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文库

《清代国家统一史》（全两册）

邢广程、李大龙 主编

ISBN：9787522706528

2023年4月

定价：388.00元

作者简介：

邢广程，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边疆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委会主任、《中国边疆学》集刊主编。2013年获俄罗斯“普希金奖章”，2020年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荣誉博士”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苏联历史、俄罗斯及中亚问题、周边国际环境和中国边疆问题。

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出版行业领军人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疆域理论、古代边疆管理机构、历代治边思想与实践、汉唐边疆史、高句丽历史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首批重大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国家统一史”的最终成果。全书从“国家统一”视角展开，在充分吸收清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从时间、空间、制度等不同维度系统阐述了清代国家实现统一，巩固和维护统一的历程；从巩固和维护统一的视角全面论述了清代治理边疆的史实，呈现了清代国家统一的全貌；梳理了清代经略边疆的过程，并对其得失作了客观的评价。多民族国家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由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共同缔造的。清代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大一统格局，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定型时期，正确诠释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644年明朝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军队的威逼下上吊而死，崛起于东北地区的满洲则趁机兴兵入关，谋求成为“中国正统”。为了建构“大一统”王朝，清朝的“大一统”思想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并在其指导下实现了疆域远超历朝各代的“大一统”。清朝的“大一统”思想由皇太极时期的萌芽，经过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不断发展，最迟在乾隆时期已经完善，其外在标志即是《大清一统志》的编撰完成，将清朝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物化了。不管获得“天锡至宝”（传国玉玺）是否是皇太极的“一统万年之瑞”，但天聪十年（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之后的皇太极君臣已经普遍认为“一统基业，已在掌握中矣”，说明构建“大一统”王朝已经成为清朝统治者的理想追求。顺治五年（1648年），定鼎燕京之后的顺治皇帝诏谕西藏使臣“方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一如旧例不易”，俨然已经取代明朝成为“中国正统”，而康熙皇帝则于二十五年（1686年）设置了“一统志馆”开始编撰《大清一统志》，并明确宣称 “朕为天下大一统之主”，意欲将自己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实施效果展示给世人，遗憾的是并没有对“大一统”思想做系统阐述，而《大清一统志》的成书则延续到了乾隆五年（1740年）。不过其子雍正皇帝则撰著的《大义觉迷录》对清朝的“大一统”思想做了系统诠释，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清朝的“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大一统”思想并不是对历代王朝“大一统”的简单承袭，而是在历代王朝“大一统”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是集大成者，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诠释“大一统”并从中确立清朝的“中国正统”地位。清朝继承了传统“大一统”思想的核心内容，并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明确认定为乃“大一统之义”。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并没有避讳其源出“东夷”的身份，而是将“满洲”定义为“犹中国之有籍贯”，进而认为“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借以为清朝乃“中国正统”申辩，并视清朝为历代王朝的延续，不仅为“中国之主”也为“中外臣民之主”，而为了让“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清朝统治者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诠释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敕令中的零星阐述，也有系统的论述，此即是雍正皇帝专门撰著《大义觉迷录》系统阐述清朝乃“中国正统”，并将《大义觉迷录》刊刻“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清朝的“大一统”已经突破了传统“中国”和“华夷”范围，其“天下”已经拓展为包含“中外”的“天下”，视野更为宏大，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已经由一种理想逐渐演变为现实的以清朝皇帝为核心的“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秩序。

第二，通过《大清一统志》的编撰来明确“大一统”天下的范围。对“天下”范围缺乏明确的界定，是今人将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归为理想化进而给予否定的最主要原因，但忽略了这种情况并不是贯穿始终的。在传统“大一统”思想中“天下”是一个动态的范围，而随着元朝“一统志”的出现其性质也在发生着改变，尤其是清朝在元明基础上对“一统志”的认识和实践已经完全不同，成为其“大一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对中华大地的有效管辖在清朝统治者观念中是“大一统”完成的重要标志，康熙皇帝建孝陵神功圣德碑记顺治皇帝功绩即有“由是下楚蜀，平浙闽、两粤滇黔，数年之内以次扫荡，遂成大一统之业”。由此清朝继承和发扬了元朝撰写“一统志”的做法，并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设置了一统志馆作为专门机构负责《大清一统志》的编撰。乾隆五年(1740年)编撰完成的《大清一统志》是清朝将“大一统”思想付诸实施并明晰化的体现：“圣祖仁皇帝特合纂辑全书，以昭大一统之盛。卷帙繁重，久而未成。世宗宪皇帝御极之初，重加编纂，阅今十有余载，次第告竣。自京畿达于四裔，为省十有八，统府州县千六百有寄。外藩属国，五十有七。朝贡之国，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舆所载，方策所纪，宪古证今，眉列掌示，图以胪之，表以识之。”用“一统志”的方式将“大一统”天下明晰化虽然是元明两朝就有的做法，但就范围和内容而言理想与现实还是存在较大差距。清朝则在元明基础上更加具体细致化，并通过续修和重修《大清一统志》将清朝实现和巩固统一的过程及时完整地记述下来，以彰显清朝乃开创“大一统”盛世之王朝。也就是说，清朝对“大一统”天下的认识，既有对历代王朝的继承和与前代“大一统”王朝疆域的对比，同时也是基于清朝开疆拓土的实际而有所发展，即如雍正皇帝所言“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与传统“大一统”思想相比，清朝的“大一统”思想减少了很多理想的色彩，也更令人信服。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虽依然不断强调清朝皇帝乃“中外之主”，但清朝也在《大清一统志》所记述的疆域范围内试图明确直接管辖的范围，而这一过程是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和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的，而雍正、乾隆两朝接续了划界的做法，通过签署《布连斯奇界约》《恰克图界约》《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恰克图市约》等，明确了和俄罗斯的东北和北部边界。清朝的这一做法，一方面在前代基础上拓展了传统“大一统”天下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是传统“大一统”思想与近现代国际法理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接轨。

第三，强调“一体”，消弭“华”“夷”之间界限，塑造“臣民”群体。和以前的历朝各代一样，清朝的“大一统”思想中也有“华”“夷”的区分，如上述也不避讳“满洲”属于“东夷”的认定，但却将其定性为具有地域性质的“籍贯”，而且试图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前提下将“天下民人”塑造为清朝“大一统”治下的“臣民”。

或许是对“一体”有着深刻的认识，在记录清朝历史的《清实录》中“一体”一词出现过8435次，施用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有不少是专门针对族群关系而言的。皇太极曾言“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汉人、满洲、蒙古一体恩养”。康熙皇帝曾言，“朕视四海一家、中外一体”。而雍正皇帝在前代继承上不仅说“云、贵、川、广、猺獞杂处，其奉公输赋之土司，皆当与内地人民一体休养”，“满洲、汉军、汉人、朕俱视为一体并无彼此分别”，而且在《大义觉迷录》中对“华夷中外之分”带来的危害做了系统分析和有力批驳：“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雍正皇帝认为只有分裂时期才强调华夷之别：“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雍正皇帝将强调华夷之别的严重后果上升到影响“大一统”疆域的形成方面，认为：“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大义觉迷录》也有大致相同的阐述。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的做法也给出了肯定的认识和评价：“夫人主君临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体。无论满洲、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蕃夷亦并无歧视。本朝列圣以来，皇祖皇考，逮于朕躬均此公溥之心，毫无畛域之意，此四海臣民所共知共见者。”

从雍正和乾隆皇帝的阐述不难看出，面对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和传统“大一统”思想中的模糊认识，清朝统治者试图努力在弥合族群之间的差异，而其最终目的即是塑造“中国臣民”，由此弥合族群差异和塑造“臣民”就成为清朝“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第四，强调“大一统”，追求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六合同风”是传统“大一统”思想所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但就其实施情况看，最初主要是指被称为“中国”的中原地区，而随着“中国”这一天子直接管辖区域的不断扩大，其实行的范围也不断向边疆拓展，如果说唐朝通过建立都护府体制下的羁縻府州制度对边疆尝试进行有效管辖是对传统“因俗而治”的一种突破，那么元代行省制度的建立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代表着边疆与内地政治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明朝将“用夏变夷”观念广泛施用于边疆治理，其目的则是谋求实现边疆与内地在文化上的一体化。实现中华大地更大范围“大一统”的清朝，则在总结前代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谋求“大一统”国家治理的一体化，进而也构成了清朝“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一体”是清朝统治者经常使用的词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尽管“满洲根本”是其国策，而“因俗而治”也时常出现在史书记载中，并被不少学者视为清朝边疆治理的总方针，但对“一体”的追求也是清朝国家治理中无处不在的，即如雍正皇帝所言：“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虽然在雍正皇帝的表述中没有出现“一体”，但“一家之统”“一家之人”“一家之政”的表述却是对“一体”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