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是一种以读者形态特征命名的文学类别，“儿童”作为文学的“隐喻”，提供了一种想象世界、想象未来的方式。百年中国儿童文学风云际会、波澜壮阔，塑造了丰富而生动的儿童形象。形象塑造是儿童文学写作的核心问题，也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写作伦理得以呈现的基本诗学形态之一。

　　菲力浦·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中提出，童年是一种由社会观念和历史经验决定的存在形式。的确，社会对“何为儿童”的认知，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五四”时期，随着“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本位”的提出，儿童文学作家开始书写儿童的悲惨境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儿童要与成人一同承受战争的创伤。儿童文学讲述孩子们在战争中的际遇，不管是受害者的控诉，还是小英雄的感召，都指向作家对世事人心的体察与探索。20世纪50—70年代，鼓励儿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成为作家们的某种共识。新时期以来，理论界重启关于儿童文学写作题材的内容边界的讨论，掀起“儿童本位”再评价浪潮。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济全球化与出版热潮使儿童文学在顺应或“抵抗”市场伦理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

　　历史风云深刻地影响着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变化，也建构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形象谱系。从动乱世事中的儿童、小英雄的成长与建设者的豪情、顽童形象与“完美少年”这三方面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的形象谱系，旨在探索在文化激荡的百年间，历史如何形塑儿童文学，文学又如何通过审美叙事和形象塑造呈现事实并参与历史。

　　动乱世事中的儿童

　　20世纪20年代，在儿童文学兴起初期，儿童被刻画为被侮辱与受损害的形象，如童养媳、小仆人、流浪儿童等。作家注意到了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儿童的悲惨命运，聚焦于被压迫的儿童的处境。

　　冰心的小说《最后的安息》（1920）将目光投注在可怜的童养媳翠儿身上：翠儿4岁失去双亲，终日被婆婆虐待，被弟弟欺负。只有城里来的女孩惠姑教她识字，给她温暖。翠儿恳求惠姑将她带走，二人的谈话却被婆婆听到，最终翠儿被殴打致死。翠儿之死是小说对封建社会的沉重控诉，以翠儿为代表的童养媳们在充满恶意的环境中艰难求生，远方的一点点温柔和怜悯唤起她的渴望，但惠姑只是个孩子，没有拯救能力，翠儿的命运令人叹惋。

　　赵景沄的小说《阿美》（1923）讲述了12岁女仆阿美的惨痛人生：阿美是一个小女仆，她每天又累又饿，瘦得皮包骨头，还要小心伺候太太，要给小少爷当亲随、当马骑、当贼审，她小心翼翼地活着。当客人的金挖耳丢失后，太太冤枉阿美是贼，毒打致其奄奄一息。几岁的小少爷却说：“死了，有什么呢？我叫妈妈出几个钱，再买一个。”阿美快被打死了，小少爷觉得只是少了件玩具，小小年纪就视人命如草芥。作者意在凸显贫富差距、阶层壁垒带给儿童的压迫和人性的异化。

　　作家通过书写儿童的不幸境遇，意在揭露旧社会的种种苦难，力图为儿童发声，召唤新的童年生活。这与鲁迅所言，其小说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高度契合的。

　　小英雄的成长与建设者的豪情

　　如果说书写儿童的悲惨命运是在呼吁社会“救救孩子”，那么随着战争的到来，儿童参与战斗，小英雄的成长，则是儿童在开启自救乃至救国救民的新途径。在民族危机到来之际，儿童作为社会的一员，被战争裹挟，但也在战争中成长。在战争背景下，作家开始关注战争中的儿童，描写他们如何在战争中淬炼，成长为少年英雄。

　　华山的小说《鸡毛信》（1945）着力设置戏剧冲突，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主人公海娃对敌人见招拆招，以聪明智慧与敌人斗争，情节富有感染力。在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1958）中，13岁的小嘎子为给奶奶报仇，参加了八路军，他放哨侦察尽心尽力，但他比摔跤时张嘴咬人、用草团堵胖墩家烟囱、把缴获的手枪藏在老鸹窝里的行为，仍不失孩童气质，故事情节妙趣横生。将儿童的个人复仇汇入民族大义的书写，使儿童成长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形成一种同构关系，是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重要特点。很多儿童小说作家会设置底线，不让儿童参与过于血腥的杀戮，这是对儿童群体的一种温情关怀。小英雄承担了战争伤痛，将“复仇”或“追求更高理想”作为疗救方法，但战争造成的伤害却不能全然消失。“受伤的儿童”又成为继小英雄后另一种儿童形象，这些形象帮助人们重新反思孩子与“恶”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成为社会主义的小小建设者，孩子们充满了主人翁的自豪感。马烽的小说《韩梅梅》（1954）讲述落榜少女韩梅梅回乡养猪成为生产模范的故事，充满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光荣感和使命感。浩然的小说《荣荣》（1961）讲述了12岁的荣荣一向疼爱弟弟，但发现弟弟拿了生产队的白薯，面对弟弟又哭又闹，她依然坚持原则，宁愿刨自留地的白薯，也不能拿集体的东西。因为她坚信，“一个白薯叶也是大伙的，不能随便拿！”可见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在这里，少年儿童以其天真坚定的形象成为新社会、新风气的引领者。

　　“顽童形象”与“完美少年”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作家探索新的儿童形象，开启“捣蛋军团”与“闺蜜联盟”等男女生朋辈团体塑造，使“顽童形象”与“完美少年”同时呈现，形成强烈反差。

　　丁阿虎的小说《祭蛇》（1983）通过孩子们祭蛇的闹剧针砭时弊，孩子们虽顽皮，但似乎洞明世事，以“哭蛇”控诉学业压力过重。整篇小说寓庄于谐，塑造了鲜明的顽童群像，呈现出崭新的叙事风格。

　　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顽童形象大放异彩，但儿童文学作家从未放弃对“完美少年”的塑造。庄之明的小说《新星女队一号》（1981）讲述了在消息闭塞、观念相对保守的小县城，城关中学初三女生汪盈挑头成立一支女子足球队的故事。即便遭受同学讥讽、家人反对，但足球队毫不服输，用行动纠正偏见，用战绩证明自己。女队开风气之先，苦练技术，立志要为女同胞争气、为国争光。相较而言，曹文轩的小说《草房子》（1997）中的女孩纸月则是更古典的女孩形象，她美丽乖巧却命运多舛，但她仍然以最大的善意和温柔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曹文轩笔下的女孩是柔美的、安静的，与其说是性格塑造的需要，不如说是作者对作品投注的古典的美学理想。

　　以形象谱系为线索梳理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何种想象、构成了哪些观念形态，意在探析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情致气韵与精神向度。以儿童文学的形象谱系为切入点，重新打开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文本，考察儿童文学的实践品格对于重述儿童文学史以及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都有所助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写作伦理研究”（23BZW17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