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学者阮元强调：“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恩格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和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郭沫若高度重视实事求是：“能够实事求是的人，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会逐渐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终于合辙。”在长达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郭沫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在诸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全面占有历史材料

　　坚持实事求是，要求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上。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郭沫若十分重视材料：“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重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在《历史研究》发刊词中，郭沫若阐明了刊物的用稿思路：“有这样的朋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已经相当有把握，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而产生出‘理论性的结论’来，那样的朋友和他的作品，在我们当然十分欢迎。但假使一时还得不出‘理论性的结论’，只要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甚至只要能够提供出‘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都是我们所一律欢迎的。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到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只要是认真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工作。”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对史料的重视。

　　郭沫若每开展一项新研究，总是尽可能全面占有相关资料，主张从占有广泛的资料出发，而不要从假设出发。郭沫若决定投入甲骨文、金文研究后，和日本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交换资料、互通有无；又和容庚、董作宾、唐兰、于省吾等国内著名学者通信，请他们帮忙购买资料和拓片，所有的请求几乎都得到了热情的回应。就当时的条件而言，郭沫若已经占有了他能够占有的全部材料。此后，他密切跟踪出土文物和相关著述，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修改完善自己的相关论述，故而能在古文字研究上作出巨大贡献。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郭沫若着力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勦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决定集校《管子》，于是广泛收集各种版本，并四处调阅各种稿本，先后收集到宋以来17种《管子》版本，自朱熹以来中日两国有关《管子》校注、研究的著作近50种。仅从搜集到的版本数量和相关研究成果来说，郭沫若在资料占有上远远超越了学界前辈。1957年，郭沫若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研究人员交流，裘锡圭问他，在古史分期问题上，大家依赖的史料都差不多，为什么结论却不一样，郭沫若反问：“你把所有的史料都找出来了吗？”这促使裘锡圭更加刻苦地查阅相关史料。郭沫若鼓励年轻学子说：“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郭沫若深感于“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也开始研究《再生缘》，并很快在材料占有上超过了陈寅恪。在资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不是和陈寅恪争锋，而是体现了郭沫若对资料的高度重视。

　　郭沫若高度重视出土文物，将它当成第一手资料。他曾指出，历史的范围很广，懂得一些正确的方法，必要的是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等是一项必须尽力的艰苦工作，丝毫也不能偷巧。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迫不得已时，有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资料。要做到实事求是，就是要老老实实地下苦功。郭沫若在1928年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所依据的材料是《诗经》《尚书》《周易》，但在完成《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后，他产生了疑惑。这些著作“尽管是为一般人所相信的可靠的书，但那是在世上传了几千年的，有无数的先人之见渗杂在那儿，简编既难免偶有夺乱，文字也经过好些次的翻写，尤其是有问题的，是三部书的年代都没有一定标准。因此我从那三部书里面所建筑出的古代观，便不免有点仅是蜃气楼的危险。因此我也就切实地感觉着有研究考古学以及和考古学类似的那类学识的必要。我的对于甲骨文字和殷周金文的研究，便从这儿开始了起来”。他后来感叹说，地下发掘出的材料往往是决定问题的关键。这表明他在研究中对出土文物的重视。郭沫若善于“翻案”，主要就是用出土文物质疑传世文献。他认为《周官》不属于西周时期的作品，因为他从金文中没有发现《周官》中提到的诸多概念。他认为传世《兰亭集序》不是王羲之的亲笔，因为他从出土碑文和写本中没有发现当时有和传世《兰亭集序》相似的行书写法。从出土文物出发，他对于书写的物质形态特别关注，对甲骨文的书写方式、汉字演变等问题都有精辟论述。

　　辨析材料进而阐明历史规律

　　在材料占有上竭尽全力只能说明具有了研究的基础，接下来需要辨析材料的真伪年代。郭沫若多次表达了对考证的重视。“占有了史料，就必须辨别它的真假，查考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检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谓的考据。这些工作是不可少的，是应该肯定的。”袁枚否定乾嘉学派，郭沫若跟他意见相反。“考据而失去目标，趋于烦琐，诚可讥弹。然乾嘉时代诸考据大家颇有贡献，不能一概抹杀。”“平心而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故考据无罪，徒考据而无批判，时代使然。”郭沫若还借助为《辞海》编辑提意见的机会，肯定了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派，表达了对否定“考证”的不满：“六经诸子是古史资料，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乾嘉学派的业绩是必须肯定的”；“要讲考据就不能嫌‘烦琐’——占有材料。烦琐非罪，问题是考据的目的何在？”这些都可见郭沫若对考据工作的重视。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他写作了《毛公鼎之年代》《周官质疑》《〈周易〉之制作时代》《〈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等以考据见长的重要论文；在校订《崖州志》时，他“亲自踏查鳌山之滨，跳石摩崖，缘藤觅径，摸索七百多年前久经风化之《海山奇观》石勒，以勘正原书”。他所考证的结论或有可商，但这种治学思路却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就不能只局限于考证。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郭沫若不同意这种观点，考据毕竟“只是历史研究的初步阶段。没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历史，专搞史料也绝不能代替历史学。过去，旧的史学工作者停滞在这初步阶段，就认为很够了，但是说什么整理史料即历史学，这显然是错误”。考证不是目的，学术研究必须从大量的事实中找出规律，“要真正实事求是，历史须用新的历史观来研究”，“占有和整理了史料，如何运用它们，这是历史研究中更重要的问题。有了史料，如果没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处理研究，好象炊事员手中有了鱼、肉、青菜、豆腐而没有烹调出来一样，不能算作已经做出了可口的菜。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大量的史料来具体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在郭沫若看来，“‘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

　　根据实际情况更新学术观点

　　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还在于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正自己的学术观点。郭沫若认为，“错误是人所难免的，要紧的是不要掩饰错误，并勇敢地改正错误”，“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在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郭沫若对一些资料的年代按照已有研究作出误判，将殷商当成是原始社会末期。他后来多次更正这一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他特意申明：“我在二十几年前曾经有过很错误的看法，便是把殷代看成金石并用时代和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有少数朋友直到现在还受着我的影响，我是应该坦白认错的。那种看法，在今天看起来，固然是错误，但其实我在作那种看法的当时，已经就觉得不大妥当的。特别在写这些考释里面的《释干支》的时候，看到当时天文智识的水平相当高，作为原始氏族社会怎么也难说明。但我固执著自己的旧说而马虎过去了。这是应该作自我检讨的：就是做学问时，未能够充分地做到实事求是。”“我诚恳地说一遍，责任实在是应该由我来负的。是我以前搞错了，把殷代定成金石并用时代和氏族社会末期。”“我希望朋友们要实事求是，根据史实把那种不正确的判断丢掉。”

　　正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郭沫若才能将自己的学术建立在大量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不断根据新出现的材料更正自己的观点，不断总结历史规律、开辟古史研究的新天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和领军人物。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