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现代文艺的“立人”运动便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一运动以“立”个体的人、“立”大众的人、“立”民族的人为文艺坐标，既奠定了中国现代文艺发展的“立人”主题，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现代文艺的启蒙、救亡、革命与建设主潮。

　　“立”个体的人

　　“立”个体的人是中国现代文艺的踏脚石。文艺要昌明，民智需开启；民智要开启，培养具有启蒙理性的个体性人格，首当其务。“立人”几乎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艺运动的开山纲领。据此纲领，“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总结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是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郁达夫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立”个体的人，既是批判传统的最大资源，也是现代认同的最主要门径。

　　从后见之明来看，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中国现代文艺的“立人”传统，沿着一反一正两条道路同时行进。反面的道路，是对旧传统、旧事物、旧人的批判。“立人”的正面道路，是对个体人格与个体生活的张扬与肯定。如李大钊在1919年7月6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九号发表的《我与世界》一文中，就直言：“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而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代表茅盾，更是明确道出了新文学与新人（个体的人）的一体骈生关系。在发表于1923年松江暑期演讲会《学术演讲录》第1期的《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茅盾综合西方文艺社会学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认为“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他在1923年12月31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103期上撰写的《“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一文中，也直陈了文学的启蒙使命：“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厉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两条不同的“立人”道路，共同为中国现代新文化初启之际，文学承担“立”个体之人的使命，奠定了基础。

　　“立”大众的人

　　“立”大众的人是中国现代文艺的柱石。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酝酿与转型，中国现代文艺“立”个体之人的使命，逐级移易为“立”大众的人的使命。

　　其时已由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转进为左翼文学领袖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主将的鲁迅，敏锐地觉察到革命文学必须走出个体性的私人小圈子，进入大众的广袤社会生活领域，才能实现由“己之小觉”向“群之大觉”的转变，助力社会革命与文学自身的革命。在鲁迅看来，完成这一转变的基本途径，就是用文艺大众化取代文艺小众化，实现文艺“化大众”的目的。左翼文学的另一位主将瞿秋白，在发表于1932年《文学月报》第1期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中认为，文艺大众化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文艺复兴运动，因此必须将“大众文艺培养大众的人”作为革命文学的根本使命。

　　必须进行语言表述的大众化革命。即要“用俗语写一切文章”，要用一种区别于古文与“五四白话文”的“口头上的俗话”来写作，使普洛文艺运动成为“俗话文学革命运动”。之所以如此，在左翼文学看来，话语与讲话主体（阶级）自古关联一体，没有语言的革命便不会有阶级的革命，从而语言革命的大众，既是革命的主体，也是革命的对象。语言主体与语言对象的这种内在同一性，易于培养自己所热望的大众。

　　必须进行文艺方法的大众化革命。在瞿秋白看来，“普洛大众文艺，必须用普洛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这样才能造就普罗大众的人。具体方法是，通过反对“感情主义”“个人主义”“团圆主义”“脸谱主义”的审美自律性文艺观，突出文艺“从无产阶级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社会斗争”的责分。

　　必须进行文艺目标的大众化革命。瞿秋白认为，大众文艺一方面“应当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为着土地革命，……为着中国的真正解放而努力”，发挥文艺的“为着组织斗争”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还应为着理解普罗大众的人生而写作，为着描写“劳动民众的私人生活的故事，恋爱的故事，宗法社会的牺牲，成家立业幻想的破产……以及无产阶级的理想（社会主义）的解说”而写作，成为大众生产生活与革命斗争的指南针。

　　总之，通过“文艺大众化”来确立“大众的人”，其最终目的正如冯雪峰所言，“是配合着整个政治和文化的情势，在解决着现在很迫切的两个问题的：一方面是迫不及待的革命（抗战）的大众政治宣传，一方面是艺术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从而“文艺大众化”与“大众的人”的确立关系，便不是简单的工具关系，而是互为手段与目的的有机联系。

　　“立”民族的人

　　“立”民族的人是中国现代文艺的拱顶石。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面展开，中国现代文艺的使命也由“立”大众的人逐步让位于“立”民族的人。

　　比如，创造社与太阳社就强调，文学必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必须肩负伟大的民族复兴使命。创造社的核心成员李初梨在1930年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必须成为“一种斗争的文学”，必须成为“立”民族之人的重要武器的观点。可以说，先“立”民族的人，后建现代民族主体，是这一时期以左翼文学为主阵地的中国现代文艺的共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旗帜，是以“民族的”统领“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这一旗帜在经由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转义阐扬后，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的风向标，深刻影响并规约了此后中国文艺发展的道路。

　　依据这一旗帜，“立”民族的人的首要含义，是要张扬并调动文艺的阶级性，即要发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功用。“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借助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艺党性的观点来申援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并根据文艺的一般规律与中国民族革命的现实需求，提出了通过文艺的阶级性来“立”民族之人，进而服务于民族革命战争与新民主主义国家认同的光辉论断。

　　“立”民族的人，还要发挥文艺的社会性。在毛泽东看来，革命的文艺不是照相般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能动地创造艺术生活，并通过艺术生活激发现实生活，“因此它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由于这种文艺可以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并“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因此最终能够造就超越群己利益之上的民族大众，推动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总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的提出及其内涵扩充，标志着中国现代文艺的“立人”传统，已由“个体的人”“大众的人”完成向“民族的人”的彻底转型。自此之后，“民族的人”成为统领“个体的人”与“大众的人”的主体性动力，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当代文艺的人民性方向。

　　中国现代文艺的“立人”传统，正是因应进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中国复杂情势需要的产物。“立”个体的人、“立”大众的人、“立”民族的人，表面上是中国现代文艺高低不同的艺术功用，内里所隐含的却是中国现代社会与中国现代文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方向标。中国现代文艺在启蒙时期对“新人”的呼吁，在救亡时期对“不做亡国奴”的认同，在革命时期对“民族大众”的动员，在建设时期对“人民主体性”的阐扬，都是这一“立人”方向标的激越回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中的人民主体性阐释研究”（23&ZD27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