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梁启超逝世90周年。在清末民初，梁启超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启蒙者，人称一部梁启超传记就撑得起半部近代史。梁启超在1898年“保种保教”的百日维新中登上历史舞台，后人将百日维新誉为“康梁变法”。

　　梁启超原本是康有为的弟子，康有为一生提倡“儒教”，而梁启超的宗教观却几经重大变化：早年信奉儒教，中年反思乃至批判宗教，晚年膺服佛教。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

　　宗教与国家盛衰的关系

　　梁启超早年受康有为的影响极大。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强大，是源于宗教改革、复兴古学这一剂良药：“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革命，而古学复兴也。盖宗教者，铸造国民脑质之药料也。”中华文明在秦汉之前并不输于古希腊文明，但汉之后每况愈下，都是因为封建王朝“保一家”而不知“保天下”，背离了儒教的教义。只有到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才恢复被淹没的儒教本旨。故此，早年的梁启超相信孔子为儒教的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康有为发起的新学相当于中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国自秦汉数千年来未有宗教家，康有为是中国千百年来第一位宗教家，是马丁·路德式的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到的西方政治、社会、宗教各种学说日渐增多，眼界逐渐开阔，改变了原有的宗教观。以往，梁启超认为“保国保种”必须先“保教”，只有通过宗教改革使儒教强大了，中国才能强大；但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西方资讯后，梁启超发现，“保教”未必保国，宗教强大未必国家就强大：“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今欧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凭借教令为衣食者耳。实则耶教今日亦何尝能强，其澌灭可立而待矣。”天主教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势力很大，有国教的地位，但这3个国家在欧洲并不强大；而实行政教分离的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反而国力强盛。基督宗教在欧洲的势力也在减弱，宗教强大与国家强大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甚至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清末民初的许多启蒙思想家之所以关注宗教关系，并非单纯关注宗教本身，而是关注宗教与国家强盛或衰落的关系问题。早年，梁启超讴歌儒教，是认为通过康有为式的宗教改革让儒教强大起来后，可以“保种保国”，增进国民之“智识”，改变国民之“思想”，一国之兴衰强弱，全系于此。但梁启超在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后，改变了这一看法。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的进步来源于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则来源于破除对教主的迷信：“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倍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稣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西方启蒙思想家大都以攻击基督宗教著称，故今日即便要通过复兴儒教来使中国强大，也决不能通过“尊孔”塑造出一个教主来压制思想的自由。

　　在这一时期，虽然梁启超认为西方启蒙思想家多攻击基督宗教，但并未对基督宗教有特别的敌意。早先，康、梁提倡的“保种保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保儒教来抵制基督宗教；但恰恰因为梁启超改变了“尊孔”、独树儒家为一尊的固有想法，开始提倡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反而更多地看到了基督宗教的长处，反对盲目排外，大大缓和了以往对基督宗教的敌意。既然西方社会中强大的国家早已实行政教分离，基督宗教在欧洲都已经开始衰落，那何必让基督宗教还在中国传播呢？梁启超对此的回答是：“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利权者。中国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彼其真信教者，则何害于中国？耶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梁启超认为，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中有真信仰者，像广学会这样的基督教机构在传播西学、开发民智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值得肯定；而且基督宗教在学校教育、卫生医疗、助残济困方面多有善举，其慈善事业亦不容否定。因此，梁启超认为，对于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应该持开放的心态：“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佛教纳之，回教纳之，乃至张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纳之，而岂其有靳于一耶稣。且耶稣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而畏之如虎，何为者也？”中国地大物博，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佛教、伊斯兰教都曾传入中国并绵延发展至今，道教、民间劝善信仰亦在中国广泛传播，何必唯独拒斥基督宗教呢？“至于各国政府与乡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这些披着基督宗教外衣的不法行为，只要“政事修明，国能自立”亦不足畏惧，“主权在我，谁能侵之？”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特别着力批判宗教对自由思想的压制，认为西方人的宗教概念实则是迷信，最重要的不过两点：“起信”与“伏魔”。所谓“起信”，是迷信教主之言；“伏魔”是压制不同于教主之言。所以，以“起信”与“伏魔”为特征的宗教最终都会压制自由思想，不利于开启民智、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于起信，（耶教受洗时，必通所谓《十信经》者，即信耶稣种种奇迹是也。佛教有《起信论》。）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也，于人群进化之第一期，虽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后，则或不足以偿其弊也。”如果单纯从理论上讲，梁启超对宗教是多持负面看法的；但梁启超毕竟不是书斋里的思想家，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家、革命者。一方面，梁启超固然看到了现实社会中宗教的诸多负面影响，但同时，作为行动者，梁启超又不能无视宗教在社会中的强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