积极探索。在乡里社会演变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流动的控制与治理、对乡里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治理、对宗族组织兴起的管控与治理，体现了秦汉乡里社会治理的主要特点。近日，记者就古代中国道路交通与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相关话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发生深刻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秦汉之际，中国形成大一统的政治体、经济体、文化体。其中，道路交通网络的发展对于国家治理起到哪些作用？

　　卜宪群：道路交通的发展极大方便了人类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区域化中央集权的产生，中央直接统辖地方和选贤任能的治理理念，推进了郡县制、官僚制、户籍制、赐爵制以及法律等相关制度在各国的产生，社会结构因此得到重大调整，原先人们几乎固化的社会身份、地理空间分布与职业等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要在中央”、国家统一、郡县体制是我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统一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符合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分散、民族复杂的实际，也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构建道路交通网络、促进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仅发挥出政治功能，也发挥出经济、社会与文化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从宏观上和理论上看待和把握秦汉时期的道路交通、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卜宪群：道路交通与秦汉政体的建立、秦汉经济的运行、秦汉文化的发育关系密切。“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乡里（村）治理始终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十分关注的问题。秦汉作为中国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开端，尤重乡里治理的制度建设与创新，传世文献有很多记载，简牍材料又有十分丰富具体的补充，相关研究日渐深入，成果丰厚。但是，如何从宏观上和理论上看待和把握秦汉的道路交通、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特别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总结其历史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仍然有不少尚待探讨的问题。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基层社会结构较之前有了重大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国家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在发生深刻转变，其表现就是乡里基层组织的建立，国家权力快速向基层社会延伸。至秦汉大一统王朝确立，政令畅通，乡里基层组织构建更加完善，其职能几乎覆盖乡里社会各方面事务。

　　强大的中央集权是乡里治理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四百多年的历程中，秦汉两代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乡里治理模式之先河。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结构变化，带来了哪些乡里社会问题？有哪些深刻的历史教训？

　　卜宪群：乡里社会流动与社会管控是秦汉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秦汉四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乡里社会问题，同样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概括地说，秦汉乡里社会经历了一个由较为单一、相对平等的编户齐民社会结构，向豪民崛起这一社会结构转变的历程。这一转变，不仅深刻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也对汉代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历史证明，强大的中央集权是乡里治理的关键。中央集权强，乡里治理好；中央集权衰，乡里治理乱，这是一条历史经验。但由于秦汉国家乡里治理的主体是地主阶级政权，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乡里民众的利益。当中央集权受到破坏时，乡里治理就不断受到来自腐败政治的干扰，急政暴政导致民不聊生，贪官污吏的苛求导致小民冤苦不堪，察举制腐败致使民众甚至部分士阶层失去政治上升渠道。乡里社会豪民宗族势力的发展，致使土地兼并不断加剧，百姓流亡他乡。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实际处于涣散无力的境地，无力承担国家治理的重任。此时，要么统治阶级内部实现自我更新，要么民众揭竿而起。两汉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延续时间比较长的王朝，但仍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历史周期率的陷阱，这无疑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制度文明与治理体系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载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高度重视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守正创新。中国古代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对后世中国历史有哪些深远影响？

　　卜宪群：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的产生必然伴随着制度建设，中华民族在各历史时期都创设了独具特色的制度体系，制度建设内涵丰富，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相伴随，重点体现在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七个方面。

　　我国夏商时期，各种制度建设已初具规模，但就重视国家制度的系统性设计而言，还应当从西周初年开始。周灭殷后，面对复杂的形势，周武王曾访于箕子，求教治国之道，殷遗民箕子向周武王提出了“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的制度安排构想。“彝伦”指法则，“攸叙”指正常秩序。“彝伦攸叙”指构建合理有序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一宏观的制度构建思想，对后世中国历史影响深远。重视制度安排，是历朝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制度体系需要通过治理体系的实践表现出来，治理体系是制度体系完善与否的检验，是制度体系的实践形态。将成功的治理实践再上升到制度体系，实现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中华文明经历了不同社会形态，经历了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发展阶段，也经历了不同文化与民族间的碰撞与交融，但在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上从不迷失方向，而是能够做到与时俱进。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大变局，推动了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带给中国的是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18世纪之前的传统中国，曾经创造出具有深厚内涵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载体，是中华文明长期稳定发展、不断前行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