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陈炼 通讯员 谭惠灵 马昕）11月17日-19日，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经济哲学研究分会、上海市哲学学会主办，《社会科学报》协办，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承办的“数字经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术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

　　来自全国20余所重点高校、科研单位及企业的学者们齐聚一堂，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论域、数字经济范畴的哲学解读、新质生产力与智能化生产方式价值评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新解以及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隐忧等五个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参加“数字经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术研讨会嘉宾合影 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原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最大化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数字经济智库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数字经济既离不开技术向度的理性解答，更需要哲学反思追问它的社会存在依据。任何对宇宙自然密码的解读，都是对宇宙的理性化、真理化的哲学省察过程。经济哲学团队配置优质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为数字经济健康、良性、科学发展提供必备的智力支撑恰逢其时。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姚玲珍提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它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姚玲珍认为，回应重大问题的挑战，关键在于学术界必须彻底打破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壁垒，尤其是综合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的优秀学术资源，以马克思主义核心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武器，追求数字经济发展的政治与哲学目标的实现，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原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吴晓明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知性科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今天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数字经济的联系，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以及思考主题的时候，它的基本背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展开。当我们面临一般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如何在实践上能够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在中国同样要通过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关于经济哲学研究的主题，吴晓明认为，真正的重点和难点并不在于一般趋势，而在于经济哲学的研究如何同中国的现实、同中国经济生活的发展能够联系起来，并且实现它的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蕴含着批判与建构的辩证逻辑。中国马哲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郝立新认为，要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和一般经济、数字经济与数字资本主义这两对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原理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展开批判，更需要立足于当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这一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积极挖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蕴涵的建构性因素。本次会议对于数字经济的本质问题、特征问题、规律问题、愿景问题、未来问题等都做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会议对数字经济的概念理解上有所拓展，梳理了数字经济有几个维度，如生产力的维度、经济关系的维度等。我们要避免数字经济概念上过于宽泛，要有明确的界定。尤其需要做好把概念加以细化、界定、限制的工作。专家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角度透视问题，形成了多学科、多视角的交叉研究，发挥了相互启发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徐龙炳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思辨的政治经济学，也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存在论的追问。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坚持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互动传统，使单一的经济学分析视角转入综合分析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在考量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和解放予以关注。自觉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反思数字经济问题，有着三个特殊优势。其一，从经济、政治、哲学三个坐标中聚焦数字经济的深层内在本质关系；其二，注重问题透视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其三，经济事件由平面的知性分析直接进入立体交叉的理性反思领域。 

　　聚焦数字经济范畴的哲学解读

　　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数字信息技术座驾下经济形态自身的演变，更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深刻变革。这不仅要求从技术发展层面探讨数字经济的经验知识，更要从社会存在论本体论的角度追问数字经济的哲学本质，剖析现实的人在数字化经济形态中的生存境遇与未来命运。

　　以数字化生存解读数字经济的哲学内涵。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张雄认为，从哲学视角追问数字经济范畴应该上升到对数字化生存世界的反思，数字化生存是人类长期追求自由、创造历史活动的产物，具有三个特征：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共存、比特与原子同在、理性计算与非理性情感共生。现实历史发展总是在充满异化、背反、祛魅和辩证否定性运动中行进。数字化正能量的发挥也同时遮蔽了人性弱点、盲点的事实，如，“人类的形式化”现象在所难免。所谓“人类的形式化”，主要指人类对工具理性的心理依赖及崇拜。康德认为，人是目的，而且是一种无法用任何其他目的来取代的目的，别的东西都应当仅仅作为手段来为它服务。“人类的形式化”表现在：在现代性的规制下，数字资本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宰制，更加快捷、更加精准、更加隐蔽、更加肆无忌惮。

　　以唯物史观定位数字经济的哲学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魏小萍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数字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人能动改造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最新成果，彰显了人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抽象虚拟的数字背后依旧是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与物质交往关系，数字经济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现实反映，人类劳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之一，是理解数字经济哲学内涵的具体理论切入点。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能否有效分析万物互联时代的数字劳动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核心话题。魏小萍尝试依据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互联网时代数字劳动的新特征，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去分析这其中蕴含的相关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理解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及价值转移和价值分配问题。

　　从科技进步、资本运动及社会形态三向度定义数字经济范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萍认为，从科技进步角度看，数字经济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以互联网、计算机为技术基础的一种经济形式。从资本运动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核心，以信息流量为基本结构形成的一种数字化经济即平台经济。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平台为基础，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除此之外，还可以从资本主义危机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于暂时性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意义。从20世纪经济史的角度思考，数字经济到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它一定要通过危机扫除道路，在危机当中不断开辟新领域，产生新的资本。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分析一下数字化经济到底从哪产生出来的？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带来了什么问题？对经济的影响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何萍认为，首先，从第一个向度看，强调数字经济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和计算机为技术基础的经济形势。并以此为基础理解数字资本同金融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其次，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动形式。再次，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文明形态。

　　从技术哲学向度透视数字经济的本质存在。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天恩认为，数字经济的技术本质表现为数字编码可以通过对接赋能编码和观念编码变革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信息在数字化时代取得了数字编码、赋能编码、观念编码的存在形式。作为观念编码0和1，和计算机内部线路电流的开和关直接对接，从而将信息和赋能编码直接关联起来，而界面作为人与数字信息的互动中介，意味着数字编码可以通过操控信息并以界面为中介改变人的意识和行为，人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自觉行动改变相应的信息记录，从而切实影响市场运转、资源配置方式与劳动方式、就业格局等。

　　数字经济有着五种融合功能。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刘荣军认为，从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出发可将数字经济的基本意涵归纳为三点，一是作为技术要素的数字经济；二是作为技术形态的数字经济；三是作为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形态意义上的数字经济，有着五种融合功能：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产销融合、数实融合、人机融合、市政融合使得人类社会借助数字经济迎来一个新的独立的经济形态。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讲师刘倩认为，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涉及大量的科学技术的使用，无法用传统经济学的定价机制衡量其价值。比特经济时代的复杂劳动凝结了巨大科技与信息量，从而创造出远大于简单劳动的价值。这种科技含量一方面影响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寡，科技含量高的商品效用度大大提高，科技附加值提高；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比特劳动中的比重不断凸显，表明人类智力因素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新劳动的独创性彰显了创造性破坏的巨大价值。

　　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产生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涂良川认为，资本在自我审视与利益判定的前提下，全力推进数字技术与资本深度结合，产生了今天的数据生产资料化、功能服务化与食利普遍化的数字经济逻辑。数字资本主义秉承资本逻辑的本质，以经济形式的变革打造了今天保障资本增殖的政治逻辑，这既是今天数字经济异化困境的缘由，也是世界经济保守主义抬头的原因。因此，只有我们真正打破私有资本的逻辑，使诸如数字技术这样的高科技真正成为“我们共同的财富”才有可能推进当代经济的健康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 

　　数字经济发展为人类自由和解放创造了新契机

　　近些年，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参与社会生产生活。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进步，生产的数据化、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新的经济范畴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数字生产力的新发展，客观上要求生产关系的新进步。

　　数字劳动范畴的出场体现出数字化生产方式的具体变化。《文汇报》理论评论部主任杨逸淇认为，随着大数据、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兴起，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带来个人劳动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层转变。就个人劳动方式而言，数字技术消弭了工作与休闲、生产与消费的界限，扩大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社会生产方式而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信息资源的数据化，推动了企业组织从孤立且垂直化的传统科层制向联结多部门、多主体、跨企业的网络化平台组织转变，造就了平台经济这种高效的产业组织形态。

　　人机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为人的自由发展奠定基础。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沈斐提出，人机关系历史演进的总体趋势呈现“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机器是人”三大阶段，这反映了人类从附魅的神性自然转向祛魅的机械自然观，最终转向主体性高扬的人化自然观。“机器是人”是人机关系在数智时代的集中体现，智能化科技革命改变了人的基本生物学形态和认知形式，使人的认知能力对象化为智能机器。同时，人工智能将代替所有的传统产业岗位，为产业结构全部进入服务业奠定基础，使服务业成为建立在自觉分工基础上的新兴行业，这将为每个人自由发展奠定基础。

　　数字化生存蕴含着扬弃自身的解放路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薛俊强认为，数字化生存世界体现人类技术进步与人类精神异化同在的二元悖论，它彰显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强力意志，也使人类精神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批判力。数字化生存及其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人类精神在历经数字化时代洗礼锻造后将真正获得自由解放。只有塑造人们洞悉数字化生存世界谜底的风险辩证法意识与实践生活智慧，从而扬弃数字化生存世界的矛盾悖论，方能化解其对人类精神的规训统治，实现人类精神自由解放。

　　数字经济逻辑将社会共同性推向数字共同性。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青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数字共同性越来越强。在发达商品经济方面，共同性维度已经开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全球化都是这种社会共同性的表现。数字经济将社会共同性升级推进，不仅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表象，也包含着对数字共同性的剥夺。因而，数字共同性一方面是数字经济的动力，同时也是否定性的原则。 

　　AI智能发展与新质生产力持续变化

　　21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升级与推广应用，算力与算法全面开启了智能化转向，智能算法对数据的采集、分析、运用加速了产品设计、供需匹配、商品交易、售后服务等经济活动效率，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性与交易成本在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的加持下大大降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迎来了质的突变。

　　AI智能发展促使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社会科学报》社长兼总编段钢认为，AI智能是指现代智能机器通过算法、数据处理、组织架构获得了类人心智，这种类人心智具备强大的存储能力、快速的计算能力、及时的数据交换力，能够比人更加高效地完成一些复杂劳动，实现了劳动史上质的飞跃，但AI智能离不开对人类思维和肢体的运行逻辑的模仿。数字时代智能系统的运行始终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并且始终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将依靠数据算法达到的认知，促进我们未来世界将会按照新的逻辑运行。

　　AI智能发展折射出人类认知形式的演进。海亮集团孙洪钧表示，人机关系的历史演进反映了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认知形式经历的三阶段转变，一是“形式化阶段”——机器在形式上展开对人类思维的模拟；二是“经验化阶段”——机器开启了对人类经验的模仿；三是“理性化阶段”——机器对人类理性的仿真，在这一进程中人类认知能力不断提升，知识边界不断扩张，人类认知主体性得到新体现。人工智能对于当下意味着一种启蒙。其一，通过智能化以及各种数据来重新认识管理过程，即由结果到过程的过程，就是对物自体不断挑战的过程，这是对知识边界的改变；其二，人工智能对人力的替代将使人类有更多的时间发展教育事业；其三，人类不断对机器的开拓，意味着人力资源不断地进行转换。当然，这种新的历史变革也带来尖锐的挑战，“人是目的”将走向何方？人如何驾驭人工智能值得深思。

　　智能化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跨越。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程认为，智能化生产力是当下生产力质变的最重要的特征。当前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特点是机器学习，即机器有了自我意识和学习能力。因此，智能化生产力的质变特征体现为四点：一是生产力开始实现了自我运用和自我提升，具备了自我意识；二是生产力的质变必将带来对资源的重新认知，智能化思维本身将作为推动生产力的重要资源而存在；三是生产力的质变是基于算力的质变而形成的；四是智能化生产力的质变必将带来人的能力的质变。从哲学上分析，智能化生产力是人创造的新的对象化的世界，它具备了自主精神的特质，与人相对立，同时彰显了人的自我完善的禀赋和自我超越的精神。

　　新质生产力是AI智能发展的必然结果。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熊亮认为，人工智能经历了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强人工智能三个阶段。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强人工智能，它实现了三个飞跃：一是要素的飞跃。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均发生了质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比特式的信息传输方式。二是功能的飞跃。在人工智能时代，各行各业都发生了伟大的变革，包括所有制的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社会领导阶层的领导方式问题。三是创新方式的飞跃。主要体现为开放式的创新，从1~N，使得创新成为无限可能的空间。同时，新质生产力也带来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爆炸式、指数级的生产力在迫使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如果说以往的生产力是在解决短缺时代人的生存问题，那么，新质生产力是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解决一种高品质的生活目的如何实现的问题。自由劳动成为第一生活需要，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数字金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特征。香港直达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高级顾问申唯正认为，金融强国离不开数字金融。数字金融是金融与数字技术结合的高级发展阶段，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的发展方向，其对于优化投资环境、维系国家金融安全、促进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数字金融的历史出场也是数字化实体经济以及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当下中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以及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实现“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需要做到三点。其一，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其二，要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其三，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李书娜认为，数字生态这个概念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它不仅包括数字技术生态，还应该包括数字经济生态、数字政治生态、数字文化生态。这些不同的向度和维度共同构成了数字生态的丰富内涵，这些不同的向度和维度并不是一种并列关系，其中数字技术生态应该是后者的总前提和基础。比如说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人类生存”，这个“数字经济背景”的前面应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是数字技术对于生产力的推动。 

　　思考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深层忧患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催生了数字经济这一全新经济形态，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幻化出一种主宰人类社会发展的外在主体，同资本逻辑相融合宰制着人类生存境遇，衍生出新的数字拜物教或智能拜物教。对这种新型态势的思考和查审反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层忧患。

　　人机关系由座驾与被座驾衍变为一种“管道式”关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表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座驾与被座驾之间的关系，数字技术背后是物的存在，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管道式”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瓦解为孤立的人同手机等数字技术产物之间的关系，社会化的人在数字技术所构筑的“管道”中被进一步消解为孤立的个人。

　　数字经济催生出平台剩余价值这种新型剥削形式。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卜祥记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平台经济这一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导致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剥削从传统工厂扩大至数字平台。平台剩余价值生产有两大来源：一是平台资本分割其他产业资本所雇佣的产业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二是作为平台受众的产消者无偿提供的信息数据以及购买相关付费服务。与此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主体层面同样发生了扩大，剩余价值生产主体从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扩大为流通领域的消费者。

　　数字异化表现为劳动异化基础上的精神异化。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范宝舟认为，数字技术发展导致了劳动异化基础上的精神异化，主要呈现为数字技术及其产物对人的意义逻辑、叙事逻辑、审美逻辑的扭曲，其中数字媒介所导致的感觉至上与符号至上是精神异化的关键，数字化社会充斥着符号、影像、感官刺激，控制着人的审美能力与意义感知。

　　数字化生存具有自我否定的历史限度。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康翟认为，垄断资本的过剩积累、低利率环境下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借助信息控制市场需求的努力，加速了数字化生存的历史性生成，表现为生活时间和空间被剥夺、社会凝聚力的消解、算法操纵所带来的主体性丧失。站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上，数字化生存既有其来历，也必然有其限度。通过引导技术向善，人类将可以突破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让数字技术服务于构建人类构建美好生活，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资本逻辑制造着当代人的数字化迷思。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任瑞敏提出，数字化技术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颠覆了人们对于时间-空间的习惯性认知以及所感知的物质世界的形式结构，制造了当代人的迷思。这一迷思总体体现为平台资本的出现营造了“共享”假象，数字化技术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同收费的责权利界分结合起来，将商品转化为服务获取利润，共享的实质乃是平台资本凭借对准公共产品的垄断无情收割剩余价值。

　　张雄在会议总结中表示，本次会议从“什么是哲学视域下的数字经济范畴”“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维度的透视：数字经济思想史追问、智能化技术发展史追问”“与数字经济相关的11个范畴的辨析”“与数字经济相关的12个原理分析”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度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下一步，经济哲学研究团队要根据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研究目标进一步聚焦，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献计献策，这是经济哲学研究最根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