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重组、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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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文化研究.第52辑》

出版日期：2023-09

字数： 1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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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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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重组、精神分析与都市症候

摘要：长久以来，都市批判理论致力于在“空间结构—尺度重组”的视野下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景观的变迁，这一方法源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动力学传统。然而，该传统在发生与复兴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空白期，城市研究也让位于强调分化的现代社会学和洞察个体心理的精神分析。现代社会的断裂和个体的心理变异，事实上与现代城市空间重组进程密切相关。将资本主义空间的动力与精神分析的驱力联结起来考察某种“梦的空间”，便有可能通往一种现代城市空间的病理学研究。

一空间“动力学”的发生与复兴

（一）“空间重组”下现代城市发展的进程与动力

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在反对分领域对城市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观点时指出，城市并非一个社会实体。相反，他坚持认为，城镇应当被视为“一种社会形式”。^[1]它意味着一种被高度凝聚和增强了的、更大的社会关系系统，其中涉及各种形式化的要素，例如规模、密度和多样性等。在这里，所谓城市的形式，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社会秩序构成属性”。^[2]然而，如果将城市看作被凝聚而成的社会关系总体形式，那么必定存在一种实质或力量——它能够解释城市及其空间如何被赋予了某种形状或意义。例如，列斐伏尔曾以“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概念说明存在两股形塑现代社会空间的关键力量，即现代资本主义积累的空间实践，以及现代国家施加于领土空间之上的暴力。^[3]二者经由经济领域（空间的私有化：空间作为标准化的、可分割以进行买卖的商品）和政治领域（空间的治理化：同质化的空间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共同实现了现代社会去差异化了的抽象空间的生产。在上述两方面中，前者表明了空间生产的根本目的，后者则是前者的重要中介因素。

以上述动力学视角切入现代城市问题，便有可能从某种静态的空间形式分析转向一种对空间进程的分析。在此，“动力”意味着一种形塑城市及其空间的独特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总体进程在城市空间中的集中和凝聚，反过来也会成为更大的社会进程的构成因素。类似的，列斐伏尔也曾表明，空间就是“社会性的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列斐伏尔强调，空间不仅涉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更关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由社会关系所支持，它既持续不断地生产着社会关系，又总是反过来被社会关系形塑。

在今天来看，这一动态的和建构性的观念，乃是后现代/当代马克思主义都市批判理论的关键基础。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指出，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只有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曾尝试将资本主义发展和城市发展这两个“进程性”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究。^[4]他认为，恩格斯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业化转向和现代工业城市形式之间的关联，同样看到了这一城市空间组织的变化与无产阶级的出现（及其生存境况）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大工业企业的出现显著地造成了资本、工厂和人员的高度集中，而这种集中“创造出了导致进一步的城市增长的动力”。^[5]根据卡茨纳尔逊的分析，恩格斯不仅注意到了城市空间的进程和动力，还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辩证的联结。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恩格斯对城市发展动力和进程的结合才终于收获了迟来的呼应。随着空间转向思潮的开启，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大卫·哈维（以“破坏性创造”为主要特征的）“空间整合”理论，以及尼尔·博任纳（Neil Brenner）在哈维“尺度”概念基础上发展的空间尺度重构理论等先后兴起。这些理论无不围绕着动力、不同动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探究资本主义积累逻辑主导下的社会空间重组进程，以及该进程所造就的特殊的地理—历史景观。