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在1929年讲座稿《德国唯心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中所展示的那样，费希特哲学对海德格尔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与费希特将“自我”理解为一个活动着的实践主体一致，海德格尔的“此在”也是一个在生存活动中赢得了存在的可能性的“能在”。另一方面，费希特在1794年的《全部知识学基础》中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一种未赋予非我以独立的本原地位、仅仅从自我出发建立的知识学体系无法建立起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认为他的“世界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对费希特的超越。海德格尔指出，此在本身的生存建构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世界和此在的作为“双重本原”必须从一开始就被关联着设置下来。通过世界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真正挣脱了单一主体性视角的枷锁，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摘要：疯癫通常意味着人的举动不再受到理性节制而陷入狂乱的状态。由于不能与正常人互动，疯癫之人一般被排除在政治之外。霍布斯理论语境中的疯癫也具有类似的意涵。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疯癫主要被解读为一种不受理性控制的过剩激情，是一种本质上不适合政治生活的状态：疯癫之人或因理性能力不足而不能参与政治契约，或因冲动之下的攻击行为而不能与他人和平共处。上述解读虽有一定的文本基础，但忽略了疯癫一词的深层意涵：疯癫虽然呈现为激情过剩，但其背后成因在于人的认知失调；而由认知失调所引发的疯癫并不总是与政治活动相龃龉——假托为神启的疯癫反而能聚合民众并形成强大的政治权力。疯癫是自然状态的另一种形态，霍布斯对于疯癫的拒斥反映了其理论中理想主义的一面。

摘要：王弼在《老子注》中提出的同时作为“始”和“母”的“无”表明了他对整体及其根据进行追问的形而上学。“始”意味着万物整体的原初状态，指向了这个整体自身的能生成。“母”意味着整体之根据，指向了万物的行动方式，这就是作为“用”的“无”。万物在“以无为用”的同时就能够使得自身“反其形、名”而从整体上成就作为“通”“一”的“无”。王弼同时在整体（包括有形之物出现之前原初状态和万物“反其形、名”之后的状态）和根据上使用“无”导致了对他哲学体系是宇宙生成论还是本体论的争论，而后宋明理学体用论在概念上区别了整体及其根据，从而有别于王弼对“无”的考察。

摘要：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与程颢“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体论，主张的思维方式相同，蕴含的价值追求相异。二者均否认与物对立二分的有限小我，但庄子因之通于浑然一体的大道，程颢则以之成就仁爱万物的大我。二者均未将物作为对象性客体，皆曾直接感受鱼的内在生命情态；但庄子知鱼乐是无心的审美活动，程颢以体仁为目的观鱼则属有意的德性涵养。二者均倡导不分判、非对待的思维，但庄子基于道而关注物与物的自然关系，程颢则基于仁而聚焦我与物的伦理关系。庄子和程颢“万物一体”论的共同点，呈现出理学家吸收道家思想以创新儒家仁学传统的可能性；而其根本差异则表明，对外部思想的合理借鉴不会使自身传统变质。这对于当今儒学的创新性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整体地看，今本《文子》的“自然”有道本身是自然的、万物的存在和生长是自然的，人性应当顺其自然和政治治理应当成全人性之自然四个层面。《文子》的“自然”观之大旨在后两个层面，即君王克制以智治国的欲望，任百姓“自为”而达致“相为”的和谐，从而实现各自的“自然”；君王本于“自然”之性去实践“无为”的政治治理，以德治和法治为辅，助百姓返归“自然”，从而导向理想的道治。《文子》的“自然”观透露出它对最高权力的警惕，在其限制权力的思想中蕴含有理性的谨慎，可见其以民为本、“工具化君王”的诉求。

摘要：致良知作为阳明心学的工夫宗旨，在王门后学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向度的实践进路，龙溪与泰州见在、现成化的落实使得阳明学风行天下的同时，亦渐失其传，面临心学工夫的教化困境。风行天下与渐失其传之间，显豁出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的“分限”（不能）与“所及”（能），其工夫实现之“所及”就建立在逆觉进路所彰显的“分限”之上，即不顺着感官之思与气质之性而沦为自然生性的道德本心之自警自觉。而这一底线意识就具体表现在四句教“一无三有”的回环结构中，以此维护着致良知之教在具体工夫落实中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彰显着致良知之教作为成德之教的终极关怀。

摘要：荀子人性论的丰富内容不仅包括“性恶”“化性起伪”还有“性伪合而天下治”。“性”和“伪”两个概念的核心含义是“天生”和“人为”。以此反观平等和等级，则平等是性，即人天生的要求；而等级则是伪，即人为的造作。在荀子人性论的背景下，平等和等级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呈现出“性伪合而天下治”的相容一面。人性内容相同的事实及其平等要求带来了“礼崩乐坏”的结果，这使得带有等级特征的礼义秩序成为必要；同时，礼义秩序不但“养欲”，而且护育了“涂之人”成圣的可能性。因而在礼义秩序中，平等和等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平等要求带来了等级的制约，同时等级也容摄了平等，并为成圣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摘要：尚贤思想一度在战国时期成为主流，但其内部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不应当对诸子的尚贤思想等而视之。除了贤的指代对象差异外，更深层次的尚贤差异来自对善的追求形式不同。尚贤在战国时期不仅是一种人才任用模式，也是一种透过外部因素更新制度理念的主要机制，因此其天然有一种致善主义目的论的倾向。具体来看，德性善、客观善、形上学的善三个角度分别构建了战国诸子尚贤的理论基础；而贤人贤德在这三个角度下分别成为行政目的、行政工具及政治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尚贤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影响了对周文传统的接纳程度；另一方面则适应或者建构了战国诸侯的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