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儒家经典阐释的典范，朱熹经典阐释的形成与影响他阐释的各种制约性因素密不可分。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得出四点朱熹经典阐释的制约因素：朱熹的生命践履与其经典阐释相互促进，这构成他经典阐释的根本性制约因素。经典语言和诸家之说既对朱熹的阐释有制约，又为新的阐释提供了契机，这构成朱熹经典阐释的又两种制约因素。朱熹义理思想是在他生命践履、经典言语及诸家之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体系的思想为朱熹的阐释提供了第四种制约因素。这四种制约性因素共同构成朱熹经典阐释的可能性与规范性，也决定了朱熹经典阐释的有限性，朱熹对阐释有限性的认识使他始终保持阐释的开放性，促使他不断将经典阐释与生命践履融为一体，这为儒家经典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可能性途径。

摘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叶芝受到的影响可以说是多方面的。由于家学渊源、社会审美潮流以及个人艺术趣味的多重交织，从早期对拉斐尔前派、古希腊罗马神话、拜占庭艺术的吸收，到中晚期对日本能剧、中国山水画美学思想的借鉴，都可以说明叶芝的诗歌创作与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艺术形式联系十分紧密。本文立足于此，考察叶芝1923年所作的《丽达与天鹅》这首诗与古希腊神话及同题艺术作品的关联性，探索叶芝此诗所受造型艺术的影响以及对影响的背离和超越，旨在为阐释这首诗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路径。

摘要：保罗·利科沿袭了笛卡尔对“主体”的研究，巧妙地避开了笛卡尔所铺就的“我思”之路，从语言学切入，阐释“主体”在语言、行动、叙事、道德伦理中与“他者”的关系，最后回落到“主体”自身之中，力求实现全方位的“反思”。“自身阐释学”和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差异甚大，亦和尼采的“主体多样性”全然不同。在建设“自身阐释学”之路时，利科将阐释学的基本问题接轨到现象学的方法之中，选择了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不同的迂回之路，将阐释学延展到心理学、宗教学、神话学等哲学向度之中，以期完成全面的阐释。

摘要：“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作为理性主义的守卫者，哈贝马斯深入考察了近代以来的“理性”概念，分析理性在近代失效的原因，并在新的社会图景下对理性进行批判性重构。通过对康德先验理性及黑格尔以来哲学的去先验化路径的梳理，哈贝马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以主体间性的理论路径应对启蒙以来的主体性危机，用平等交互的语言沟通弥合价值理性的分裂。他的“交往理性”在阐释学领域具有重要价值，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批判阐释学，突破了传统对普遍性的追求，明确了阐释学的当代使命。

摘要：当艺术从其宏大叙事背景中脱离出来并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之后，它所遗留下来的东西，或许只是“遗迹”。这促使人们必须思考今天的艺术是否仍然是艺术，必须重新打量艺术的本质这个原初性的问题。当代艺术对“摹仿”“理念”“再现”等形而上学观念的质疑和否弃，揭示着艺术应该以其他方式进行重新定义。将艺术理解为市场实践和政治运作的产物，或是某种美学品味或哲学立场的衍生品，都是脱离艺术的本质的，因为艺术首先是无价的、不可估量的，非政治的。在最原初的意义上，艺术不是图像，而是遗迹。艺术史因而是一部不断回撤的历史，是一部以可见性展现不可见性的技艺实践的历史。用“遗迹”来界定艺术的本质，突显了艺术作为姿势、见证转变的功能，显示了运动、即将到来、通道等深刻的哲学意味。“遗迹”的诞生过程揭示的是人的主体的诞生、人的存在方式的体现、人与世界关系的变迁以及人和世界整体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艺术仍然是艺术。

摘要：人类在辨认出自己相对于万物的陌异性的惊讶中诞生，绘画则以其形象化的手段描绘了这种惊讶，绘画的诞生也意味着人及其存在本身的开端。技艺和艺术的分野也与绘画过程中手的姿势的分化密切相关，技艺是分化的，艺术则是完整的，因为艺术显示了主体的诞生及其存在方式的变迁。人类最初那位画家作画的姿势中，既显现了人的主体和存在的秘密，又揭示了世界及其意义显现的原初逻辑。这便是绘画的真理：绘画不是理念的摹本，相反，绘画是世界和人类主体、存在和陌生者本身的姿势。绘画揭示的并不仅是可见世界的意义，也揭示着不可见的、正在消失的意义。

摘要：奥尔巴赫对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视，让他可以用更为深刻的眼光来审视文学作品对现实的摹仿，正如他在《摹仿论》中对文学作品的修辞手法与审美风格的分析总是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结合在一起，以此来解读文学作品所呈现的植根于历史现实的真实观。奥尔巴赫这样的做法是对预设观念的反驳，他并不是要否定或放弃普遍性，而是以具体历史语境的特殊性为基础来寻找普遍性，将具体的历史特殊性与时代精神连贯起来，以此来获得一种对时代的整体把握。奥尔巴赫对历史真实的重视，也是他对二十世纪40年代德国现状的关注与担忧，他试图用冷峻的目光看清自己的遭遇，审视当时德国乃至欧洲文明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