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语言的本质特点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探索和争论的焦点，例如，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语言定义为人类心灵的表针或符号，而文字则为语言的符号。那么，语言文字作为一种表意的符号，相对于它所指代的事物，其关系在本质上是任意的还是象似的，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柏拉图观点，亚里士多德观点。柏拉图观点认为如果语言不是以实物而是以符号作为表达媒介，那么，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就一定存在象似性。而亚里士多德观点（亚里士多德—索绪尔观点）则认为，语言和现实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象似性。Raffaele Simone，Iconicity In Language，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4.根据前一种观点，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映射思维方式，展现被人的思维所内化了的现实世界，语言的这种特性很久以来就备受关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对话录》中就语言的特性记录了两个相对立的观点：一方认为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即事物的名称总是在模仿事物的特征；另一方认为事物名称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人为规定，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以后的语言学家争论的一个焦点便是这些语言符号和它们所表述或代表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就这个主题主要有两大阵营，以索绪尔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人类语言符号和它们所指代的物质世界对象间不存在任何的理据性，两者之间只是一种纯粹的任意性关系；而以皮尔士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人类语言符号和它们所描述的物质世界对象之间存在一种象似关系，即人类在创造语言符号的过程中模仿了现实世界中的现象或物质。王寅教授认为这场争论是西方古代唯名论和唯理论的延续，这是一场直至现在还未终结、还无定论的辩论，而正是这些探索和争论使人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理解和思考语言。自从1916年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而任意性假说也成了语言学界普遍接受的准则，而皮尔士的象似性假说则被忽略了，象似性被认为是只出现在象声词中的语言边缘现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开始关注这位语言哲学家的理论，象似性也开始备受关注。到现在关于语言象似性的研究已深入到人类语言的各个层面，从语音、形态、句法、篇章直到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语言的象似性都被加以研究。在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象似性被作家和诗人们大量运用，以便增加诗歌和文学作品的表现力。2001年出版的《理据符号》Max Nänny and Olga Fischer（eds.），The Motivated Sign：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1.便是文学和诗歌领域内语言象似性的总结。海曼等语言学家认为，象似性不是语言中的边缘现象，而是语言基本特征的一部分，在语言中有自身的语法机制。他们从人的身体出发分析语言中的象似性，并且认为，语言行为源于早期人类的身体活动。人类的身体行为经过某种仪式化之后，成了语言象似性形成的基础，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语法化。罗曼根据人体的对称性研究了语言中的对称性，认为语言有一种内在的对称特征，因为人类的身体是对称的，人类的语言则总在试图模仿这种对称。安德森等语言学家从语言的发声和听觉角度研究了语言的象似性。温格尔Friedrich Ungerer & H.J.Schmid，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2001.分析了英语构词法中的象似性现象，他认为构词法中的象似性主要有两种，同构象似性和理据象似性。南尼指出了英语字母中的象似性；语法象似性也得到了关注。这些研究都把语言看成有理据的、模仿的，而非任意的、边缘的。象似性不仅被普遍和深入的研究而且还被广泛运用，并且已超越了语言学的领域，比如在广告、电影等领域人们利用象似性表达更深刻，更形象和更抽象的意义。在索绪尔的符号两分法里，所指（signified）是个实体概念，代表物质世界中的客观存在，能指（signifier）是一个心理层面上的存在，不具有实体特性。而皮尔士则不同，它的三分法体系里除了指示项（representamen，即signifier）、实体（object即，signified）之外，还有解释项（interpretant）。而且皮尔士的指示项和实体都是心理实体，因为在皮尔士看来，语言中的象似性并非语言符号对真正物质世界的模仿。物质世界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已被人类的意识内化，这个人类意识中的世界已不是原来的那个纯粹的物质世界，它已经被附着上了一层人类意识的色彩，并蕴含了来自人类的精神和认知模式的特征，而且这些精神和特征在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表现。皮尔士认为人类语言描述和表达的对象都是已被人类意识内化了的世界中的存在物，所以，语言符号不是对纯粹外在物质世界的模仿，人类语言的象似性应该指人类语言符号与人类自身内心感知到的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出语言符号对这个内化世界的模仿。皮尔士首先把被人类意识内化的物质世界中的存在分为三类，并分别称之为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和第三性（thirdness）。皮尔士的世界始终是一个已被人类意识所主观化了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所以他对这个世界的分类也体现出其个人的特点，这与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相抵触的。皮尔士理论中的第一性指的是自在之物、直观感知和不具依赖性的存在。例如，花香、盐的咸味（一种直观感觉——味觉）、疼痛感、欢乐感。第一性只是一种和人的感官直接相连的可能存在、直观存在。第二性指限制人的器官或与人的感官相抗衡的外在之物，皮尔士举例子来说明第二性：用手或肩膀去推一扇半开着的门，门会给人一种阻力，这种阻力就是一种第二性存在。而第三性则指把第一性和第二性相联系起来的东西（也就是一个sign）。皮尔士认为这部分是最重要的，它代表了经验的最高层次。属于第三性的有普遍性存在、持续性存在、人类的智力，等等。对皮尔士这一组三分法的了解是理解他另外两个三分法的基础，也是理解其符号学的基础。皮尔士还认为语言符号在不同程度上模仿人类内心世界，他据此把语言符号分为三类，即象似符、指示符、象征符。象似符代表那些以符号本身特征直接模仿内心世界实体的符号，也就是说只要语言符号和实体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这类语言符号本身映射出它们所表述的实体的某些或全部直观特征。比如，绘画中的头像就是模特的象似符，地图是地形的象似符，这类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是最明显的；指示符的象似性比起象似符已经模糊了许多，但仍然比较直观，比如，雪地上的脚印是某种已走过雪地的动物的指示符，风中的风标是风向的指示，这类语言符号本身和它们所描述的实体之间没有任何的直观象似点。指示符代表了语言中比较抽象的表义现象，这种语言符号已经反映了人们在认知过程中作出了直观努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初步表现。象征符是三类语言符号中象似性最微弱的一类，在表义方面也是最抽象的，这类语言符号所反映出的特证和它们所表述的实体之间的象似性是一种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认知方式，人类的思维模式赋予了这类语言符号象似性，也就是说象征符的象似性是人为规定的，但这种人为规定又和人们特殊的思维和认知方式息息相关，也和特定的社会文化规约相关。这些象似符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和传递了这些社会文化规约，皮尔士认为普通的英语词汇都是实体的象征符。 在这三类符号中象似符最吸引语言学家的注意，皮尔士根据其所代表的实体特征的抽象程度的差异把象似符进一步又分为三类：肖像（image）、图表（diagram）和隐喻（metaphor）。这三类象似符所展现的关于实体的象似程度是递减的。本书不但介绍和梳理了费舍尔、皮尔士、南尼等人关于语言象似性的理论，还通过举例子的方法探讨分析了英汉语言在语音、词形、词义、句法中的象似性现象，并且论及认知语言的象似性和象似性及符号学变量在语言中的交互性。全书共分为十二章。 第一章论及南尼关于语言文学中的象似性现象的一些观点，可以看作对下属各章的引述，指出语言象似性出现在充满创造和想象的语境里，在文学文本中，尤其是诗歌中被有意识地呈现，并运用例证说明了南尼等语言学家的观点，即认为象似性不但在词的构成、发音、表意以及句法及语用等中都有体现，而且存在于语言内部结构中，而诗歌意义的象似性表征则是象似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体现。第二章谈及费舍尔对表音文字的象似性的分析，分别从语音听觉、语音发声和语音联想三个方面，举例论述了费舍尔的表音文字象似性观点。第三章介绍了迈耶对模拟音意义理据的相关探究，聚焦于迈耶的语音象似性观点，即语音触发的意义想象，具体探讨了迈耶对模拟音的对比和商榷、模拟音名称的多样化、模拟音存在的范畴和相对性、并认为模拟音象似性的根本特性在于其抽象性。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杰西·帕尔笔下的符号象似性。第五章聚焦于约翰·迪利关于象似性符号的考古学和认识论探讨，分别指明了认识论的符号性特征和认知论与符号学之间的诸多联系。第六章讨论了约瑟夫·莱斯德对皮尔士象似性符号的理解和分析。第七章介绍了皮尔士的三分法符号及符号象似性，文中首先对符号的二分法和符号的三分法作了介绍，接着对符号的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三分法给予了较详细的说明，最后介绍和探讨了皮尔士的符号象似性观点。第八章聚焦于句法中的象似性及波斯纳对句子修饰语次序排列理据的分析，先指明了语言系统和句法中的象似性现象，接着从句法角度、语义角度和语用角度三方面详细讨论了修饰语的自然次序，从而说明了象似性在修饰语次序排列中的具体体现。第九章聚焦于认知语言的象似性，指出象似性已超越了语言学的领域被广泛应用到广告、电影等领域，以表达更深刻、更形象、更抽象的意义，并介绍了皮尔士关于认知语言的主要理论观点，因为它是语言象似性的主要理论支持。第十章对汉语字形象似性和英语词形象似性进行了对比，用举例子的方法，分别探讨了汉字笔画和偏旁部首、独体字和合体字的象似性以及英语字母形态、语音和字母组合的象似性，并对汉语字形和英语词形象似性进行了讨论和对比分析。第十一章对比分析了英语词义和汉语字义象似性现象。据西比奥克的模型理论（Modeling Theory），不管是英语词义还是汉字字义相对它们最初输入感官的声音形象或视觉形象，都有一定的象似性或理据性。作者分别对两者进行了梳理和举例说明，指出了英语字义和汉语字义象似性的不同特征。第十二章论及德雷斯勒论象似性和符号学变量在语言中的交互性，指出了德雷斯勒自然性或理据性分析方法的普遍特点，并从语法规则和语篇两个层面介绍了德雷斯勒阐述的符号学变量在语言中的交互性。因为象似性存在于语言符号和客体事物之间，语言符号对现实世界中的事件或事物进行模拟；而后者作为二级象似性，则被认为是语言内部的象似性现象，建立在词汇或者句法对比基础之上，是认知主体在思维中对语义进行的象似性类比。文学结构主义批评理论认为位于作品深层的二项对立规定了作品的深层结构和叙事结构，甚至是主题结构，而深层结构又外化为作品的表层结构。这里的表层结构即可以当作语言符号对现实世界中的事件或事物的模拟，通过寻求文本中位于深层的二项对立，探求其深层结构外化为表层结构的过程，也是分析文本中的象似性的一种体现。另外，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的意向常常被当作一种具有象征等意义的符号，是文学尤其是诗歌中的语言象似性的源泉。因此，该书的最后一部分，聚焦于文学中的象似性显现，运用文学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分析了莎翁名剧《李尔王》和我国古典名剧《长生殿》，并用意象分析法解读了华兹华斯名篇《水仙》，收录在附录Ⅰ中。同时，为了读者便于理解查询，在该书的附录Ⅱ中，还收入了一些常用的象似性研究的术语，并给予简单的解释。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十二章和附录Ⅰ部分由侯斌编写完成；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和第九章由冯晓花编写完成；第七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由杨智慧编写完成。

简介： 20世纪50年代的白居易研究专家，名字适与钱锺书成为对仗，文学研究所古代室已故学者享年最长——这位前辈学者就是陈友琴。提起他，许多青年学子已经惘然。这并不足怪，古代室名人太多。陈友琴（1902—1996），原名陈楚材，后改友琴。笔名陈珏人、夏静岩、郭君曼、珏人、楚才、畴人、笠僧、琴庐。籍贯安徽当涂，寄居安徽南陵，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晨，出生于南陵县城关的一个中医世家。祖父陈锦蘭淳朴恳挚，是当地颇受患者称颂的中医，但在幼年陈友琴的眼里，不免严厉。父亲陈煦生则平和开明，身为前清秀才，对国学素有根底，闲暇时曾手抄过许多古典诗词，对他深有影响。父亲承继家业，也做中医，兼营药材生意。或许是书生气太浓，家里的小药铺一直经营得不太景气，经常赢少亏多。陈友琴是在南陵县城南书屋读的私塾，后到宣城第八中学插班。1921年在上海澄衷中学读三、四年级，1923年3月，与王蘅洲结为伉俪。妻子小他一岁，出身药商家庭。一年后，他考入上海私立沪江大学教育系。作为由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沪江大学是当时上海有名的“贵族学校”，学费高昂。因祖父去世，父亲负债，无法负担大学全部费用，所以陈友琴只读了两年，1926年8月便肄业离校。辍学后，经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张东荪介绍，陈友琴在图书馆当了一个学期的职员。后回乡在旌德县高小教书。此后，又到繁昌县三山镇父亲的朋友、杂货店商人叶壁城家里教私塾。此间，坚持自学，博览群籍。后来在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又读了三年插班。陈友琴曾说过一句名言：“读书一目十行，这是所谓才子吓唬人的，凡是求读书真正有所得的，还需十目一行才是。”这句甘苦之谈被“补白专家”郑逸梅采入其《艺林散叶》。1928年3月，经朋友介绍，到安庆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训练部编审科文书干事。1928年8月至1929年1月，在安徽贵池的省立第五中等职业学校任国文教员。此后，主要投身于教育事业。1929年2月至7月，在安徽凤阳的省立第五中学高中部任国文教员。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至北平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训练部文书干事。1930年2月，任上海市私立建国中学文史教员。因私立学校薪水较少，又于1930年夏至秋，兼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干事，编辑《训练》半月刊。1931年1月至12月专任建国中学教员。1932年起，任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文史教员，同时在敬业中学兼课。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学校陷于停顿，回安徽避难，在南陵县立小学代课。1933年春，上海战事平息，携眷回到上海，在恢复了的敬业中学、建国中学教国文课，同时兼任上海民众教育馆干事。1933年12月至1934年，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记者、编辑。其间，1934年1月至5月，以中央通讯社特派员身份参加川康（当时的四川省和西康省）考察团，在上海《民报》连载《川游漫记》、《川北视察记》等专题报道。1934年10月，陈友琴的第一部游记文集《川游漫记》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收入《江行初写》等二十二篇游记，由国民党要员叶楚伧题写书名。这部游记后来令川籍作家、学者赵景深都十分叹服。1935年3月，陈友琴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活字与死字》，提到北京大学招考，投考生写了误字，“刘半农教授作打油诗去嘲弄他，固然不应该”，但鲁迅“曲为之辩，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误字是以“倡明”为“昌明”，刘半农的打油诗是解“倡”为“娼妓”，鲁迅的杂感，是说“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陈文认为“所谓‘活字’者，就是大多数认识文字的人所公认的字……识字太多的朋友，搬出许多奇字僻字古字，与实际运用文字的需要全不相干，我对于这一类的字，一概谥以佳号曰‘死字’”。此文引起鲁迅的注意，专门写《从“别字”说开去》5494470一文，加以辩驳，认为“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方块字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长期担任国文教员的陈友琴自然从中得益，后来在《国文十讲》这部小册子里，继续探讨了与此相关的论题。1935年8月，由于性情和待遇等原因，陈友琴辞去记者职务，重新回到上海务本女子中学，任文史教员。在此期间，因为与同乡前辈胡朴安、胡怀琛兄弟颇有交情，得以经常在胡朴安主持的《民报》上发表文章。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以后，返安徽南陵，与同学组织抗日救亡会，做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春，家里的药铺被日本飞机炸毁，为谋生，至安徽泾县东乡黄田村，在私立培风中学任国文教员。1938年8月至1942年1月，任浙江省立衢州中学文史教员，教授历史地理、国音字母、论理学等。同事有后来的著名作家王西彦，学生有后来的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查良镛）、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仲夫。1942年2月至6月，在浙江金华任《东南日报》资料室干事。1942年7月至12月，在安徽屯溪任私立徽州中学文史教员。1943年1月至1944年7月，在安徽休宁县梅林镇任私立建国中学教导主任。1944年8月至1945年9月，在江苏瑶溪任省立临时中学文史教员。1943年至1945年，还兼任《复兴日报》副刊编辑。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在上海敬业中学代课。1946年2月，任杭州之江大学国文系讲师。1946年8月至1947年12月，转回《东南日报》，负责青年版和副刊《东南风》的编辑。1948年1月，任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国文教员。1948年8月起，兼在杭州师范学校上课。陈友琴的教学在学生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于30年代执教的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和四十年代执教的浙江省立衢州中学，值2002年百年校庆时，都不约而同地在校刊开辟专栏纪念陈友琴，高度评价和称赞他的教学和为人。陈友琴在中学里教国文和历史等，教学中经常旁征博引，讲究灵活有趣，不局限于书本，因此深受学生欢迎。他还注意将课本同现实联系，引导学生怎样正确认识时代，懂得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在上海务本女子中学，当蒋介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时，他曾为此组织了一次班级辩论会，辩论究竟是应该“攘外”还是“安内”，这场辩论使他的学生受益匪浅。1946年任杭州之江大学国文系讲师期间，由于他在课堂上宣讲鲁迅、郭沫若、茅盾和丁玲的作品，发表针对时局的言论，被一些学生宣称是“共产党”，惹恼了这所教会学校的校长李培恩，被校方解聘。陈友琴注重教学，更注重育人。他热爱学生，对学生的关爱无所不至，也深受学生的爱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友琴失去人身自由，造反派对他做了大量的外调，希望能得到他们所要的“材料”，但均“无功”而返。30年代，正在上海任教的陈友琴结识了开明书店的叶圣陶，他的才华和学问颇受叶圣陶的赏识，在叶圣陶、王伯祥的鼓励下，陈友琴编撰了《清人绝句选》（又名《清绝》）。据该书编撰凡例后的题署时间，可知这部诗选1933年8月就已确定体例，直到1935年1月才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铅印本。徐乃昌题签，柳亚子题字，王西神题诗，查猛济、叶圣陶两人作序，以此推重，引起学人的留意和兴趣。民国时期，学界对前清文学并无太高评价，当时大学开唐诗课比较多，宋诗课比较少，清诗课就更少了。清诗不为人重视，一是研究清诗的人比较少，一是有些人对清诗存有偏见。例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就曾经说过，清诗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祯之脆薄，袁枚、蒋士铨、赵翼，臭腐殆不可向迩，龚自珍、王昙、舒位粗犷浅薄。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文廷式、金天翮、章太炎等对清诗之衰也异口同评。当时只有三十几岁的青年陈友琴，认为这样的定位不公正，也不够全面。清朝从顺治入关至1912年覆亡，前后268年，诗人辈出，并非只有梁启超所说的几个大家。陈友琴认为清诗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要正确评价清诗，必须掌握全部材料，细心研究，科学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他治清诗，既向前人学习，也向当代人学习。在上海教书课馀之暇，陈友琴常以乡里后生的身份到徐乃昌家里去看书。徐家藏书很多，自费刻书也不少，允许他出入书房，尽情浏览。陈友琴拿清诗和唐诗、宋诗对照起来研究，认为唐人绝句以神韵胜，宋人以清新胜，清人神韵兼清新。当他钻研清诗的时候，了解到宋人洪迈编过《万首唐人绝句》，清人严长明编过《千首宋人绝句》，而清诗绝句则没有人编过，于是立志填补这一空白。陈友琴的《清人绝句选》被当时的学人认为是：给古典文学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5494471这部诗选甄选五绝作家110名，七绝作家262名，将近400名清代诗人，1000多首绝句，选编在一卷，可粗略地看出：清诗（至少清代绝句）不是“衰落已极”，而是大昌；不是清代没有好诗，而是如近人王西神（蕴章）所云：“皎如明月清如雪，云水光中洗眼来。”1936年1月，他的第二部游记文集《萍踪偶记》，作为“创作新刊”之一，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书名取意于“十年沧海寄萍踪”5494472，收入《上天台》等十八篇游记。书前有“卷头语”，书末有赵景深的跋。1949年4月，经当时杭州地下文化工作委员会审批，陈友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1949年5月，杭州解放，陈友琴参加了谭震林等主持的会师大会，随后作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参加了接管杭州师范学校的工作，成立校务委员会后，任副主任委员，这是他第一次担任行政职务。改校长制以后，他又被任命为副校长。1950年，参加中国教育工会。同年秋，参加杭州新文艺工作者协会，被选为委员。1952年，参加杭州市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星期。1953年3月6日，由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最初，杭师校长由教育局局长郭人全兼任，陈友琴与之配合得很好。不久，浙江省教育厅委派吴容专任杭师校长，她的作风很不民主，陈友琴难以与之共事，于是写信给北京大学的吴组缃等朋友，别寻出路。吴组缃向何其芳介绍，但1953年7月，中宣部还未下调令，浙江省教育厅已委派陈友琴至临安县，任草创中的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副校长兼语文教研组组长。1953年11月，陈友琴奉中宣部之调，依依不舍地离开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北上就职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从此未动，一直在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直到退休和去世。这一年陈友琴已经51岁，和文学研究所的许多先生一样，一家人住在中关园。因为相距不远，陈友琴常到邓之诚家去做客，讨教治学的经验。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明清史，收藏的清代诗文集、史籍很多，给陈友琴的研究提供了方便。陈友琴很敬佩邓之诚，认为他是一个读书人，治学谨严，学问踏实，知识渊博，乐于帮助志同道合的人。事隔多年，每每谈及，犹深深感怀于其真诚与亲切。陈友琴认为，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是那个时期最有参考价值的成果。1954年3月1日，郑振铎等提议，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由作协古典文学部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主办，在《光明日报》上设置学术副刊《文学遗产》，余冠英和陈友琴被推为编委。这并非虚衔，陈友琴投入了大量精力参与刊物的审稿和编辑工作。1955年，陈友琴加入作协。1956年，文学研究所隶属关系由北大转到中科院。随后，进行了第一次职称等级的评定。文学研究所只有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三人被评为一级研究员，陈友琴被评为六级副研究员。1956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消，《文学遗产》（周刊）改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陈翔鹤担任主编。1956年秋，文学研究所由北京大学迁至中关村，陈友琴继续在古典文学组从事研究。1958年秋，文学研究所又一次进行研究人员职称等级的评定工作，陈友琴仍为六级副研究员。秋冬之际，文学所由中关村迁至建国门，不久成立了资料室，由吴晓铃兼任主任，陈友琴兼任副主任。何其芳的设想是要把资料室办成全国的“资料库”，要为全国从事文学研究的工作者、大学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服务。而且不但收集国内的，还要收集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资料。1960年2月9日，周扬到文学研究所考察工作时，也提出“研究所要大搞资料，文学所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在这一思想领导下，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从百余种报刊中挑选重要论文，按专题和作家作品分类剪贴，迄今已积累5000余册的剪报资料。同时开始“大型文学评论目录索引”的资料收集工作。时间从1901年至1949年10月，跨度大约五十年。另从1949年10月至1959年10月跨度为十年，前后共六十年。后来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五册。陈友琴的代表作《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就是在当时要加强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这一指导思想下展开的。5494473围绕《白居易诗评述汇编》的编撰，陈友琴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比较重要、影响较大的是《白居易作品中的思想矛盾》《白居易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这两篇长文。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国内涌现出多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和分析白居易及其创作成就的传记类著作。陈友琴撰写的《白居易》是其中出版较晚的，收入“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1961年12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尽管只有3.6万字，却是影响广泛的普及读物，多次重印。这是论说平实而准确的一部白居易传，在介绍生平的同时，以专节分析评价代表作《长恨歌》《秦中吟》《新乐府》《琵琶行》。其评述扼要简洁，语言通俗易懂，注释详细精当，而且在学术层面上，吸收此前著作成果的同时，避免了一些过于平面化、简单化的论断。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值得推荐的白氏小传。1959年4月10日，《文学评论》第一次编委会在北京召开，余冠英、陈友琴借便邀与会的夏承焘至文学研究所参观，此时文学研究所已由中关村迁至建国门。1959年5月15日，陈友琴也和许多同事一样，自中关园搬入东四头条胡同一号学部宿舍。邻居有余冠英、钱锺书等。这一年春季，中央书记处下达任务，资料室副主任陈友琴从何其芳那里接受了编辑、注释《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工作。在酌定篇目、释文过程中，俞平伯、余冠英、钱锺书、孙楷第分别予以指导。出版后，陈友琴赠出不少样书，广泛听取意见。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收到后，很重视这本书，在书上密密麻麻写满眉批和注释，然后转送回陈友琴。同时专门撰写《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的问题》5494474，提出11则名物方面的修改意见。1959年7月，陈友琴的第一部论文集《温故集》，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友人陈向平的鼓励和支持下，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这部13.9万字的集子收入《略谈〈长生殿〉作者洪昇的生平》等22篇札记、论文及考证文章，多数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过。除了前四篇是长文以外，其馀篇幅都很短。其中与同行商榷之作颇多，正是当时学术界百家争鸣气氛的缩影。内容以唐诗（尤其是白居易）研究为多。这些或长或短的文章，是他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习古典文学、分析故书旧学的产物，所以名为《温故集》。1962年4月，《中国文学史》出版内部铅印本，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陈友琴参加编写唐代和清代部分章节。第二年，陈友琴由六级副研究员提升为五级副研究员。1966年至1979年，和其他学者一样，陈友琴进入学术冬眠期。从发表《重读舒位〈瓶水斋诗集〉》一文（《光明日报》1965年6月13日《文学遗产》第512期）以后，直到《略论清代初期诗坛上的南施北宋》（《河北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国内找不到他公开发表的文章。“文革”期间，陈友琴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两年后解除处分。1969年至1972年，前后三年，他同文学研究所其他人员一样，下放河南罗山、息县、明港等地的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在干校里，有一天，有人和钱锺书开玩笑：要他以钱锺书的名字，对一个“姓名对”，他们以为这是奇招，可以难倒他。谁知钱锺书脱口而出：“陈友琴”。又有一天，一位从北京探亲回到河南息县干校的同志告诉大家：北京传说陈友琴已经死掉了。陈友琴听到以后大笑，立即写下一绝：中关园里传消息，道是琴庐早殒身。我在河南仰天笑，翻身戏作坠驴人。钱锺书笑而和之：严霜烈日惯曾经，铁树坚牢不坏身。海外东坡非噩耗，祝君延寿八千椿。从他们在困境下互相唱和的诗句，可以看出一种达观。从干校回来后，陈友琴一家搬到西直门外皂君庙宿舍。1977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随之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友琴继续任文学所副研究员。197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白居易专家，陈友琴参加了初稿的撰写，执笔了白居易等相关诗家部分，同时也批阅其他部分的初稿。他“在资料考订方面的严谨”，对《秦妇吟》注释初稿上的长篇批语，给参加编写的王水照留下了深刻印象。1978年9月，陈友琴参撰的另一部《唐诗选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组、北京市维尼纶厂小组选注”。1979年11月，《乐府诗集》由中华书局出版，陈友琴参加了卷四十七至卷七十三的校勘和标点。1980年3月，陈友琴的第二部论文集《长短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22.9万字的集子收有《论杜甫对学习、继承和批评的看法》等比较长的论文22篇，有些是第一部论文集《温故集》中收录的，另外还有比较短的小品36篇，题为诗文小语。附录《〈长恨歌〉辑评》《琵琶亭诗话》，可以与《白居易诗评述汇编》相互参看，应该是后者早期分类编辑的产物，更有利于专题研究。1983年7月，陈友琴由五级副研究员升为研究员。在此前后，研究重心开始向清代回移。1982年，他选编出版了《元明清诗一百首》。宋振庭读后，以满腔热情，撰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见1983年6月28日《文汇报》）。李荒芜也写信给陈友琴说：“选注很好，就是少了一些。”随后，他又全力投入选注《千首清人绝句》的工作。这是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清人绝句选》的增订注释本。这本60.8万字的大书，历时数年，终于在1985年年底完稿。新稿在篇目上作了较大调整，增选了作者，注释更加详尽，作家小传也多有修订。1988年5月，《千首清人绝句》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同年12月，他又编选了《元明清诗选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共两册，选元明清诗人270家，诗歌666首。1985年11月，陈友琴的第三部集子《晚晴轩文集》由巴蜀书社出版，书名取意于李商隐《晚晴》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弁言”云：“我是从旧社会经历艰难困顿的境遇，翻腾磨炼过来的。如今真是‘云开日出，有人欲天从之快’。晴窗之下，掇拾小文，名之曰《晚晴轩文集》。其中有论古代诗歌的，有谈文人轶事的，也有类似杂感随笔的，不名一体。读书札记较多，短小而并不精悍。另外还附有旧体诗数首。”这部9.1万字的集子收有《关于清代重要诗人的评介——读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等论文或散文，以及读书札记和诗抄，这是他晚年最后一部结集的著作。进入八十年代，在集中精力著述之余，陈友琴也参加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1980年秋，他参加“日本茶道文化考察团”赴日本访问。1984年12月，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参加《文学遗产》创刊三十周年、复刊五周年庆祝大会。1986年5月8日，还和邓绍基等，一道与中日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第六次访华团代表举行学术交流会，由当时的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马良春主持。1986年11月，陈友琴按司局级待遇离休。1991年10月，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特殊津贴。1996年5月17日，在北京病故，享年95岁。陈友琴先生称得上一位世纪老人，他前半生献身教育事业和报刊编辑，从小学老师、中学教员到大学讲师，从副刊编辑又到副校长，后半生则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默默耕耘，从清诗到白居易，再回到清诗，此外对唐代诗人杜甫、卢纶、崔颢、韦应物、柳宗元、刘禹锡、罗隐、于以及宋代词人李清照等，也做过深入研究，前后结集有《温故集》《长短集》《晚晴轩文集》。友琴先生一介书生，不慕虚荣，平和冲淡，朴实厚道，有学者风，无市侩气，对关系学一窍不通，在生活上淡泊为怀，整日勤耕默耘，无暇他顾。十年浩劫中被以莫须有罪名批斗扫地，七十岁了还下放干校劳动。其间，他和俞平伯的老实闹出不少“笑话”。据说，一日见集市卖河虾，俞平伯问小贩多少钱一只，小贩皆乐，戏以一角一只，竟以六元钱数六十只。而陈友琴先生买花生，亦问多少钱一颗。1973年回京后，原住宅早已另行分配，当时只有两间共二十平米，无上下水道、无暖气的简易平房供年逾古稀的陈先生夫妇居住。友琴先生急于争取时间开展研究，一再向工宣队队长提出要恢复自己的工作。多次受到白眼后，先生无奈，只好将书柜、生活用品塞满房间，在床边挤进一张两屉桌，不分昼夜地默默笔耕，需查找书籍资料时，只能爬到床上打开书柜翻找。狭窄的房间，夏天闷热，冬天穿风，数年过后，陈友琴先生的右腿受寒得了风湿病，从此行走困难。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1985年，他还不知道管房子的归哪个处，甚至连房产处在哪儿办公都不知晓。许多人说他有“名士气”，看来并非虚言。2007年10月23日初稿，2007年12月22日改补，2008年1月1日三稿，2013年3月1日定稿，2014年8月24日校订。陈才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简介： 作为文学评点大师，金圣叹关心的是一部作品的文本优劣，探寻的是文学形式本性。他主要采取以文观文的方式，分析文学作品美丑利弊，揭示作者行文用心，指点读者赏文门径，从而展示文学文心之美、文辞之美、章法之美、分解之美。本书力图总结金圣叹形式批评的特点，探讨他如何透过形式把握文本意蕴，如何在艺术和科学之间寻求感注与理性的张力。

简介： 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文学理论批评家对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以及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和总结。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有自己产生的土壤，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自己的名家，有各种形态的理论著作，有自己特殊的范畴、概念和理论体系。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一种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形成，总是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宗教等分不开的。综观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能够形成体系并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的有三家，即儒家、道家和释家。儒家以孔孟为代表，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强调言志、载道，尚实用，重功利。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他们谈道论德，融宇宙人生为一体，在这些玄虚的论述中，触及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规律等一些重要问题，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艺术的审美思维相契合，这就形成了重审美、重艺术的一派。释家是外来的思想文化，它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哲学，一种理论。它自从汉代传入中国，就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特别是道家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的思想文化。在先秦，儒道和其他各家，竞相争鸣，自由发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道法诸家几乎被视为异端，而儒家的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研究成果也富。道家的哲学、美学、文学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道家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老庄虽然没有直接谈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但他们在谈哲学、政治、道德、养生等问题中，却更深层次地接触到一些美学和文学问题，在对社会现实和文学艺术的否定中，包含着对文学理论的深刻启示，他们对文学现象比儒家有着更为本质的理解。在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的美学观、文学观，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美学观、文学观，可以说是双峰对峙，二水分流，都是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头。儒家的文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固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构成了中国文艺传统中主导的一面，但是其中保守的成分却禁锢着文学艺术的发展。道家的美学、文学思想则对儒家的美学、文学思想体系起着冲击和解放的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道家强调的精神自由、超功利、重审美的文艺思想的追求，那么，中国的文学观念始终被束缚在儒家的明道、征圣、宗经、美刺、教化这些范畴内，艺术和艺术美学就不会有如此重大的成就和发展。因此研究道家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古文论的影响就有着重要的意义。二研究道家哲学对古文论的影响，主要是研究老庄哲学对古文论的影响。道家本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学派。“道家”之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其文称道家为“道德家”，列为九流之一。道家创始人为春秋末年的老子。他著有《道德经》，亦称《老子》。据《论六家之要指》所载，老子之后有杨朱，其学说是主张“重生”、“贵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反对墨子的“兼爱”、“尚贤”和孔子的伦理思想。杨朱之后，在齐国稷下出现了道家的几个流派，其中有主张“澹然与神明居”的“关尹派”（庄子《天下篇》曾把他与老子并列），有主张“情欲寡浅”、“见侮不辱”、“禁攻寝兵，救世之战”的宋钘、尹文派，还有主张“弃智去己，齐万物以为首”的田骈、慎到派等。这些学派在当时受各家的影响，其学说或杂有墨家的主张，或杂有法家的学说，不完全是道家之旨。例如田骈、慎到派，虽然庄子《天下篇》把他们与道家并列，司马迁的《史记·孟荀列传》说他们“学黄老道德之术”，但他们又倡导“法”和“势治”，主张“抱权处世”、“无为治天下”，要君主持权位之势以行法，所以荀卿又称他们“尚法”，而宋钘、尹文派的主张则与墨家相差无几。老子学说的传承者主要是庄子。《史记》以老庄同传，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老子之言”。老子学说经庄子创造性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所以后世称道家主要是指老庄学派。由于时代的不同，认识的差异，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在矛盾对立及其发展的问题上，清静无为的问题上，他们的认识就存在着差异。由于这些不同，在道家思想就呈现出复杂的现象。道家思想又是在与儒、墨、法、释等各家相互排斥、相互吸收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由于诸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对同一个社会现象就有不同的看法，对医治社会弊病所开的“药方”，自然也就大相径庭，因而各是其是，互相辩难。但由于他们又是同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利益和要求，而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儒、道、释的融合成为主要的趋势。例如，明代释德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老人梦游集·说〈学要〉》）。由于这种原因，就使得中国古文论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往往杂有儒、道、释各家的思想，一个理论概念，如“虚静”，儒、道、释都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这就又增加了辨析道家对古文论影响的困难。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注意了多方面的考虑和分析，以定其主次，辨其正误。三在学习研究中，我注意了以下几点：首先，探讨道家美学文学思想体系。在先秦，文学创作总的说来是不发达的，对于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亦少有，诸子的美学、文学思想一般地说都是在谈论哲学、历史、道德、社会等问题中表现出来的，而且都比较零碎分散，没有系统的美学、文学理论著作，老子、庄子也是这样。后世学者对老庄的研究，大都致力于他们的哲学思想，至于美学和文学思想的研究则比较少，而且对具体问题着眼多，对文学思想体系探索少，使人有难窥全豹之感。鉴于此，本书试图对老庄的文学思想体系作些探索。我们知道道家的哲学核心是“道”，“道”虽然是他们虚构出来的，但它却包含了自然、社会、人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给文学及其理论以宝贵的启示。从这一情况出发，我们认为道家的文学思想体系，也仍然是围绕着“道”展开的。以道为中心，以直观体知为基本思维方式，以自然论、虚静论、形神论、言意论为主要内容，以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为归宿，形成了对后世文学文论影响很大的道家文学思想体系。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探索、去理解，那么，他们关于美学、文学方面的见解及其内在联系，或许就较为易于掌握了。其次，把老子和庄子对后世文学及其理论的不同影响加以区别。老子是道家哲学的创始人，他把“道”提高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大大超过了殷周以来“道”的概念，在哲学上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在美学和文学思想方面的影响却不如庄子。老子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启示，而直接谈论的却很少。庄子则不同，他是孔子之后，同孟子一样，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人物。所不同的是，孔孟文学活动的对象是《诗三百》，这是前人创作的结晶，孔孟多从社会学和鉴赏论的方面进行阐释。而庄子文学活动的对象，是自己的散文、寓言，着眼点是自己的精神感受，因而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在创作方面。由于老子和庄子的这些不同，所以后人对老庄的研究，着眼点也就不同，在美学、文学思想方面往往重庄而轻老。本书试图加强对老子美学和文学思想的探讨，以便全面了解道家文学思想。最后，研究的原则。道家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民族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是中国思想文化一宗宝贵的遗产。这宗遗产又是过去时代的产物，打着时代的阶级的烙印，正确和错误并存，精华和糟粕互见。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在研究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原则，科学地加以整理，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借鉴的思想材料。那种忽视或蔑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盲目崇拜西方近现代某些哲学、美学、文学的态度和做法，是我所不取的。反之，不加分析批判地宣扬传统思想文化中消极有害的东西的行为，也不敢苟同。我们认为只能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它。一种文艺思潮，一个理论观点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学传统的等外部和内部的原因。本书探讨道家哲学对中国古文论的影响，力图与外国文艺现象中有关之点联系起来，通过分析比较，定其优劣，也试图看看现在我国文艺领域内所出现的新现象，所取得的新成绩，与道家的哲学、美学、文学思想有什么关系，探其源，究其实，对其作出科学的评价。

简介： 全书从具体问题入手，以规律概括为学术宗旨，点面结合，创作实践与审美意识并重，展示了中唐文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描述了唐代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观念的嬗变轨迹。书中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学术创新和价值：发掘出一些被一般研究者所忽略的文论材料，拓展了中唐文论的研究空间；深入地探讨了中唐文艺思想的理论渊源，在细致分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弥补中唐文论研究之薄弱环节；并关注中唐文学思想与其他艺术理论的关系，拓展了中唐文论研究的取材范围，揭示了中唐各文艺门类之观念的内在联系。

简介： 《笔法与中国文论》以《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关系为论题，从历史发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视角，以《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的渗透、中国文论对《春秋》笔法的接受为论域，在把握《春秋》笔法思想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对散见于各种文献典籍中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寻绎出中国文论中较为确凿的受到《春秋》笔法影响的因素，并进行分析、总结。既着眼于《春秋》笔法的思想内涵，又探析《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会通化成，从文化探源中寻求中国文化与文论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揭示其在现当代文学艺术中的普适性。

简介：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共四部分，一是古代文论研究，包括主题批评和文体批评关系研究、《诗品》中的诗歌批评、刘勰的文学史观、南朝乐府与宫体诗的关系、传统文论的特质及当代化的理论思考、传统文论的魅力及创新性阐释、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模式以及《文选》诗以“类”相分的形成与影响等研究。二是古代文学研究，包括中国古代诗歌的句法理论研究、柳永的的诗词研究、古代登临行为的古典文学意义研究、宋代诗话研究等。三是古典文献研究，包括对《游赤松记》的归属研究、唐宋八大家缘起、吕祖谦与唐宋八大家关系以及对《招魂》的考辨、《后汉书》、《艺文类聚》等文献的研究等。四是古代戏曲研究，主要是对《今乐考证》的戏曲史价值和张栻的入桂与文学创作研究。

简介： 本书是杨义先生的论文集，包括杨义先生对部级干部讲的《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及关于《论语》、诸子、李杜、苏轼方面的新稿等，是对杨义先生一向主张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理念的深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