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一代为何成为倦怠的一代？”从《我差点活得很辛苦》《那是不公平的》到《倦怠的一代》，这些年关于韩国“经济危机世代”的书籍更多充满自我挫败感，而非自助向上。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韩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戛然而止，同时“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迅速展开。韩国就业低迷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逐步加深，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出现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韩国人被称作“经济危机世代”。他们面临的生活困境，以及韩国政府的应对引人深思。

　　“经济危机世代”的最明显经济社会特征，是长期的就业难、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化以及社会竞争加剧。如果把经济自立、建立家庭看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成年”的标志，那么“经济危机世代”步入“社会成年”的年龄在不断延迟。在不能实现经济自立的情况下，结婚和生子不再是“经济危机世代”成年后的必然选择。据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3月20日发布的数据，在2022年结婚的韩国女性中，40至44岁的人数（1.0949万人）多于20至24岁的人数（1.0113万人）。韩国已经连续两年出现这种明显的晚婚现象。韩国统计厅3月23日公布的《2022年韩国社会指标》显示，半数韩国人认为一辈子完全可以不结婚，10到29岁年龄段中近六成认为婚后不必生育。造成晚婚与不婚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例如生育观念改变、女性受教育时间延长等，但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即便结婚，“经济危机世代”的生育意愿也大大减弱。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为0.78，创下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方面，“经济危机世代”的生活困境使得韩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愈发难以应对。从社会人口结构层面来看，“经济危机世代”人生轨迹的改变加剧了韩国的少子化趋势，使得社会抚养比进一步恶化。从家庭层面来看，韩国家庭中世代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经济危机世代”的经济困境通过家庭纽带传递至父母，削弱了他们父母的养老储备。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世代”遭遇的生活困境引发韩国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势力关于公平和分配的争论。这种争论被政治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

　　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世代”的生活困境，2000年以后韩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青年就业、鼓励生育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也针对“学历通胀”现象着手对韩国的教育进行改革，但到目前为止收效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一些社会问题虽然集中出现在某个人群或者某个领域，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出发进行全盘协调，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想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危机世代”的就业和生育，还需要使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平衡发展，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共同着手进行引导和调整。

　　第二，社会治理不能被动防范，而要积极预先干预。韩国政府之所以无法从经济社会结构存在的根本问题出发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世代”面临的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国的应对是被危机倒逼进行的，政府应对的空间缩小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一直关注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的关注不足。进入21世纪，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三届政府的发展观逐渐发生转变，但社会质量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三，需要关注年轻人的发展机会，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考虑不同世代均衡发展的问题。在物质相对匮乏时代出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就业的世代更容易获得幸福感，而在物质相对丰富时代出生、在经济低速发展期求职的世代抗压能力更弱。年轻人的发展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未来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应该对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给予更多关注，使他们拥有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的机会。

　　第四，社会治理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在韩国，世代之间的资源分配引发社会的矛盾对立，引发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质疑和对社会福利体系的不信任。应该时刻注意维护平稳良好的舆论环境，不受特定利益集团影响，不因此产生无谓的社会矛盾。

　　第五，着眼于未来产业发展的需求，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引导全社会树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观念。在积极提升全民教育水平的同时，关注和警惕中产家庭的“学历通胀”问题。为此，要警惕“唯学历主义”，应该让有一技之长的人和体力劳动者都得到社会尊重。与此同时，也应该对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进行前瞻性的调整，培养更多符合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