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国家间、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交往活动，是相互间最基本的活动，不仅产生的时间早，而且活动与作用的范围大，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如果从外交史的角度看待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海陆丝绸之路，就会看到一番新的景象：东方人已经早于西方人进行区域性乃至洲际性的贸易活动，范围大体自日本、朝鲜、东南亚，到南亚、西亚、中亚以及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这个活动本身涉及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重大方面，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动力条件。以今天国际交流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而言，对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与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探讨东方历史上丝绸之路这个重要问题，可以获得许多温故知新的启示。

　　人类很早就知道利用交流交往与协作应对来自自然与社会的诸多挑战。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的交往常常带有一定的野蛮性和残酷性，还没有上升到文明交往的自觉高度。只有发展到自觉的、文明的交往，以利己、利人与互利为目的的交往，才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第一价值尺度。在诸多的交往中，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可以说是中外关系中的大事，也是东方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人类社会之所以不断地向前发展，除了生产力因素、社会制度因素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进步外，还有来自国际交往力的推动作用。历史经验表明，社会越发展，对外交往的作用就越大，作用于社会的影响就越加广泛而深刻，使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野蛮性而走上更加文明的社会。

　　丝绸之路之所以具有开创性和独特性，不仅是因为它开创时间早，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被卷入这个巨大的国际贸易网络中来，它还辐射非洲及欧洲。日本史家强调“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亚非大陆的龙脉，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东西文明的桥梁”；“丝绸之路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东西交流”、“文明之路”、“穿越历史的道路”。这是对丝绸之路独特性、功能性的深刻认识。

　　大量的古代史料表明，早在汉代，中国就与周边各国甚至与更远的国家建立了海陆联系。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国商船已经装载“杂缯”到达东南亚各国和印度，与印度洋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往来，这条航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远的航线。一般认为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始。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作为，除了中央王权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与技术力量支持航海事业。秦汉时期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从海陆向东、向西和向南都有发展，进行着文明交流与构建，通过海路把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联系起来，使中国认识到一个新的不同于自己的外部世界。《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列传》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的记载。《拾遗记》卷五载：“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称车书同文轨，天下太平，干戈偃息，远国殊乡，重译来贡。”从中可以看到汉初中国与外国交往的情况。东方古籍材料中对东西方交流的记载比比皆是，说明东方国家是重视国家间交流的。

　　关注东方外交史上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者往还，甚至战争与和平，说到底是对外交本质的根本性认识，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都离不开对外交流与交往，它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海陆交通进步与国际交往给各国带来了巨变，历史学家大都强调交流的重要性，长泽和俊指出：“东西方文化交流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这个广阔的空间中，欧洲、非洲、西亚、中亚、东亚、东北亚等诸文化分别在各地发生，逐渐传播到各地，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地展开的”。东洋史家宫崎市定指出：“我们须知，当一个民族或国家打破沉默开始有所行动时，常常是以与外界的接触为前提的，而世界史的发展契机也在于此。……随着人类智识的不断进步和交通便利程度的日益提高，世界各个地区相互之间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刺激、相互启发，直至今日。”在观察丝绸之路时，仅仅把它看作是经济、文化活动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到它的政治与外交意义。

　　交往活动是国家间基本的行为，民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从东方外交史的视角看待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欧洲的交往活动，是人类文明交往的重大课题。森安孝夫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中详细分析了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认为它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与宗教等领域有着重要地位。从外交史的角度看待东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以及交流的商品、物种、技术、思想与制度传播，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地看待东方历史发展进程，看到不同时期东西方国家所处的时空地位、发展阶段与转型时间等等，对于推进外交史研究意义重大。关于东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中国留下大量的古史材料，阿拉伯、伊朗、日本也都有相关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欧洲人的活动基本上是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少有从事远距离的航海活动。《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它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孤立的、脆弱的。”相比之下，东方国家的交往是在不断突破诸多限制之后扩大起来的。自汉代以后，西域商人不断地来到中原王朝辖地，甚至深入到洛阳等内地，整个东汉时期胡汉贸易繁荣。8世纪以后，亚洲东西两端建立了大唐王朝和阿拉伯帝国，领土接壤，进行了直接交流，推动了国家关系向更高的层次发展。阿拉伯商人纷纷来到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有人强调阿拉伯人在东亚海域中的商业作用，认为：“中世时代在东洋海上贸易之最活跃者，当推阿拉伯商人。彼等曾独占东洋贸易数世纪之久，直至与彼竞争者之葡萄牙人出现为止。当时西自摩洛哥，东至日本、朝鲜之大海原中，殆尽属阿拉伯商人之势力范围也。”研究表明，在东亚海洋上从事贸易的不仅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国、东南亚、西亚的商人，他们共同参与了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建设，推动了本地区的共生和发展。

　　丝绸之路具有的开创性和独特性特征，决定了它的作用与功能的不可替代性，有人把它看作是人类自古以来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大陆的干线，规模庞大。海陆交通的扩大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发展，建立起各国间的联系。在此之前，由于交通不发达，人员与信息流动相对有限，各个文明基本上是在各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只是交通网络开辟后才改变了这一趋势，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差距。宫崎市定指出：“当时，世界性的交通干线，通过今新疆天山南路的孔道，贯穿东北和西亚，长安则是控扼从西方延伸而来的交通路线进入中国东部大平原的关口。也就是说，长安是对西方贸易的陆港，中国的特色商品首先积聚在这里，然后卖到西方商人的手中，同时，外国进来的商品也在这里卸货，然后转卖到全国各地。”从发展的角度看，区域性的交往在近代以前的亚洲就已经存在了。宫崎市定进一步指出：“这条横断亚洲大陆的交通路线，从长安伸向更远的地方，经过洛阳，沿黄河出渤海湾，沿中国东北和朝鲜海岸，到达日本的九州北岸。日本民族一开始就充分利用这条交通路线，与大陆之间展开了贸易。”要认识世界史与东方外交史的内在联系，必须放开历史的视界，以宏观的思索之功从全局的视角进行长时段考察，方能得窥其历史全貌与深层结构。

　　从外交史的角度审视海陆丝绸之路上人的活动，会深化对东方历史的认识。在欧亚大陆的南方和北方，这条“道路”上川流不息的是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其意义远远超过单一的丝绸、瓷器贸易的范畴而向社会生活多方面拓展延伸，把世界各大文明联系在一起，推动了它们的共生与发展。通过丝绸之路交往的，不仅有学者、使者、求法僧、商人、旅行家和探险家，也有众多的工匠、士兵与难民，更有物种、工艺技术与思想的传播。据研究，棉花、烟草、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石榴、西瓜、西红柿等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唐宋元时期，是中国对外交流大发展的时期，留下许多历史记录。唐代对外交通发达，建立的驿道成为商人穿梭往来的经济之路，粟特人早在汉代以前就在中国从事交易活动，唐代更加活跃。唐代对外实行开放政策，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粟特人来华经商传教者众，即便是在襄阳、巴蜀也有粟特人的居住地。8世纪以降，有波斯人、大食人在华北以南地区交易活动。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国家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考察，有助于了解东方各国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历程。

　　人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互交往的历史，社会越开放交往力的作用就越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他们还指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这些都是对文明交往本质的深刻洞悉。据桑原骘藏所撰《唐宋贸易港研究》载，当时在扬州经商的西域商人甚多，“玄宗时代，扬州之外国货物市场，已极繁昌。此等蕃货，购自波斯胡店，亦未可知。”广府是今天的广东，“唐时已有许多阿剌伯人，且拥钜大势力”。那时，有许多外国商人来南海与中国贸易，他们一般被称为“海獠”，也包括阿拉伯商人。关于阿拉伯人在中国南方各省居住的情况，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等著作中都有详细介绍。上述情况说明，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对外国人的包容性。据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所载，在宋代，中国与海外有广泛的商业贸易联系，同众多国家交流往来，交往的范围东起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西到南亚、西亚及欧洲的广大地区，“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大抵蕃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这是当时中外交通情况的真实写照。

　　无论从外交史的角度还是以区域史的角度看丝绸之路，都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长期以来，丝绸之路研究多以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从东方外交史的视野进行研究并不多见，因此，也就无法充分展现丝绸之路在东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就具体的交往实践而言，对其进行深入总结不仅可行，也很有必要。历史的主体是人，丝路上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留下人的活动的劳绩。历史是一个多层次的展开过程，把丝路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与不同国家间的交往纳入东方外交史视野，对于深入认识和把握东方历史十分有益。人类历史的丰富程度、多样化程度与进步程度，表现在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单纯的经济学视角不能充分展示丝绸之路内涵及其重大意义，也不能为东方历史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治史途径。我们始终强调，丝绸之路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可以为当前社会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我们强调文明交往交流与交汇，是建立在对丝绸之路本质特征根本性认识基础上的。丝绸之路开辟与发展的大量材料有助于重新看待国家间、地区间的交流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正史的记载以及人们的传统看法。丝绸之路是一个多向路径，像一张巨大的网络把亚洲、非洲和欧洲联系在一起。它作用于世界各国的力量很大，使人们认识到世界之广大，文化之多样，人种之殊异，只有不断地对外交流交往才不至落后于时代。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文化与日本》一书中说，文化传入日本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再由朝鲜传入日本；另一个是由遣唐使直接从中国带回的。在古代，大陆文明对日本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影响极大。日本以学习者的态度引进和学习外来文化，把自己自觉地融入东亚世界秩序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自600年开始，日本多次向隋朝派遣使者，学习中国的文物典章制度，以期促进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在中国生活超过30年。中国文化深刻影响日本社会，促成了其贵族文化繁荣。在地理上，日本远离唐朝，从唐朝来看，日本不过是偏僻的农村，但奈良文化并不是乡下文化。

　　从丝绸之路涉及的广阔范围来看，特别是从它的重要影响来看，确实与世界史发展关联密切，重要的历史事件，技术、思想、物种引进与人员往来都与它相关，其沿线及其周围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在历史上，北方丝绸之路沿线，是东西方多民族汇集与“演出”的场所，多种文化、宗教、人员在这里汇集，对东西方政治、经济、社会与历史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以至今天仍然成为国际关系关注的重点区域。在这个广阔的区域内，不论什么民族、国家、社会形态、肤色的人种都被卷入交流与互动中来，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的互动是从多方面展开的，明白无误地表明一个基本事实，即人类群体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进步了，交往的规模具有准世界性的了。欧亚大陆是人类古典文明的重要区域，不断地创造新的历史。自从海陆交通进步以来，东方社会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文明在各地流转传播；尽管各地情况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总的来说是向前迈进的。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多种力量作用其中，美国学者P•K•博克说：“社会整合主要是通过一个系统中各个部分的价值交流来实现的。价值交流部分通过劳动分工，但是，即便缺乏专门化和客观相互依赖，整合也源于一个普遍的行为规范：交流原理。”对于异常复杂的交流与引进，人们以理性的态度从容处之，突破了开放中形而上学和文化发展观上的单一模式，越来越多地采撷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

　　唐宋元时期中国国内交通发展迅速，对外联系扩大，中外交流出现崭新气象，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外来商品、物种、文化、音乐、舞蹈、建筑从沿海向内地传播，在交通便利的地区形成新的国际化城市。当时，唐朝首都长安人口达百万之数，汇集了罗马、阿拉伯、印度、新罗、日本等国的使节和留学生，长安的西市附近有数千外国人居住。这是中国城市富有朝气与活力的表现，宫崎市定写道：“交通所带来的利益，并不一定是在交换知识以后才产生的。人们对外来的稀有的东西所产生的惊异和热爱，便足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原动力。”交通发展使世界各地发展产生差距，即便是在农业文明时代世界各地之间的差距也是较大的，也有先进和落后之别，并不只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才产生差别。可贵的是，唐代实行了楚材晋用主义政策，大胆地任用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国人不排斥外国人，实行不区别种族而录用外国人的政策。这既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原因，也是国家自信的表现。10—13世纪的宋代文化举世无双，随后蒙古远征，宋代的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自东向西传播的新情况。

　　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来自生产力和技术的重大突破，因为它被人掌握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创造财富。历史经验不断地证明，文明的交往与交流，包括文明交往的载体——交通的进步，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对于交通进步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历史学家有许多论述，宫崎市定说：“这条大路通长安，这就是贯穿东洋古代和中世纪的一般现象。……如果交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因为交通本身的便利，在交通线上就会出现大型的商业城市。”我国学者也指出：“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贸易的路线，更是欧亚文明交流互动的载体。”这些论述解明了交通、交往与交汇的意义，文明交往随着海陆交通的发展而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与作用。

　　日本通过遣唐使团和商人从中国、朝鲜、印度、西域各地引进了大量外来文明，收藏在奈良正仓院的各种乐器、瓷器、玉器、丝绸服饰、书画、铜镜、刀具、家具等超过9000件。遣唐使团既是一种贸易活动，也有政治外交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王朝给予遣唐使授官的情况也不少，回国后他们身穿唐朝授予的朝服。我们强调交流交往的意义，并非忽视社会进步的其他动力条件，而是强调社会进步动力条件的多元性，我国学者指出：“文化交流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无从避免的文化现象，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加速剂，新文化出世的催生剂。”

　　丝绸之路中的多元化交流交往与交汇表现在许多方面。长泽和俊一再强调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交流的主渠道，是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桥梁，东西方世界文化的温床，不能忽视它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在以陆路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对外交往常常受到高山峻岭、气候、疫情、过境以及战争等多种因素影响，交流的物品种类、数量、人员相对有限，交流的频度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海路开辟以后，东西方交流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增长，各方面都出现了跃进。海上交通具有陆上交通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不仅运费低，而且受过境等条件的影响较小，可以远距离长时间运输，体积大、重量大的商品几乎都是通过海运完成的。东方外交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是一个长时段、大范围、跨区域的研究主题，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多层次、多渠道、跨时空的特征，突出的是人类交往活动的进步趋势。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反映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历史演进，因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移民、宗教与安全等诸多领域，成为东方外交史研究中极为复杂的问题，也是中外文明交往互鉴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为什么世界各国特别重视丝绸之路研究呢?因为它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与社会生产和生活密切联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今天的发展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历史发展具有延续性，形成一环扣一环的发展链条，在代谢中完成历史接续传承。在此研究方面，日本学者有比较丰富的成果，白鸟库吉、桑原骘藏、三杉隆敏、三上次男、长泽和俊等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他们“讴歌人类为生产生存而进行的艰辛的贸易活动，吁请人们重视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彼此形成的互利关系，强调交流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在日本学者那里丝绸之路研究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了，而是从重大问题研究当中获得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陈垣、冯承钧、张星烺、方豪、向达、杨志玖、荣新江等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使我们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外学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重视人类文明交往，倡导开放精神，强调从交流引进中汲取社会不断进步的力量，把外来的东西与国内固有的东西相结合，促进社会变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已经不满足于丝绸之路上的商品、物种的传播与人员迁移，更多地关注东西方交流下的社会变迁问题，从而把治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社会是在多元文明不断交流互动中向前发展的，人们的作用参与其中。把分散的、单纯的史料加工整理与辑佚转向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综合研究，把学术学理、学科体系建设与社会应用需求有效结合意义重大，因此“从传统的较为单一的文化史、政治史研究转向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社会、移民、贸易、投资、丝绸染织技术等分门别类地研究，从简单的叙事定性转向对规律的阐释与把握，无疑是东方史学研究上的深化与进步。”在此方面，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白鸟库吉的《东西交涉史论》等颇具代表性，受到学界关注。丝绸之路有力地把各国联系在一起，共同受益于这个国际经贸活动的总体格局。罗马帝国时期，社会上层需要东方商品。这些商品是经由中亚和印度洋、红海、埃及运输过去的。

　　东方各国商品通过丝路外传，贸易量增长，文明成果传播的范围扩大，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移民以至国家生活发生密切关系，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有力因素。日本学者考证，中国的养蚕技术在纪元前几个世纪就已经传到欧洲，7世纪中国瓷器外销，9世纪外销的规模更大，中国的陶瓷技术在10世纪已经传播到朝鲜半岛。考古材料表明，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北部地区发现的大量陶瓷实物，基本上都是从中国传入的，甚至到了相当晚的18世纪的时候那些往返于世界各大港口的商船几乎都载有瓷器。考古发掘材料显示，埃及发现的大量中国陶瓷碎片，大体涵盖了自唐代至清代在中国生产的著名陶瓷器。养蚕、制瓷、农业技术、植物栽培、驯养动物等技术的突破，给各国的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无疑是丝绸之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

　　森安孝夫有感于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这样写道：“我们将丝绸之路分为草原之路、沙漠绿洲之路、海洋之路，而上述这些路线不是将中国和西亚连接起来，就是将中国与罗马帝国连接起来，……丝绸之路绝不仅仅局限于东西方向，同时也有南北方向这一特点。……正因为这是一张东西南北交织而成的交易网络，所以世界各地的名贵特产，诸如丝绸制品、金银器、玻璃、香料、药品、毛皮等商品，才能在这一复杂的网络中流通。”考察其发展的过程与具体实态，认识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作出富有时代感的评价，显然是有价值的工作。充分认识丝路的作用与功能，深入挖掘其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是摆在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东方国家间的区域交流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以及阿拉伯国家的交流出现活跃的局面。海路是沟通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主要通道。阿拉伯国家商人大举东来，就是从海上来到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各省的。波斯湾沿岸港口城市的尸拉夫很多商人访问过中国，有人成为了中国的官吏。

　　为了管理对外贸易，唐宋元时期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把对外商管理纳入国家正常管理的轨道。市舶司管理涉及查验外商进港商品有无禁品，保管进港货物，征收关税，购买朝廷所需物品，保护外商，查验进离港时间等。由于国家重视，采取开放的对外政策，在广州、杭州、泉州等地聚集了数以万计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形成外国人居住区，一般称为“蕃坊”，设蕃长，允许自治，拥有相当多的财富。有学者指出：“中世东洋之海上贸易，其最为活跃者，实推阿剌伯人。当葡萄牙人为东洋贸易之竞争者以前，殆为彼等独占之场，西自摩洛哥，东至日本、朝鲜，茫茫一大海原，均彼等之势力圈也。”上述材料说明，阿拉伯人之多和东方市场贸易之盛，也是东方社会活力与朝气的表现。阿拉伯帝国与唐朝不仅通过陆路进行贸易活动，也通过海路直接到达对方进行贸易活动，中国商船还抵达波斯湾沿岸，广泛使用中国铜钱。

　　在国际学术界，围绕丝绸之路问题的研究一直热情不减，对丝绸之路研究已经推出有影响力的成果，甚至有人把丝绸之路与唐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进行有一定深度的考察。这方面的代表是森安孝夫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他写道：“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国际性和开放性的王朝，而且中国文化自身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高峰，创造了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7、8世纪的唐朝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帝国，其世界主义的特征表现在各个方面，……而这些都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确实，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联系在一起了，推进它们的共生与发展。

　　从地理空间来看，欧亚大陆是一块辽阔的发展区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很早就知道对外交流，创造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外交模式与理念，内容丰富，形式复杂多样。从相邻国家之间的交往扩大到跨区域交往，表明人类的活动是不断地向前迈进的。生产力的提高、智识的增加、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传播关系甚大。丝绸之路史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人类文明交往史，涉及人类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包括思想、文化、经济、技术、使者往还、人口流动与饮食服饰等。由于不断交流与引进，先进的文明成果为后进者所接收，从而打破民族间、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天然壁垒，形成一种比较复杂的融合融突情况，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通过联结东西方的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从古代到隋唐，虽然像丝绸、纸张这样的特殊商品自东向西流以外，但文化的传播基本上是自西向东流的。可是宋元以降，与此前相反，自东向西的文化传播逐渐兴盛了起来”。东方人在探索海洋、利用海洋方面大胆而卓有成效，当我们把丝绸之路史置于东西方比较的总背景中去考察，就会看到东方人是早于欧洲人走向海洋，从事远距离贸易，取得海洋实绩的。过去人们总认为，东方人受地理环境影响在进军海洋方面总是保守的，甚至对海洋产生畏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中国人走向对外联系与交流，外来思想、技术、物种、文化引进日益受到重视，把文明交往作为一面镜子为社会提供“资治”之用，故而把国外一切有用的东西采撷而来，应用于中国的治世实践。冯承钧先生的《中国南洋交通史》，王辑五先生的《中国日本交通史》等都是中国学者探讨中外交流的著作，总结了人类交往的宝贵经验。

　　在古代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先人们克服重重困难进行文明的交流与构建，无论从陆上还是海上，他们都积极向外发展，取法异域，无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变。丝绸之路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按照长泽和俊的观点，是指太古以来自东亚经中亚及西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东西道路的总称。三杉隆敏、三上次男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不仅有陆路，还有比陆路更为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造船技术取得重大进步之后，海上交通发挥了重大的运输作用，中国的陶瓷经过海路运往西方，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香料之路和陶瓷之路。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多种文化交融汇合，有的融入当地文化，至今尚在；有的因水土不服，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值得注意的是，东方主要文明基本上都与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联。产生于西亚和南亚的宗教通过海陆向东西方传播，融入了当地的社会生活。自17世纪以来，西方宗教文化、自然科学、建筑学、数学等不断地传入中国，使中国接触到了外来的异质文化，“这些宗教向东西方传播，并给予各地的人类文化以极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也可以说是‘求道之路’。”放开历史的视界，追寻历史的轨迹，可以看到东方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与功能是异常强大的，它环绕炎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穿越寒冷的帕米尔高原，经中亚草原地带连结了中亚与罗马。在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之后，人们易于接受这样的观点：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的大动脉，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连结亚洲与欧洲的桥梁，有助于世界文化的发展。

　　把丝绸之路作为联系东西与古今的桥梁和纽带，形象生动，符合历史实际。东方历史上有许多开榛辟莾、执戈前趋的先贤志士，他们的开拓对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外关系史上的大事，使汉朝认识到了一个新鲜的迥异于自己的外部世界，有人把张骞视为“亚洲的哥伦布”。这样评论并不一定很准确，但很重要，反映的是他对中外关系的开拓，随之而来的是人员往来、商品流动以及西域各种文明的大量涌入，不断地破除人们的封闭性狭隘视野，在相互交流中走向时代的高处。

　　对于东方各国来说，共同受益于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交往，各国、各地区间的相互交往带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这里就引申出一个重要问题，即社会发展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除了常说的生产力和制度因素外，还有来自交往力的因素，社会越发展交往力的作用就越大。因此，可以说地区间的交流发展推动了整体进步，也加剧了封闭地区的落后状态。许多历史学家都强调文明交往的作用，只有交往才有发展，不断地产生新的文明，形成新的文明中心，对周围产生辐射作用。桑原骘藏在《唐宋贸易港研究》中记载，波斯湾沿岸以及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航线沿岸贸易盛极一时。当时，外国货品在中国市场畅销，国内一些开放的城市一般都经营外国商品，据说鉴真东渡日本之际，在扬州购买麝香、沉香、龙脑、安息香等西域南洋物品颇多，这些国外的物品有可能是来自波斯人的商铺。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中央王权的重视有关，另一方面与对国际经济交往重要性认识不断加深有关。认识到海外“夷物”对国家致富致强有作用，在农业文明时代对于提升国力是十分重要的。

　　从各国的情况看，中国和阿拉伯帝国统一的王权国家对外交往力度甚大，国家力量参与其中。在大型船只建造上，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持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外来商品在市场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正常需求，也是社会正常发展的表现。商品是随着商人与贸易航线自由流动的，经过辗转来到中国、日本、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仅来自国际市场的香料就有沉香、蓬莱香、速香、细香、丁香、粗熟香、暂香、降真香、檀香、乳香等多种，还有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它们满足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东西方交流伴随着交通的不断进步而向前发展，展现了人类的探索精神。在以人力和自然力为运输基本动力的时代，东方交通总体上是领先的，创造出的奇迹也多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所称颂。中国的瓷器、养蚕、“四大发明”、中药等通过海路运往世界各地，在那里落地生根。根据学者研究，中国对外大量输出的就是青花瓷器。

　　在考察东方历史进程时，可以发现东方各国不断地通过努力去接触一个新鲜的外部世界，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把丝绸之路上人的活动看作是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可以在解释东方历史时找到一个新的观察途径。在古代，国家间的交往活动并非单纯的经济活动，也有文化与宗教交流，甚至摩擦与战争。大量的古史材料表明，国家间的使者往还也负有采购宫廷所需生活用品、书籍和收集国外情报的任务，需要不断地从外部世界获得有益的东西。

　　从本质上说，丝绸之路就是国家间的交流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分享文明的成果，缩小与先进者的距离。不论“沙漠绿洲之路”、“草原之路”，还是从中国南部出发到达印度洋和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是对外交流的大道，联系的桥梁，从古代到今天都是如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离不开正常的国际交往，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如此。国家正常发展过程中不能没有这些交往。韩国学者李镇汉在《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中对两国的贸易有细致的研究，看到阿拉伯人北上来到高丽礼成港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桑原骘藏在《唐宋贸易港研究》中也有记载：“唐宋时代，大食胡商出行于朝鲜，征之东西记录，绝无可疑。”在高丽的各国商人当中，宋商人数最多，可以确认的人数达到4796人，加上很多人数不详的情况，全部算上人数可达7000人。庞大的人数和便利的地理条件，使宋王朝与高丽贸易盛极一时。这些材料都说明，对外交流是不同国家共同的目标追求，虽然有时对国外的“夷物”认识不是很深刻，甚至主张严“夏夷之防”，但总的来说还是能够兼收并蓄，经过刮垢磨光之后为己所用的。

　　古代东方各国间的区域性交往虽然算不上全球性交往，也没有近代工业文明时代以全球为舞台的激烈竞争与生死较量，但它同样给各地带来新变化，扩大各地间的发展差距。在海上主要干线附近形成商业化的城市和前近代文明中心。一个正常的社会，为了保证国内的正常运行与发展，自然会寻求对外交流，引进国外的技术、物种与文化，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对外开放虽然不是贯穿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时代，但每个时期都是不同程度地开展对外交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中也有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唐宋时代，广州、泉州出现了商业繁盛的情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四方蕃客来集的结果。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开放的真实反映。即便是在明清限海的时代，由于海岸线漫长，民间海外贸易发展，国家也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日益成长的对外交流。如果说，全球史观有什么重大意义的话，那么，把它应用到东方外交史中的丝绸之路研究就更能体现它的价值，以超越国别史的局限而突出区域性、洲际性联系。

　　国家间的交往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虽然有时候有其残暴性和野蛮性的一面，但总的趋势是从野蛮向文明的演进与升华，暴力的交往只是人类交往过程中的非正常状态。从宏观视角观察东方历史上的围绕丝绸之路的诸多重大活动，就会看到先民们克服重重困难，进行艰辛的对外交流，呈现千姿百态的多样性。无论玄奘、法显的西行，还是马可波罗的东来，都是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有各种商业活动与使者往还，还有各种文化交流，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多样性和丰富性。考古学家通过地下发掘发现早在史前时代东西方就有了交流。在中国与希腊、罗马之间，有西亚、印度等文明区域，还有连结它们的草原地带、绿洲地带，中国古典文明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接触不少。汉代通西域后，西域的动物、植物大量被引进内地，这些植物包括葡萄、苜蓿、胡麻、黄瓜、胡豆、胡蒜、核桃、石榴、胡萝卜、红蓝、胡葱等。秦汉时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奠基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对外交往的早期，有着继承前人、开启后来的明显特征。经过唐宋元时期发展，到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已把对外贸易扩展到了印度洋地区，商品输出增加，东非地区自15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增加显著。

　　文化交流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方面，留下的成果丰富，佛教、祅教、摩尼教、基督教等有的至今留存在东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商品交换是促进各国联系的有力纽带与持久的动力。东方各国是以真诚的态度迎抱外来文明的。在交往当中，各国不断地跨越空间的自然障碍、政治障碍和文化障碍，实现了沟通与了解。各国之间的心灵接触也应该从基本的交流开始。日本是一个孤岛型地理环境的国家，自古以来自身的发展就离不开对外来文明的引进与吸收，因而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积极态度。通过学习与引进，日本受益于丝路的地方很多，不仅有文字、文化、田制、官制、技术、历法与建筑，也包括灾异祥瑞观念，他们强调“必须对传入的经纬作细致的探讨，其中有源于西方的东西被中国化了，传到日本国内来的东西不少。”日本东洋史家宫崎市定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一个思想，就是自远古时代起，人类就有了相互间的交通往来，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完全孤立于世界的民族。实际上，东方各国在世界文明面前都是竭智尽力地采撷有益的东西为己所用，把有生命力的枝条扦插在本民族文化厚土之中，以促进社会变迁。

　　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丝绸之路本身就是在创造人类历史，大大丰富了人类文明史的内容。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丝绸之路都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地走向世界，进行文明交流、引进与构建的过程。它不仅是中国史，也是东亚史乃至东方外交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在丝绸之路上穿梭的不仅有个人，国家力量也参与其中，并且只有国家力量参与到文明交往当中，才会有更大规模的跨国际的、跨洲际的交流交往活动，打破长期以来此疆彼界的限制，各国家、各民族走向更多更大规模的联系与互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意义重大，它消除的是自然壁垒，减少的是差异性，增加的是民族共性。优良的东西会在共享中发扬光大。增强文化间的交流与融汇，必然带来社会的整体发展。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它的形成是相对封闭、隔离的地区逐渐被打破的过程。以这样的观点观察世界史，我们有理由说，即便是在前近代时期也有大规模的洲际活动，并非只是在近代新航路开辟以后才有的。我们这样说，并非夸大东方历史，而是对世界历史作出的理性思考。丝绸之路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如海洋经济、造船、安全、外交、移民、海关管理与交通等，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庞大的问题群。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使中国与西方、东方与西方的联系更加广泛，中国人积极参加西太平洋贸易网建设，其航海活动具有创造性和领先性的特征。以外交活动的视野观察丝路上的商贸活动、文化往来、港口城市、移民迁徙、造船技术等，可以看到它的深层涵义，东方人捷足先登，走在世界各国前面从事区域间、国际和洲际的交往活动。

　　丝绸之路为中国人所开创，无数的先驱勇于探索外部世界，把中国的东西带给世界，同时也把世界的东西带回中国，完成文明交往的巡礼，使文明的存在更有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东方社会就是在不断地吸收、引进外来文明的过程中完成变迁的，中国的文化中有外来文化的因素，同样世界也需要中国因素。在这个变迁过程中，中国以世界为师，走向世界，对比自己，博采异域，始终是我们应该长期坚持的工作。当前，我国正面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任务，开掘丝路内涵，返本开新，是我们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