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收到重庆大学齐辉教授的专著《反击侵略：抗战时期的报界动员与新闻救国》，该书于2025年3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是4月24日由重庆寄出的，到保定仅需2日。可以想见，这跨越空间的传递速度，如果发生在民国时期，将大大助力抗战新闻传播和民族解放事业。这也恰恰说明，近百年前的抗日救亡图存运动以及所获得的伟大胜利是弥足珍贵又彪炳千秋的。
站在河北观重庆。抗战时期的河北处于华北沦陷区，成为抗日敌后战场的一部分。华北沦陷后，大量河北农民、手工业者沿平汉铁路南下，经河南入湖北，最终进入四川。此时，河北的抗日武装，如冀东抗日联军等通过地下活动或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联系。此时，部分河北籍爱国人士（如实业家、知识分子等）也通过重庆政府组织的流亡路线西迁，参与大后方建设。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河北省政府被迫南撤，部分官员经河南、武汉辗转至重庆。河北开滦煤矿（唐山）是华北重要能源基地，抗战爆发后被日军占领，部分技术人员和工人撤退至重庆，参与天府煤矿（重庆北碚）等后方煤矿生产，支援抗战物资运输。基于以上基本史实，可以感受到两个地区的天然差异和地域区隔，也能够对由救亡图存而产生的一系列联盟与合作行为产生新的认识。
报纸作为抗战的力量。随着媒介环境与技术的变迁，报纸与报界所发挥的作用早已发生了巨大变迁，但回顾历史，寻找初心，也当是今天报界同仁所当注意和谨记的。民国时期是报纸媒体的集中爆发期。但凡一种传播技术和手段发生革新，其能激发出诸多新动能，催生一批站在潮头的“瞭望者”和指点江山的“英豪”，报界中这样的仁人志士尤为突出。如果报纸是尖刀匕首，期刊则是大刀长矛，这个比喻在我写作《河北期刊出版研究（1912-1949）》一书时颇有感触。
冷板凳上的新使命。综观齐辉教授新著，能够感受到该书在学术风格以及学术遵循方面的突出特点，即全面地占有史料，持论公允，对历史负责，又能够承前启后。正如齐辉教授专著中所说，要论从史出，要围绕“问题”展开，要以“人”为中心，要通观全局，还要做对比观照。这些基本的理念和方法，使得该书体现出了“继承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因此该书的立意和价值追寻是饱满的。从具体内容来看，该书涉及中日宣传战、抗战时期的新闻教育、抗战时期的报业与报人等，且是积十余年之功所形成的厚重专题。细细翻来，专著中的论文多发表于10年前，经历了学界的检验和同行的评议，于今可谓历久弥新，亦可彰往知来。这种“集腋成裘”的做法，对更为年轻的学人也具有榜样作用，即攻下一个个堡垒，才能串成套在脖项的勋章。
温故而知新，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组织编写的这套《新闻传播研究论丛》（共8册），展示了该院对于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视以及对学术团队建设的扶持。又见序言部分，有马胜荣、董天策等前辈学者对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发展历程的回顾以及对中青年学者的扶持和勉励，倍觉教育使命与学术责任之重要。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齐辉教授在其专著的自序中也说，该书是循着抗战胜利70周年的足迹而稳步前行的。过去的十年，国家的发展道路极不平凡，新闻传播服务国家发展的需求也更为迫切，然而学界中能够研究真问题，能够坚守阵地并坐冷板凳的比例并不算大，齐辉教授的这本专著所呈现的，恰恰是在细碎史料爬梳的基础上形成了诸多中观层面的判断，既能够洞悉幽玄，又能见微知著。
（作者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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