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学（Egyptology）是19世纪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以解读古埃及文字文献为基础，全面研究古代埃及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艺术，以及建筑、医学等领域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以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为标志。埃及学自创建以来，成为主要由西方人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一门学问。埃及学的这种学科性质是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埃及学产生于欧洲殖民主义时期，受惠于殖民统治和掠夺，是欧洲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发展的结果。国际埃及学界只有3种通用语言，即英语、德语和法语，而现在埃及人使用的阿拉伯语，并不是埃及学的国际通用语。现在埃及人要想学习和研究埃及学，通常也要去欧美发达国家。
埃及学发展到今天已有200余年的历史，这门学科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埃及学局限于对“过去”的研究，埃及学与中东学研究各自为政。也就是说，埃及学仅仅研究古代埃及，对7世纪以来的阿拉伯埃及则不给予关注。众所周知，埃及是一个伟大而经久不衰的国家，她的文明已经持续了近6000年之久。埃及学的研究却使得埃及的历史像滴水不漏的车厢，彼此隔离开来。
其二，埃及学对“过去”的界定模糊，时间下限界定不一。埃及学界对“古代埃及历史”的下限划分，有的主张截止到公元前6世纪波斯统治埃及；有的主张截止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统治埃及；有的主张截止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统治埃及；有的主张截止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统治埃及。
其三，埃及学研究越来越碎片化、孤芳自赏、故步自封，甚至当今的埃及学越来越把“漂亮文物”作为研究对象。期待埃及出现重大考古发现，从而推动埃及学的发展。
其四， 反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使得埃及学的根基遭到动摇，加剧了埃及学这一古老学科的分崩离析。其他现代学科，如考古学、人类学的崛起，也在逐渐挑战埃及学的地位。因此，埃及学将何去何从，是每一个学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对于未来埃及学的构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二是古典学与文明互鉴。
一方面，埃及学研究应力求贯通埃及古今，使“埃及学”名副其实，改变埃及学与中东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局面；探讨埃及人如何走出石器时代，建立了一套持续3000年之久的政治体系，丰富了人类的经验；理解埃及人从远古到当下的漫长的文明演进进程。
埃及学不能发展为古董学，而是要植根于埃及整个历史文明生长之中。其实，古埃及文明的影响在现代的埃及随处可见。比如，埃及的阿拉伯语方言在阿拉伯语世界中最具特色，这是由于埃及古老的历史留下的辉煌遗产的结果。
一位对古代埃及文明颇有研究的现代埃及学者Youssef曾提出，如果你在现在埃及的乡村生活一天，观察埃及人说的话，仍然可以听到许多古埃及人的用语甚至有些来自古埃及国王胡夫（生活于约公元前2500年）和拉美西斯二世（生活于约公元前1300年）时代的话语。
另外，现在埃及人有不吃黑鱼的禁忌，因为相传古埃及神话中冥王奥西里斯的生殖器被尼罗河里的黑鱼给吃掉了。当然，在现在的埃及语中，“黑鱼”（qarmut）一词自然也成为了“生殖器”的委婉语。还有，2011年埃及爆发的“一二五革命”中，游行的群众高呼古埃及文学作品《能言善辩的农民》中的语句：“当好人成为好人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好人；当公平成为公平时才是真正的公平”，要求严惩埃及国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呼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也证明了古埃及文学能够跨越时空，具有亘古永恒的魅力。
另一方面，从文明互鉴角度而言，中国与埃及都属于文明古国，都对人类早期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埃及学与汉学的比较研究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埃及学之父”商博良的研究多处涉及汉学知识，《古埃及语词典》（1841）中有60余处提及中国，涉及“六书” “三才”等概念，对汉字与埃及文字进行了详细比较，并参考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对古埃及词汇进行了分类。汉字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年，为纪念埃及学诞生200周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埃及学与汉学的渊源》。简单地说，埃及学与汉学都是以解读文字、文献为基础和核心的学科。古埃及文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死文字（近4000年），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活文字（已经3000多年，仍在使用）。商博良首次将古埃及文字和中国汉字统称为“表意文字”，创造了“术语”（ideographique）一词，后来被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沿用。
我们现在虽然对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的具体细节难以考证，但是显然他从丰富的汉学知识，对汉字结构的深入了解，尤其是从汉字的“形声”“反切”“部首”等概念中深受启发，从而成功破译了古埃及文字。
我研习埃及学三十年来，深深感受到古埃及人与中国人具有非常相近的思维方式，遗憾的是，这种相似性被过度阐释和发挥，导致出现中国文明来自埃及说，以及埃及文明来自中国说谬论。我个人认为，二者的相似性是由于它们都使用“表意文字”体系导致的。当然，文字体系的不同对人类思维的影响，我还在进一步的探索中。
通过以上分析，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暨埃及学的诞生，正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我想未来埃及学研究应充分借鉴中国学研究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创建凸显中国人看问题的视角和观点、体现中国气派的“大埃及学”。当今汉学已经成功实现了从欧洲传统汉学，即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到对当今中国问题的研究的转型。因此，未来埃及学的这种转型势在必行。
陈乐民先生曾说：“我研究欧洲，实际上心里想的是中国。”那么，我要说的是，“我研究埃及，实际上心里想的是中国”。中国人发展埃及学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学科而学科，以顶礼膜拜的心态简单复制一个欧美式的古典学科，而是通过对西方文化源头的考察，会通古今中西的复杂问题，更清醒地认识中国文明的源头，使中国学人能够从更纵深而广阔的视野思考世界文明，实现中国学术自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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