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代以前，诸侯与王不存在君臣之分。周代制度建立后，诸侯与天子才形成君臣关系。在经典中，这种关系的变化孕育了关于诸侯的两种看法，前者承认诸侯成为新王的合法性，后者则以君臣之义约束诸侯。这两种看法潜在地影响了经学理论的建构与经典解释。何休等公羊家突破了仅在君臣伦理下看待诸侯的单一视野，通过强调王与诸侯“有不纯臣之义”，化解了“黜周王鲁”说的内在困境。然而，在后世，视诸侯为臣子的看法逐渐成为一种预设，王与诸侯被理解为纯粹的君臣关系，“文王称王”变成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厘清关于诸侯的不同认识，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经典议题和经学理论，窥见政治伦理演变与经学阐释之间的互动关系。

摘要：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近年成为一个重要学术话题，这背后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转型”，以及对此“转型”的“整合”努力。对儒与马均有深入研究的贺麟的思想经验，可以带来相关启示。在其学术前期，贺麟以唯心论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作出构设，这捍卫了儒家的道德本体，却具有非实践性的弊病。在其学术后期，基于对此弊病的洞悉，贺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习，寻找到了以思想谱系学呈现儒、马之间的思想脉络，并以唯物史观重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的方案。这为儒、马对话提供了方法论的可能。在这背后，是一种学术精神由唯心转向唯物、由书斋转向现实、由关注社会上层转向关注社会群众的改进。

摘要：民族性是章太炎伦理思想中的特色之一。在中国近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章太炎认为，民族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根性。国人伦理道德中的民族性在经历了较长历史周期后方才逐步得以确立。在此之后，即使时代发生了剧变，但这种民族性却保持了稳定。在中国人的民族性中，伦理思想领域体现出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这得益于儒家德教观念的深远影响，因此也就锻造出传统伦理观中温良、包容的气质。同时，章太炎也意识到，中国伦理思想的另一特色是，它重视自我的责任意识，关注世俗化的道德品行在完美人格塑造中发挥的作用，而佛道思想的融入，更弥补了这套伦理思想体系思辨理性不足的问题。此外，章太炎在论证传统伦理观念中的时代性时，他擅于挖掘其中的反抗精神，以之服务于社会革命的需要。

摘要：容肇祖治学涉及哲学、历史、思想史、文学史、文献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很多成果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开创性、创造性和典范意义。他在数十年中，通过年谱、评传、思想史、学术论文等形式，呈现出泰州学派丰富的人物、思想、学脉及其历史，表现出治学笃实、超越前人、映照古今的学术特色。他研究泰州学派的历程、内容、特点及其成就，既以其深湛研究对中国传统经史学术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又受时代感召对历史人物思想进行了创造性阐释，体现出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究的积极探索，在努力挖掘中华文化深厚资源、救亡图存和文化重建等方面具有开创性、开拓性意义。

摘要：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切入时间，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上揭示时间之于人的存在意义，指出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和生命的尺度，也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确认了人的活动与生命本质的内在一致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本应是人的生命尺度，却物化为可量化的尺度和抽象时间，工人自由时间随着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多而减少。由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人类历史发展演进过程的视角把时间作为本体论维度凸显出来，使时间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载体。从“物化时间”到“自由时间”，马克思的时间观从根本上把时间与人的活动、生存关联在一起，从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建构了时间的场域，为拓展人的生存境遇、反思全球化下的现代性社会问题提供指向。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处在一个历史探索过程中，迄今已走过70余年艰难历程，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走向“强起来”的伟大转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崛起的历史经验弥足珍贵，警示人们不忘相关建设经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深化改革开放，着力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解决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问题，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