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午节的起源，研究民俗文化的学者有各种讨论，大体而言，认为端午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西汉《大戴礼记·夏小正》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夏小正》是有关夏朝农事和历法的文献，其可靠性不容置疑。端午节有沐浴的习俗，说明端午节最初的目的是提醒人们重视由于气温升高带来的病虫瘟疫之害。今天的许多端午习俗都与此相关，比如，佩香囊、悬白艾、喝雄黄酒等明显带有驱蚊杀菌、防蛇蝎毒虫的科学功能。因此，我们可以说端午节的起源是基于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端午节和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建立了联系，比如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伍子胥。他以忠勇为世人所称道，却被吴王夫差所杀，伍子胥被杀后，尸体被沉入钱塘江，而伍子胥的死亡时间就是五月五日。因此，在钱塘江一带，伍子胥被称为波神、伍神。当然，除了伍子胥以外，如春秋时期晋国人介子推、东汉孝女曹娥等，也曾与端午节纪念活动建立联系。但是，与端午节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屈原。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又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具有高尚的情怀和高洁的品性，受到自汉以来各行各业人们的崇敬。因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江而死，因此，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和南朝吴均《续齐谐记》都记载，在湖南汨罗地区，有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端午节活动。隋代杜公瞻《荆楚岁时记》甚至认为，汨罗地区五月五日竞渡这个习俗也是因屈原而设。当然，吴越地区的龙舟竞渡活动显然早于屈原。也许汨罗地区的龙舟竞渡习俗是为屈原而设立，但端午节有龙舟竞渡活动肯定不是始于纪念屈原。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屈原和端午节被紧密关联，历史上曾经与端午节建立联系的一些人逐渐退居幕后，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唐诗纪事》卷七四记载唐末长安僧人文秀有《端午》一诗传世，诗曰：“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在这首诗中，作者甚至认为端午节就是为了屈原而设，显然，这种说法更多地表现了对屈原的怀念，但这并非端午节真正的起源。

　　纪念屈原之所以能在汉以后逐渐成为端午节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与屈原的精神价值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之一，他是中国骚体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他的《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楚辞体文学的代表。屈原忠直的人生态度和他所创作的伟大作品相映生辉。没有忠直的人生态度，屈原不会创作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伟大作品；如果没有创作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伟大作品，屈原的伟大人格可能也会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因此，《文心雕龙·辨骚》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刘勰正是看到了屈原的忠直人生和他创作的伟大作品交相辉映、相互成就的事实。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屈原一向被视为忠直清廉的贤人而受到尊崇。《汉书·古今人表》把古今名人分为九等，屈原位于孔子之后，是仅次于“圣人”的“仁人”。《论语·子张》载：“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在中国文化史上，人们将孔子视为“日月”，而屈原则是唯一可“与日月争光”的人。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对自己的志洁与行廉是非常自信的。《渔父》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志洁、行廉就是“清白”，这是屈原的自许，后世也高度认同屈原对自己清廉洁白的评价。司马迁等强调屈原的清廉是处污泥之中而不受污染，是可与日月争光的高贵品德。班固认为屈原自投汨罗，就在于屈原“不忍浊世”。东汉王逸除了推崇屈原“忠”“贤”之外，尤其强调屈原的“清白”“清高”。《楚辞章句·离骚序》说，屈原“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清白、廉洁、忠直的贤人形象，是中国文化史所确立的屈原形象最基本的内涵，也是中国古代对士大夫模范人格的基本要求。作为战国时期楚国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屈原正道直行、忧国忧民、追求美政、九死不悔，这些品质与追求都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中国人的人格建构。近代以来，有学者意图给屈原打上法家、改革家、道家等标签，但这并不能准确反映屈原的精神实质。屈原是战国时期孔子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屈原的美政理想所表彰的唐尧、虞舜、禹、汤、文、武，正是孔子所构建的道统的源头。

　　在屈原的作品中，屈原处处以孔子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激励自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屈原和渔父的对话：“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司马迁的这个记载，是根据屈原《渔父》而作。在《渔父》篇中，屈原清楚地交代他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是因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国的君臣都是混浊的糊涂人，而屈原是清白的；楚国的君臣都是喝醉酒的人，而屈原是清醒的。

　　这段经典的对话流传千古，它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忠诚而无奈、遗世而孤独的卫道者屈原，让世人感怀于一个百折不挠、九死不悔的孤勇者屈原。至此，屈原成了中国人文精神的象征，与日月同辉。而他的爱国情怀、坚持真理的精神与宁死不屈的气节，高扬千古。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