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贾公彦提出，“译即易，谓换易语言使相解也”。方梦之在《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英文中的“翻译”（translation）概念同样强调的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传统译论中的“翻译”概念指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翻译三分法中的“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除了以语言为前提外，“翻译”概念还有另一个虽未明言却属默认的条件，即翻译是围绕单一固定（源）文本展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翻译行为的内涵和外延已远超“语际翻译”所能涵盖的范围，翻译的语言中心主义不断被打破，翻译文本也日趋多元化，从可细分为字、词、句、句群、段落、语篇等可独立成篇的纯语言文本到涵盖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多种符号的超文本（hypertext）均被纳入翻译的（源）文本范畴。

　　既然“语际翻译”不再是“翻译之为翻译”的基本前提，那么“单个固定（源）文本”是否仍为翻译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答案是否定的。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在（源）文本并非单一固定文本的情况下，同样存在翻译行为。比如，在一些作品中，作者会将头脑中关于某一文化的思想直接转换为不属于该文化的语言。从翻译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转换属于将头脑中的无形思想符号转换为有形的语言符号的翻译，所涉及的（源）文本并非单个固定文本，呈现动态化、多样化的文本来源特征。此类“写中有译，译中有写”的译写行为与翻译现象，没有像传统翻译那样以单一固定（源）文本作为译写根据，可称为“无本译写”。与之相对，传统翻译可称为“有本译写”，“有本”为“有单一固定（源）文本”之意。

　　关于译写中“译”与“写”的关系，则要先区分是有本译写还是无本译写。在有本译写中，“译”是目的，“写”是“译”的必要手段。而无本译写的目的往往在“写”，无“写”便无“译”，但无“译”难成“写”，“译”是“写”的必经之路，并最终成全了“写”。无论是哪种译写，其动力与需要并不在译写所借用的符号，而是符号所属的文化。奈达（Eugene Nida）指出，语言根本而言是体现文化特色的符号。语言符号如此，其他符号亦不例外。而不同文化拥有不同的表意符号，并且赋予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亦不尽相同。因此，译写的根本动因在于文化的差异，具体而言是作者/译者所使用的符号与符号的所指分属不同文化所致。正因如此，诺德（Christiane Nord）认为，翻译应隶属于应用文化学，而不应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子范畴。

　　无本译写中“译”与“写”所占的比例，会因译写的目的和主题内容不同而产生相应变化。“译”与“写”构成一个连续体的两端。如果一个作者用本文化符号或异文化符号，书写该符号所属文化且不涉及其他相异文化时，则可称为纯粹的“写”；如果译者用本文化符号或异文化符号，仅书写与该符号所属文化相异的文化而不涉及该符号所属文化时，则可称为纯粹的“译”；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则均属于译写渐变连续体。考虑到译写者特殊的译写动机和全球文化交流互融的现实，抛开文本大小不谈，从文本整体来看，纯粹的“译”与“写”都是近乎理想而难以企及的极端情况，而译写则作为一种现实常态而存在。

　　无本译写在学理上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王宏印将林语堂用异语书写母语文化的行为称作“异语写作”。他认为，异语写作中存在大量“显性”和“隐性”的翻译。作者引用资料时自己动手的翻译和引用他人的翻译都属于显性翻译，而将头脑中的母语说法用异语表达出来则属于隐性翻译。基于此，王宏印将异语写作的作品译回本族语的行为称为“无本回译”，“无本”指的是“缺乏文本根据”。显然，无本回译本质上继承了传统翻译中“单一固定（源）文本”的设定，因此才会将具有多种文本来源的源文本称为“无本”。笔者承继这一概念，但将关注焦点置于异语写作中的翻译问题上。无本译写所涵盖的范围不限于异语写作，还包含用语言在内的本文化符号书写异文化以及用异文化符号书写本文化或异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

　　除了是对异语写作概念的外延拓展外，无本译写与异语写作相区别之处还在于，无本译写在术语名称上更能彰显异语写作的本质。翻译与写作共同构成了异语写作的文本生产过程，并且翻译有时会在异语写作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那么，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将这一过程称为“写作”而非“译写”则有失严谨，并且也难以“名正言顺”地将其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当然，王宏印坚持使用该术语的原因在于，其研究焦点并非在异语写作，而是基于异语写作的无本回译。这样，翻译研究的对象领域可分为有本译写、无本译写和无本回译。就此而言，无本译写是对现有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与补充。

　　就身份认同而言，无本译写者主观上往往不会将自己认定为译者，而更多是作者，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一定会严格遵循传统译者翻译过程中所应顾及的翻译规范和翻译伦理。这客观上赋予了无本译写者在“译”的过程中更大的自由乃至操作空间。“译”的客观呈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传统翻译文本的样貌。无本译写中“译”的评价标准也因之应有别于有本译写。与有本译写以“译”为旨归不同，无本译写中的“译”是“写”的附属品。因此，对于无本译写中“译”的探究势必要以“写”为抓手，在“写”的框架下探讨“译”。无本译写者“写”的目的、文本类型（文学或非文学文本）、文化立场等，决定了“译”的功能、文本形式（有形、无形文本）、文本选择、传译策略、方法和最终样貌。“译”又会反作用于“写”，辅助实现并强化“写”的动机与效果。

　　随着数字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海外华人作家、外国作家、世界中国学学者等在书写中国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多地涉及无本译写。并且，这种无本译写从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方面较之传统的基于有本译写的文化外译活动往往更具优势。而无本译写者所处的语境及其在译写过程中的文化立场，影响着译写对象在异域的形象建构和接受效果。就此而言，无本译写研究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助推作用。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