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东传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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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籍东传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5-06-09

　　汉籍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自秦汉至明清，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遣唐使、僧侣交流及贸易等途径东传日本，深刻塑造了日本文化的根基，对日本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及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汉籍在日本经过本土化改造后，催生出“文化回流”现象，揭示了东亚文明互鉴的独特模式。

　　汉籍东传日本的历史路径与规模

　　汉籍早期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时期（约3世纪末至4世纪初），百济王仁携《论语》《千字文》等典籍赴日，开启了汉籍东传的序幕。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汉籍首次系统性传入日本，更成为日本接受儒家思想的起点。此后，朝鲜半岛作为中转枢纽的作用日益凸显，汉籍大体经历了从中国内陆传至辽东地区，再经由辽东地区传至乐浪地区，转而至朝鲜半岛南部，最终到达日本的过程。

　　大和朝廷至奈良时期（710—794），日本遣唐使制度构建了系统化的汉籍知识获取渠道。唐代，日本共派遣19次遣唐使团，其使命除政治交涉外，重点是“多得文书宝物”。《旧唐书》记载，遣唐使“尽市文籍，泛海而归”。随着双方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至江户时期，长崎港成为汉籍贸易枢纽，1714—1855年间，中国商船输入日本书籍达6630种、5.6万部。这些汉籍被带回日本后，推动了日本文字、文学、历史等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东亚文化圈的构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本僧侣借由海上贸易求取佛经与儒家典籍，为汉籍在日本的传播开辟了重要途径。自奈良时代起，日本僧侣便频繁搭乘商船前往中国，这些僧侣不仅精通汉文，且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理解，他们在回国时往往携带大量汉籍，这些汉籍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平安时代以降，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僧侣与商人的互动更加密切，汉籍输入日本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些典籍不仅丰富了日本的佛教典籍库，也为日本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推动了日本汉学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说，日本僧侣与海上贸易的互动，构成汉籍东传的重要纽带，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汉籍对日本文化体系的

　　建构性影响

　　汉籍东传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对日本思想体系的构建与价值观的形塑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过程不仅加速了日本社会的文明开化，更通过文本的本土化诠释，重构了日本的知识体系与伦理观念。

　　日本古代律令制度的形成与唐代典章的传入密不可分。7世纪中叶，随着大化改新的推行，日本开始系统性地引入中国唐代的政治与法律体系。这一时期，日本遣唐使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将《唐律疏议》《永徽律疏》等法典带回本土。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其条文结构、刑罚等级及官僚制度均以唐律为蓝本。日本的经济制度也有着鲜明的唐朝痕迹，如将唐代均田制改为班田收授法。这种借鉴并非简单复制，日本在吸收过程中结合本土氏族社会特点进行调整。律法的移植过程体现了日本早期国家构建中对先进文明的主动选择，同时也为后续的“律令制国家”奠定了制度基础。

　　汉籍东传对日本文学的美学体系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论语》《史记》等典籍通过遣隋使、遣唐使传入后，平安时代贵族阶层形成了以汉文修养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日本在中央和地方开设了各类培养汉学人才的学校，汉学教育得到普及。日本文学深受唐文化影响，白居易《白氏文集》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风行一时。伴随着汉籍一起传入日本的还有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中国的书法艺术在日本上层社会传播甚广，唐乐、唐绘也曾在日本广为流传。

　　此外，汉译佛典的东传重构了日本宗教的思想图景，奠定了日本佛教发展的基础。汉籍渗透至日本伦理观念，加速了日本社会思想与价值观的重塑；通过学习中国史书，日本史书编撰事业得以兴起；中国的医书《素问》《神农百草》《千金方》等陆续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基础。早在推古天皇时期，中国的历法就经由百济传入日本，唐朝时期的先进历法由遣唐使陆续带回日本，推动了日本历法的不断革新。

　　汉籍的日本化改造与“文化回流”

　　“文化回流”指经过日本化改造的汉籍重新传入中国，并对中国学术产生反向影响。其机制包括版本补遗、校勘成果引入及思想反哺。汉籍在日本经历本土化诠释后，部分反哺中国，形成独特的文明互鉴现象。

　　日本学者通过“训读法”将汉文转换为符合日语语序的文本，使典籍融入本土语境。《日本书纪》以汉文撰写，但内含“和习”语法；《万叶集》借用汉字表音（万叶假名），为假名文字奠定基础。江户时期《水浒传》添加浮世绘插图，衍生“水浒传文化”，打造了日本人眼中的豪杰世界。江户时期汉籍的通俗化翻译（如《论语》的“国字解”）使其更贴近日本民众，形成独特的“和汉融合”诠释体系。

　　战乱导致中国部分典籍散佚，而日本汉籍藏本则成为填补中土文献空缺的重要补充。唐朝是汉籍东传的高峰时期，中国古代典籍大规模流入日本。唐朝后期经过“安史之乱”的社会动荡之后，很多珍贵典籍散佚遗失，而流传至日本的典籍经过传抄翻刻，保存完好。这些典籍的“回流”，为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唐文化研究资料，对研究我国历史及与周边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籍东传历程催生了超越“中心—边缘”的文化观。汉籍的回流体现出文化交流的双向动态性特征，从单向辐射转为动态“对话”。汉籍的日本化改造与回流，揭示了文明互鉴的双向性与创造性。日本对汉籍的本土化诠释既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亦是对其的创新，而回流后的汉籍成为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催化剂。日本化改造的汉籍既保留了中华文明基因，又融入日本文化特质，形成“和魂汉才”的独特体系，反哺中国时则成为“他者之镜”，为中国学者反思自身传统提供了可能。

　　汉籍东传是东亚文明史上规模空前的文化移植工程。日本通过吸收、改造汉籍，构建了兼具中华基因与本土特质的文化体系。“文化回流”现象则彰显了文明交流的辩证性与可持续性。今日重审汉籍传播史，不仅为中日文化研究提供范式，更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注入历史智慧。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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